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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十年代曾任生活书店总编辑的张仲实同志回忆：
“韬奋同志在接办《生活》周刊以后，非常重视读者来信，特设‘读者信箱’栏，用‘信箱’方式给读者解答各种问题。……韬奋对读者来信，都认真予以答复。他对于处理读者来信，从来不认为是麻烦事情，而且感到莫大乐趣。他自己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他还说：‘当时我们的答复（读者来信）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不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这样，《生活》周刊就同广大的读者建立了密切联系，从而获得了千百万读者的同情和支持。”
这番话，非身历其境的过来人是不会体察的。
我们知道，韬奋同志一向是忙人，从看稿、改稿、发稿到看清样，他都事必躬亲，一手经营。抗战时期，他担任参政员，社会活动也多起来了，而《抗战》是三日一发刊，编辑工作异常紧张，天天不闲着。他这时奔波于汉口、武昌之间，自己又要写稿，却还挤出工夫阅读来信和回信。他对我的每次去信，都是有答复的，即使有时事忙，也口授意见由人代笔，他审阅信稿后，在信尾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发出。（据了解，当时生活书店人手并不多，不象现在有的报刊编辑部有百十来个工作人员。）这样，使读者或作者亲切感到刊物是自己的，而编者——作者——读者之间水乳交融。刊物真正反映群众的要求，得到群众的支持与信任，它才能在群众中扎根，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使我感触至深的是韬奋同志对作者的信任和对作者劳动的爱护与尊重。当他知道我即将去二战区山西八路军总部驻地采访，便建议我趁便上延安访问，取得关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手资料，并邀我为《抗战》三日刊的特约通讯员。1938年四、五月间，我在这个刊物上连载的《边区实录》，都经过他亲自斟酌改定然后发稿的。他改稿的原则是宁删节而不增益，使文字更洗炼而不以辞害意。我读了发表的文稿，自己就能体会为什么要那样修改，对提高思想水平和写作水平很有受益。至于不用的稿件，在退稿时，也决不采用冷冰冰的打印退稿信，以“来稿不合本刊要求”一类套语打回票，而是用手写的信函说明退稿原因，建议怎样修改后试投某某报刊。韬奋同志是十分爱护与尊重作者的劳动的。据有的同志回忆，在敌机空袭时，他别的可以不管，总是首先抱着作者的稿件走进防空洞。韬奋同志认为，作者的文稿是报刊首要的财富。1938年六月，我从广州寄去一篇关于广东人民抗日武装的报道和评论，历时三个月尚未见发表。我想，一定是稿子质量不合格，退了回来，而当时长江中游战事吃紧，生活书店忙于西迁，邮件中途遗失了。不久，我又去了沦陷敌后的上海工作，十一月间辗转在另一个刊物上发现转载该稿，才知道原稿已由韬奋同志于兵荒马乱中亲自携往重庆，在《全民抗战》的某一期上发表了。这事情虽小，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却远远超过这篇微不足道的文稿本身。从兹十几年过去了，解放后，我担任某单位的机关刊物的编者，回忆往事，萦怀故人，心情久久不能平定。
舒諲
《何其芳诗稿》
本书是作者于1952年至1977年所作新诗和旧诗的结集。
新诗部分，有抒发对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祖国的情意的，如《听歌》、《回答》；有回忆革命战争年代和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如《北京的早晨》、《我好象听见了波涛的呼啸》；有悼念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有控诉万恶的“四人帮”的；等等。
作者于1963年开始发表旧诗——七绝，1975年以后又写了一些七律，本书共收55首。
本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附有作者的照片和手迹。作者爱人牟决鸣同志为本书写了后记。
马
忆吴晗
我以记者编者的身份和吴晗同志相识，是一九四六年七月的事。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正磨刀霍霍准备大打的时候。日本投降，毛主席到了重庆，周副主席奔走于沪宁道上，各地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昆明是西南联大所在地，民主人士集中，思想活跃，国民党极为仇视。这里特务活动猖獗，白色恐怖严重。一九四五年底就发生了一二一屠杀于再等四人的大惨案。一九四六年夏继七月十一日暗杀李公朴之后，十五日闻一多又遭毒手。
我那时正在我党《新华日报》上海筹备处工作，国民党不批准出报，我们就出版了《群众周刊》，起了代替报纸的作用。一天领导同志告诉我说，闻一多被暗杀了，他的好朋友吴晗刚到上海，你赶快去组织他写一篇悼念文章。我连忙按告诉我的地址找到了吴晗路过上海临时住的朋友家。那时正是夏天，气候炎热。我说明来意，他就搬来了一张小桌放在院子阴凉处，磨墨展纸，边哭边写，我就坐在他旁边等着他写。这就是《哭一多父子》那篇文章。这时好象是闻一多遇害的第二天，当时得到的消息仅仅是初步的情况：闻一多中弹倒下去的时候，陪着一同出去的闻立鹤，立刻扑上去，想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他爸爸。但是，特务的枪弹把他打翻，立鹤身中五弹，肺部被打穿，一颗子弹离心脏只有半寸，右腿被打断了，伤势十分严重。他被送进危重病人的单间，看来是无可救药了。反动派暗杀了闻一多，还想夺去这年仅十八岁的生命。从继续传来的消息，才知道立鹤死里逃生，居然得救了。现在留传下来众所周知的这篇文章的题，就是删去了《哭一多父子》中的“父子”二字，成了《哭一多》。解放后还选入语文教材。
吴晗对我党报纸的编辑记者，一直是另眼相待，视为自己人，推心置腹，极为亲热。解放前在蒋管区这样，解放后仍然这样。凡是党报党刊约稿，他就撰写遵命文章。象这篇《哭一多父子》，就是当时应约，当时写，当时交稿。我们收到稿子就马上编、马上排、马上印、马上把这个有悼念特辑的杂志送到读者手中，向国民党投掷了有力的一枪。吴晗写出这篇感情洋溢，激动人心的悼文，固然由于他和闻一多交谊深厚，并肩战斗多年，更是由于对国民党的高度仇恨，和对我们共同事业的热爱才能写得如此感人。
也就是在那次约稿后不久，有一天在西藏路口红棉酒家的一次招待会上，吴晗对我悄悄地说：这是替你们请客。这就是说，在为党做工作。我那时也不知道他是否党员，可是他名义上却以民盟身份出现，为我党做了许多普通党员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贡献。吴晗为党传书递信，输送青年和上了黑名单的进步人士去解放区。甚至个别党员同志在遭到危险时，也通过吴晗的关系回到解放区去。他还抄收解放区电台的广播，油印了散发出去。在昆明、在上海、在北平，他都曾经是一个很可信赖，善于应付各种复杂危急情况的党的地下联络员。
白色恐怖严重，处境极为险恶，战友一个个倒下去，吴晗仍然无所顾虑地继承他们未完成的事业。在解放前夕的北平，他仍然是在教授中反蒋、支持民主运动的最活跃的分子。讲演、发通电、写宣言、找人签名、开座谈会、写文章、出刊物，忙个不停。这时我正流亡香港，在那儿还从北平寄来的地下刊物上看到他写的文章。由于他特殊的文风和文体，虽然化了名发表，也还可以从中认出他来。象他这样硬铮铮的汉子，是绝不会被无声手枪吓倒的。他同样具有闻一多那样明知有危险仍要做、仍要去的精神。我们虽远在香港，可是却很为他的安全担心。他一直坚持到一九四八年“八·一五”大逮捕以后，清华遭到搜查，实在无法开展工作，非走不可，才离开清华园。
一九四九年初，在刚刚解放了的北平，我们又重晤了。当我到他家书房时，他拿出他的手稿《朱元璋传》给我看，并说这部稿子，在他进入解放区平山时已经送给毛主席审阅过了。并向我描述了毛主席接见他的情景，转述了毛主席对这部书稿的意见，言谈中充满了敬佩之情和幸福感。
解放初期八、九年我在编内部刊物，没有去找他写文章，甚至搞书评杂志、搞报纸副刊编辑工作时，都没有去找他写文章。总误以为他地位不同了，不会再写文章。其实是我错了。
一九五七年，我在一家报纸工作，所经手组织的杂文几乎都遭到了批判。我联系的杂文主要作者纷纷被打成右派分子。我这个走名家路线的编者也就登时失去了衣食父母。可是工作还要做下去，副刊也还在天天出版，杂文还要找人去写。在那文网大张，文字狱大兴的日子里，人人视写杂文为畏途。在这组稿工作艰难，走头无路的时候，才又重新想到吴晗。约请他写些文章，打算在报纸上开辟一个专栏“读书札记”，以打破寂寞的空气，也免得每一篇都要跑出去组织的麻烦。搞“读书札记”当时也是担风险的，因为很容易“厚古”，而陈伯达当时正在拿这个“厚古”的棒子到处找人打。然而，吴晗同志勇敢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开辟这个专栏之后反应还好。读者反映不去说了，同业反映极为强烈，有的报社来问作者刘勉之是谁？我们未便保密，告诉他们就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并代为介绍去找。以后吴晗就为该报另外写了一组文章：《古代的战争》、《古代的斗将》、《斗将的武艺》、《阵图和宋辽战争》、《明代的火器》等等。有的出版社也来人，说这个专栏告一段落时，他们要汇集出书。问作者是谁，好去联系预约。后来果然出版了，这就是《灯下集》。
自此以后吴晗为报纸刊物写文章的兴趣特浓，劲头越来越大，越写越多，如泉水一样流个不停。一九五八年，正是吴晗同志解放后写作最旺盛的时期。他在《一个倡议》一文中说：“这一年，全民大跃进的一年。我写了十万字左右的杂文，预备出一本杂文集；编了解放前写的一部分杂文，题名《投枪集》，不久可以出版。”不但写的多，而且出了书，连解放后八、九年一直没有出、没想出的解放前写的杂文也整理出版了。反右后的一九五八年不是很多杂文作者都搁笔的年代吗？别人都不写了，吴晗反而大写特写杂文，打破沉寂空气，在报上三天两头有他的作品出现。笔名真名并用。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新建设》、《前线》、《历史教学》、《戏剧报》上都可以找到吴晗的文章。
“为什么过去九年写得很少，这支笔几乎重得不能使了呢？”吴晗这样问自己。九年指的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这九个年头。解放了，吴晗搁笔了，他自己的答复是：“因为还有些思想问题，自己原谅自己，工作忙，写不了，其一也。即使有时候有点时间，但很零碎，今天写几行，隔多少天再接着写，文气不贯，写不好，索性等有时间再写，其二也。更主要的是以为自己并非作家，写作是作家们的事，干吗不度德，不量力呢？其三也。还有，业务水平不高，理论呢，更谈不上，不写——横竖没有写的任务，可以藏拙，写了出了错，反而受批评，畏首畏尾，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四也。”总起来他认为：“这八九年来，原谅自己多了一些，写得就很少。”然而吴晗并没有一直原谅自己，以后他写了，并大写特写。
吴晗同志是在许多有才华的杂文作者被打成右派之后才重新在寂寞的文坛上出现的。所以有这么一段八九年的几乎近于写作上的空白。除了他自己说的原因之外，从客观上说，恐怕报刊编辑没有去逼他写、挤他写也是一个原因。我想我们作为报刊编辑组稿者也要负一定责任。不过反过来说，如果在一九四七年以及反右前夕写多了，吴晗很可能因杂文而获罪，成为“书生之累”。如果那样，就可能不会有《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那几本杂文集问世，甚至连解放前写的文章汇编成的《投枪集》也不会在一九五九年出版的。
吴晗写文章信手拈来，真是古为今用的能手。他曾在《春天集》序里说，“读了几十年的历史，似乎养成了一种癖好，不管什么题，总得扯上一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