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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美国成为第一个宗教和政治明确分离的国家，成为第一个公职候选人接受任命时不用出示主日毕业证的国家，在法律上成为第一个人民可以随意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国家。
但是这里就象在奥地利（或是其他这种地方）一样，平民百姓比领袖们落后得多，领袖们稍微有一点偏离旧路，他们就跟不上趟了。许多州不仅继续给不属于主导宗教组织的百姓施加限制，而且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人仍然不容忍持异见者，好象他们从未读过一句本国宪法一样。对于汤姆·佩恩来说，所有这些不久就都降临到他的头上。
汤姆·佩恩为美国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宣传员。
从血统上讲他是英国人，职业是水手，在天性和训练上是个反叛者。
他访问各移民区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在伦敦时，他遇见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接受了“西行”的建议。一七七四年，他带着本杰明亲笔写的介绍信，启航驶住费城，帮助富兰克林的女婿理查德·贝奇创立了《费城公报》杂志。
汤姆是个老牌的业余政治家，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处在了考验灵魂的重大漩涡之中。不过他的头脑非常有条理。他收集了关于美国人不满悄绪的凌乱材料，把它们融入一本小册子中，篇幅不长，写得却很亲切。小册于通过一般“常识”，使人们相信美国的事业是正义的，应当得到所有忠心爱国者们同心同德的合作。
这本小册子马上就传到英国，传到欧洲大陆，许多人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有个“美国民族”，这个民族完全有理由，而且具有神圣的职责，向母国开战。
独立战争刚一结束，佩恩就回到欧洲，告诉英国人民统治他们的政府的种种蠢行。那时塞纳河两岸正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体面的英国人开始用非常怀疑的眼光观看着海峡对岸的情况。
一个叫埃德蒙·伯克的人吓破了胆，刚刚发表了《对法国革命的见解》。佩恩马上用义愤填膺的《人的权利》作为回击，结果英国政府通令他应为叛国罪而受审。
与此同时，他的法国崇拜者们选他进入国会。佩恩对法文一窍不通，却是个乐观主义者，他接受了这项荣誉，来到了巴黎。他在这儿一直住到受罗伯斯比尔怀疑为止。佩恩知道自己随时有可能被捕或砍头，就赶忙完成了他关于人生哲学的一本书。这本书名叫《理智时代》，第一部分是在他行将入狱时发表的。第二部分是他在狱中的十个月里完成的。
佩恩认为，真正的宗教，他称之为“人性的宗教”，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无神论，另一个是盲信主义。但是他在表达这个思想时受到了大家的攻击，一八○二年他回美国后，人们都以极大的仇视态度对待他，因而“又肮脏又可鄙的无神论者”的名声直到他去世后还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他没出什么事这倒是真的，既没有被绞死烧死，也没有在轮子上被分尸。只是大家都不理睬他，当他壮着胆子要出门时，大家就怂恿小孩子向他伸舌头，他去世的时候已经变成被人唾弃遗忘的人。他撰写了一些反对独立战争中其他英雄人物的愚蠢的小册子，用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对于一个好的开端来说，这似乎是最不幸的结局。
但这是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反复发生的典型事情。
公众的不宽容刚一发泄完自己的愤怒，个人的不宽容又开始了。
官方死刑己告终止，而私刑处死又问世了。
正文 三十 最后一百年
二十年前写这本书一定很容易。那时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不宽容”这个词几乎完全和“宗教不宽容”的意思一样，历史学家写“某人是为宽容奋斗的战士”，大家都认为他毕生都在反对教会的弊病和反对职业教士的暴虐。
然后战争爆发了。
世界产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得到的不是一种不宽容的制度，而是十几种。
不是对同伴的一种形式的残酷，而是一百种。
社会刚开始摆脱宗教偏执的恐怖，又得忍受更为痛苦的种族不宽容、社会不宽容以及许多不足挂齿的不宽容，对于它们的存在，十年前的人们连想都没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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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好人直到最近还生活在愉快的幻想之中，认为发展是一种自动时针，只要他们偶尔表示一个赞许，就不用再上发条，这想法似乎太可怕了。
他们悲伤地摇着头，嘟囔着“虚荣，虚荣，所有这一切都是虚荣！”他们抱怨人类本性所表现的令人讨厌的固执，人类一代接一代地受到挫折，却总是拒绝吸取教训。
直到完全绝望的时候，他们才加入迅速增长的精神上的失败主义者的行列，依附于这个或那个宗教协会（他们把自己的包袱转移到别人身上），用最令人悲哀的语调宣布自己失败了，并且不再参与以后的社会事务。
我不喜欢这种人。
他们不仅仅是懦夫。
他们是人类未来的背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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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到这里，解决的办法又应该是什么呢？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我们对自己要诚实。
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起码在当今的世界上是没有的，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要求立竿见影，希望借助数学或医药公式，或国会的一个法案，迅速而又舒舒服服地解决地球上的所有困难。但是我们这些习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的人，知道文明不会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而开始或消亡，倒感到还有些希望。
现在我们听到许多悲哀绝望的论断（如“人类一向是那个样子”，“人类将永远是那个样子”，“世界从未有过变化”，“情况和四千年前的完全一样”），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是一个视觉上的错误。
进步的道路常常中断，但是我们如果把感情上的偏见置于一边，对两万年来的历史作个冷静评价（仅就这段历史来说，我们或多或少还掌握一点具体材料），就会注意到，发展虽然缓慢，却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总是从几乎无法形容的残忍和粗野状态走向较为高尚较为完善的境界，甚至世界大战的硕大错误也无法动摇这个坚定的看法，这是千真万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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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具有难以置信的生命力。
它的寿命比神学长。
总有一天，它的寿命将超过工业主义。
它炫历了霍乱和瘟疫，残酷迫害和清教徒法规。
它将学会怎样克服许多扰乱这一代人的精神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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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谨慎地揭示了自己的秘密，它已经给我们上了伟大的一课。
人制造的东西，人也可以将它毁灭。
这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其次便是教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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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听起来象是老生常谈。最后这一百年来，教育灌满了人们的耳朵，甚至使人们厌恶这个伺。他们向往过去，那时的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但能用多余的智力偶尔进行独立思考。
我这里说的“教育”不是指纯粹的事实积累，这被看作是现代孩子们的必需有的精神库存。我想说的是，对现时的真正理解孕育于对过去的善意大度的了解之中。
在这本书中我已经力图证明，不宽容不过是老百姓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
一群狼不容忍一只与众不同的狼（弱狼或强狼），就一定要除掉这个不受欢迎的伙伴。
在一个吃人的部落里，谁的癖性要是会激怒上帝，给整个村庄带来灾难，部落就个会容忍他，会把他野蛮地赶到荒野。
在希腊联邦里，谁要是胆敢向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提出疑问，他就不可以在这个神圣的国度里久居，在一次可悲的不宽容爆发中，这位滋事的哲学家会被仁慈地判处饮一杯毒药，以此丧命。
古罗马如果允许几个无恶意的征热者去践踏自从罗慕路斯以来就不可缺少的某些法律，那它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而它只得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不宽容的事情，而这一点与它的传统的自由政策恰好背道而驰。
教会实际上是这个古老帝国版图上的精神继承人，它的生存全是靠最恭顺的臣民的绝对服从，因而它被迫走向镇压与凶残的极端，致使许多人宁可忍受土耳其人的残酷，也不愿意要基督教的慈悲。
反对神职人员专权的伟大战士总是处在重重困难之中，但是他们要想维持自己的生存，就必须对所有的精神革新或科学试验表示不宽容。于是在“改革”的名义下，他们又犯了（或者试图犯）自己的敌人刚刚犯过的错误，敌人正是因为这些错误才丢掉权力和势力的。
多少个时代过去了，生命本来是光荣的历程，却变成了一场可怕的经历，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的生存完全被恐怖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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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复一遍，恐怖是所有不宽容的起因。
无论迫害的方法和形式是什么，它的原因都来自恐惧，它的集中表现可以从树起断头台的人和把木柴扔向火葬柴堆的人的极端痛苦的表情中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一旦认清了这个事实，马上就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人们在没有恐怖笼罩的时候，是很倾向于正直和正义的。
到现在为止，人们很少有机会实践这两个美德。
但是我认为，我活着看不到这两个美德得到实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人类毕竟是年轻的，太年轻了，年轻得荒唐可笑。要求在几千年前才开始独立生活的哺乳动物具备这些只有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才能获得的美德，看来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
而且，它会使我们的思想出现偏差。
当我们应该有耐心的时候，它使我们愤怒。
当我们应该表示怜悯时，它使我们说出刁钻刻薄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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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这样一本书的最后几章时，往往有一种诱惑力，那就是去充当悲哀的预言家的角色，做一点业余的说教。
千万不能这样！
生命是短暂的，而布道却易于冗长。
用一百个字表达不了的意思，还是不说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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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一个重大错误而问心有愧。他们高谈阔论史前时代，告诉我们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代，信口胡诌一段假设的黑暗时期，还创作了歌颂比过去繁荣昌盛十倍的现代生活的狂想诗。
如果这些学识渊博的博士偶然发现人类的某种情况似乎不适合他们巧妙组成的那幅画面，他们就会说几句低声下气的道歉话，嘟嘟囔囔地说，很不幸，这种不理想的情况是过去野蛮时代的残余，但时机一到，这种情况就会象公共马车让位于火车一样，全都烟消云散。
这听起来倒挺悦耳，但不是真实的。它可以满足我们的自尊心，使我们相信自己是时代的继承人。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古时住在山洞里的人的当代化身，是叼着香烟、驾驶着福特汽车的新石器时代的人，是坐着电梯上公寓大厦的穴居人——那对我们精神健康倒更好些。
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向那个还隐藏在未来山岭中的目标迈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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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这个世界还被恐怖所笼罩，谈论黄金时代，谈论现代和发展，完全是浪费时间。
只要不宽容是我们的自我保护法则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求宽容简直是犯罪。
等到象屠杀无辜的俘虏、烧死寡妇和盲目崇拜一纸文字这样的不宽容成为荒诞无稽的事，宽容一统天下的日子就到了。
这可能需要一万年，也可能需要十万年。
但是，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它将紧随人类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征服自身恐惧心理的载入史册的胜利——而到来。
正文 后记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幸福
出版商给我写信说：“《宽容》一书出版于一九二五年。现在已经快成古典作品了，我们想搞一个普及本的永久性版本，重新定一个‘大众化的价格’”。如果他们要对原作作必要的安排，我还愿意写最后一章吗？也许我可以试着尽力说明，宽容的理想在近十年内为什么这样惨淡地破灭，我们如今的时代为什么还没有超脱仇恨、残忍和偏执！这一切肯定有原因，如果的确有，而且我也知道的话，那我可以讲出来吗？
我回答说，解剖美丽的宽容女神的尸体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却是应该做的，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下一个问题是，我应该在哪一页与十五年前写的这本书告别，开始写后记呢？
出版商建议我删去最后一章，因为结尾部分是崇高的希望和欢呼。关于这一点他们无疑是对的。的确没什么可高兴的，用《英雄》中的葬礼进行曲伴随我的结束语，比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充满希望的大合唱更合适。
不过细想之后，我觉得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我和出版商一样，对前景都很悲观。但是这本书还要留在世上许多年，我想唯一公正的方法还是让下一代知道，一九二五年怎样激起了我们对更幸福更高尚前程的憧憬，而一九四○年又是怎样彻底打破了这些光辉的梦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才导致这场可怕的灾难。
经过几次通信后，我说服了出版商，使他相信我还是通情达理的，下面便是我给出版商写的内容，作为《宽容》的最新、也是最后一版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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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七年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丑巫婆的大锅”，人类所有的邪恶弊端全部汇集在里面，成了大杂烩，它会毒死我们所有的人（除非我们发明一种又快又灵的解毒药）。我仔细研究了倒入这个呕人的容器中的各种成份，也不厌其烦地观察了对这个可恶的大杂烩负主要责任的那些人。那个大杂烩臭气熏天，正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蔓延，我和其他住在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民主国家中的人一样，看到下等的厨房仆人居然被那么多人拥戴，真是大惑不解。这些下等的仆人不但因为这令人作呕的大杂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