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本书所写的闻一多先生。
本书作者是闻先生的学生，对闻先生有深切的了解。本书封面是闻先生儿子闻立鹏所作，那一支燃烧着的红烛有双关的含义。
陈
宋代散文的杰出代表苏轼
继欧阳修之后领导宋代古文运动取得完全胜利的是苏轼。他的理论主张，为散文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他的创作实践，体现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
苏轼是沿着欧阳修开辟的道路前进的。他对唐末五代直至宋初散文发展的弊病看得很清楚。他说宋初诸人反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但是“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以致造成“馀风未殄，新弊复作”①。基于这种认识，就要同时向浮艳和艰涩两种倾向进行斗争，这就不能不走欧阳修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路子，就不能不在散文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作新的探索与开拓。苏轼终身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长期用各种文学样式尤其是散文参加思想论争，又善于“转益多师”、广泛学习和继承前人的有益经验，因而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历史时代赋予的任务。
在北宋中期的具体环境中，苏轼散文创作的特点是突出地重视“文”。他鄙视那种“程式文字，千人一律”②，而认为好文章“如金玉珠贝”③，“如精金美玉”④，因此，他议道论文，远异于柳开、石介诸人，亦不同于欧阳修、王安石。他说：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⑤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辞者，达是而已矣。⑥
这两段文字，从创作的全过程着眼，把苏轼心目中的“道”、“文”及二者的相互关系讲得很清楚透辟。他这里所说的“理”、“妙”就是“要言妙道”的“道”。他讲的道，不局限于孔孟儒家之道，而是指的“物固有是理”的理。他曾说：“日与水居，十五而得其道”⑦；又说：“古之学道，无自虚空入者。输扁轮，偻承蜩，苟可以发其智巧，物无陋者”⑧。所以，他说的学道，就是求“通万物之理”⑨，这样来理解道，近于《韩非子·解老》所谓的“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由此出发，他结合创作过程的三个阶段来讲“文”：第一阶段，是“求物之妙”、对“物固有是理”的认识阶段。如学游泳之“日与水居”，学画竹之“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⑩。第二阶段，是对物象物理“了然于心”，即“得成竹于胸中”（11）的阶段。这个“成竹”，当然不是对自然竹的简单表象，而已是主客观统一的形象思维的产物，是存在于作者头脑中的艺术半成品。这一点，在苏轼以前的宋人中没有人讲到过。第三阶段，是“了然于口与手”、“达之于口与手”的阶段，即用语言文字将头脑中的物象物理表达出来而成为文章。这三个阶段都要毫无缺憾地完成才是苏轼所说的“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12）的“文”。这样来谈文，也是此前宋人中没有一个能窥见的。苏轼对“文”所悬的标准甚高，正是反对浮艳与艰涩两条战线作战的需要。因此，他还就丰富的创作经验，对“辞达”的问题从三方面加以剖析申说。第一，“了然于心”的人，不见得能“了然于口”，因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是不成立的，只有“德之发于口者也”（13）。而要能发之于口，必须下功夫钻研学习：“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14）。这就明确提出，只有勤学苦练，才能解决“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的矛盾。第二，怎样才算“了然”，了然的标准就是“随物践形”（15）。客观的物象物理能具体呈现于胸中，才算“了然于心”；胸中之物象物理能准确地表现在文中，才算了然于口与手。第三，从了然于心到了然于口与手的推移，是“不能不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的过程，如“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16）。对于这个创作中的兴会问题，东坡曾以画家孙知微在成都大慈寺作壁画时的创作状态（17）为例，予以形象的表现。又曾将其父苏淘《仲兄字文甫说》中风水“相激成文”的观点括为一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18）这里实际上已涉及创作过程中主体的修养和客体的感触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了。论文而不局限于儒家之道，求“物固有是理”而了然于心，再到充满勃郁之后而了然于口与手，所以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这样的创作境界是那些空言载道及“以艰深文浅陋”者流无法体会的。
苏轼创作包罗宏富，正是他上述理论的绝好证明。他一生于散文用力勤，作品数量大，体裁多。由于他积极从政，洞悉历史，为人正直，品德优良，对当时社会的各种重大问题，都敢于直说自己的意见，故其政论和史论大都雄辩滔滔，气势纵横，结构多变，语言明快畅达而尤长于形象地说理，明显地继承了《战国策》、《孟子》、《庄子》及贾谊、陆贽的优点。苏轼行文，比韩愈平易，比欧阳修条畅。而他的思想特点是主儒术而不为所迁，杂佛老而不为所溺；立身行事，勤于政事，肯定人生，积极乐观，胸次广阔。因而，他的其他样式的散文，如书信、记、序跋、随笔等等，大都是叙述、描写、抒情错杂并用，随意挥洒，笔酣墨畅，兼有魏晋文风的自由通脱而又自是唐宋文的明白简练。诗情画意，触处皆是；覃思妙理，一出自然。确如他自己所谓“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19）。明人王圣俞在选辑《苏长公小品》时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笔记录便是文”（20）。总之，苏轼散文吸取了前代传统的重要优点，体现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积极成果，把散文的文学性、实用性、通俗性都推进一大步，不能不说是对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巨大贡献。
苏轼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均以散文著称。苏洵文字雄奇坚劲，议政议军，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苏辙文章不如乃兄才华横溢，然亦做到“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21），在宋代散文中也是能够独自树立的。
宋代古文运动，至苏轼而告胜利完成。和欧阳修一样，苏轼也比较注意奖引后进，为青年人开路。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以及陈师道、李等，都是北宋后期文坛知名之士。他们的成就虽不全在散文，然而他们的理论都毫无例外地深受苏轼影响。他们的散文创作，也都是沿着欧、苏的道路前进的。
（本文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宋文选》一书的前言的一节。该书由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前言的执笔者是张志烈同志。）
① 苏轼：《上欧阳内翰书》。
② 苏轼：《答王痒书》。
③ 苏轼：《答刘沔书》。
④ 苏轼：《答谢民师书》。
⑤ 苏轼：《答谢民师书》。
⑥ 苏轼：《答俞括书》。
⑦ 苏轼：《日喻》。
⑧ 苏轼：《送钱塘聪师阅复叙》。
⑨ 苏轼：《上曾丞相书》。
⑩ 苏辙：《墨竹赋》。
（11） 苏轼：《谷偃竹记》。
（12） 苏轼：《答王痒书》。
（13） 苏轼：《范文正公集叙》。
（14） 苏轼：《谷偃竹记》。
（15） 苏轼：《文说》、《书蒲永升画后》。
（16） 苏轼：《江行唱和集叙》。
（17） 苏轼：《书蒲永升画后》：“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
（18） 苏轼：《琴诗》。
（19） 苏轼：《文说》。
（20） 见其批《书天观壁》语。
（21） 苏轼：《答张文潜书》。
美国朋友的一封来信
美国玛丽·马尔兹·米诺去年送给北京图书馆一部和她的妹妹合著的《美国印第安人的手工艺》。北京图书馆回赠了《中国沙漠治理图片集》（科学出版社英文版）。今年米诺寄来一封谢信，信中说：
“我们出生在纳布拉斯加州，这个州西部的土地同你们那本书中的几幅图片的景致十分相似。我们管它叫‘沙丘’，是一片风吹积成的固定沙丘，牧草稀疏。纳布拉斯加州西部的斯考兹布罗夫市镇附近有风蚀石，跟你们书中那张黑白照片所呈现的‘风蚀柱’极为相似。在纳布拉斯加州，人们管这类柱石叫作‘烟囱石’，是一种指引我们的先驱们的车队朝西部行进的明显标志。
“书中的图片极为精美，我特别对于那些显示中国在改造利用沙漠荒地方面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的图片感到兴趣。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去访问那些地方。
“一些防护林带必定象纳布拉斯加州某些乡村道路两旁所安置的挡雪栅那样起相似的作用。那些挡雪栅是用铁丝把笔直的窄条板缚结起来的，一般高四，设置在路边上。冬天常起暴风雪，这种挡雪栅即可抵住暴风雪，或使它减速。这也可以使雪堆积在挡雪栅前面，而使道路畅通无阻，免于积雪。
“我不知道风沙冲击防护林带会出现什么情况。风沙自行消散，还是堆积在防护林带边缘？我过去一直不知道中国在改造利用沙漠方面已经取得这样大的进展。我曾看到过山峦上的梯田图片。鉴于世界上有那么多广垠的沙漠地区，仅仅这一点看来就是对于将来世界的粮食供应和和平作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梅
郭沫若——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下）
历史人物的翻案
郭老关于历史人物的评论，专集有《历史人物》、《李白与杜甫》。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一些历史人物的翻案文章。
一切剥削阶级的历史学家，由于他们的唯心史观和剥削阶级的偏见，也由于他们的政治需要，总不能客观地、历史地来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常常把历史颠倒了。郭老是无产阶级的史学家。他对于历史人物，总是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阶级斗争中去考察，拨开种种历史的假象和迷雾，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我们且举几个著名的例子。
殷纣王。过去的史家说，他征逐于酒池肉林，通宵达旦，作长夜之饮。说他行炮烙之刑，残酷得很。说他连年征战，穷兵黩武。总之，殷纣王被认为是十恶不赦的暴君。“助纣为虐”，已经是大家惯用的成语。可是郭老研究殷代的历史，从文献和卜辞中发现殷纣王帝辛和他的父亲帝乙，曾大规模地经略东南，把殷代高度发达的文化浸润到淮河下游。后来，“在今江苏西北部的宋国，长江流域的徐、楚，都是殷的遗民或其同盟民族所垦辟出的殖民地”。郭老在1935年写的《驳·殷末的东南经略》中论述了这段历史后说：“象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末经营东南，“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当然，历史现象常常是矛盾的、复杂的，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所以郭老在另一个地方指出：“殷人之所以致败，主要是帝乙、帝辛经略东南夷的征战上流血过多”，“殷纣王用俘虏兵对敌，卒致‘前徒倒戈’，遭了失败。”“其次大约殷人好酒，生活腐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后来，郭老在《今昔蒲剑·论古代文学》和1959年写的《观圆形殉葬坑》诗，还一再论及殷纣王的功绩。他在诗中说：“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但如溯流探其源，实由殷辛开其初。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
秦始皇。郭老骂过秦始皇。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象上文撮述的，郭老主要分析了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思想，说他是“一位极端的秘密主义者、极权主义、实行万世一系的人”。1942年写的剧本《高渐离》，对秦始皇的专制、独裁、暴虐，更是淋漓尽致地加以痛斥，甚至“过分毁蔑”。郭老笔下的秦始皇，就是当时的法西斯独裁者蒋介石。这在当时，是对蒋介石的一种斗争方式，用心是良苦的。解放以后，郭老对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和地位，就充分给予肯定了。1951年，他在《由说到悲剧精神》中便对秦始皇作出了全面的、历史的评价，既肯定了“秦始皇的统一中国是他对于历史有贡献的地方”，又指出他的暴虐，“失掉了人民的支持，故仅仅十三年秦朝便垮台了。”他在1956年7月写的《高渐离·校后记之二》中还说：“我写这剧本时是有暗射的用意的，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于秦始皇的处理很不公正。秦始皇是一位对民族发展有贡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哪能和他相比！”在前引1959年写的诗中，盛赞秦始皇“其功宏伟古无侔”，同年写的《替曹操翻案》，也呼吁要为秦始皇翻案。1961年的《读札记》专门写了一节《论秦始皇》，驳斥袁枚的污蔑。郭老说：“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其焚书最多者实为楚霸王，”“何能归罪于秦始皇耶？”“秦始皇毁兵器而为钟，不更有偃武修文，卖刀买牛之意耶？”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其中《秦始皇统一文字》一节，一再称述秦始皇用政权力量改革文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