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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是：如张向天同志认为“幽岩”是“鲁迅先生在花园庄所住的简陋狭小的住室”；③王延龄同志认为，花园庄这家“旅馆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的高大的钢骨水泥建筑，宛如悬崖陡壁横亘在前，使这家旅馆阴暗犹如幽谷”。④也有的同志认为，“幽岩”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小楼”。对于这些解释，近于机械的比喻，把原诗丰富的内涵简单地归结为生活记录。这样来解诗，势必要把“诗美”杀掉。
第三种情况是，认为“幽岩”就是“如醉”的“故乡”。这是最近由周振甫同志提出来的，他说：“《送O。E。君携兰归国》里说：‘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这个故乡，就是‘独托幽岩展素心’的‘幽岩’，也就类似‘水碧沙明两岸苔’的‘潇湘’，但因为‘故乡如醉’，那里在反动派的压迫下‘有荆榛’，也就是使人‘不胜清怨’，所以‘岂惜芳馨遗远者’，让它离开‘幽岩’。”⑤我觉得这样解释，对“托”这个字未免忽略了。“托”是“依托”的意思，这样，“独托幽岩”就成为独自依托“如醉的”“故乡”，这恐怕是不符合原诗的意思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对“幽岩”这个词作这样或那样的解释，“独托幽岩展素心”这一句用的是一个很常见的典故。“素心”一语双关，既指“本心”或“本意”，如江淹诗：“素心本如此”；素心也指素心兰，即兰花的一种。“独托幽岩展素心”整句诗用的是空谷幽兰这个常见的典故。不知道各家何以都不从典故来解释这句诗？是忽略了，还是别的缘故？这也是我把我的看法写出来希望指正的原因。
诚然，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李商隐“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致杨霁云信》，1934年12月20日）这里，鲁迅不满意的是“用典太多”，即“掉书袋子”，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在诗中运用典故。写旧诗用典是很普通的，在鲁迅的旧诗中就有不少典故，而且从鲁迅修改的诗句来看，有的时候还有意用典。比如“破帽遮颜过闹市”这一句，“破帽”原本写作“旧帽”，后来改成“破帽”，为什么要改呢？原因就在于“破帽”是有典的。在古代的诗词中，有不少诗人用“破帽”来自嘲，比如辛弃疾《贺新郎》中的“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间微雪，要破帽多添华发”；黄遵宪的“青鞋破帽无光，时或彳亍书贾坊”（《别赖芸云同年》）。这里的“破帽”也都含有自嘲的意味。鲁迅把“旧”字改成“破”字，一字之改，正说明他熟悉典故，有意用典，使之符合写作旧诗的要求。因此，解释鲁迅的旧诗，从典故上来考虑不能认为如有的同志所说的是刻意求典，还是很必要的。对于鲁迅诗歌中的典故我们先要弄清典故的原意，然后再分析鲁迅怎样用典，有没有赋予新意；当然，这里必须结合写作的时代背景，鲁迅当时的思想来研究，这才较为确凿。
所以，我认为对“独托幽岩展素心”这一句应当从空谷幽兰这一典故来考虑，从而作出解释。实际上鲁迅在这句诗中也是有意用典的。这一典故出自蔡邕的《琴操》：“孔子聘诸侯莫能任，自卫反鲁，隐谷之中，见香兰独秀，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乃上车援琴鼓之，自伤不逢时，托辞于香兰云。”（《艺文类聚》卷八）典故的原意是孔丘感叹贤者“不逢时”，但是后来历代诗人运用这个典故时，意思却有了变化，把兰与松、梅、菊、莲等并列，作为坚韧不拔、忠贞不渝的象征加以吟咏。比如李白在《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一诗中写道：“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黄仲则也有诗云：“风致菊艳霜，诗境梅破冻；莲思火地开，兰拟幽谷种”。（《赠陈秋士》）另外，述可举一些例子，但这里就不列举了。历代诗人对于兰的这种吟咏，鲁迅无疑是很熟悉的，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具有很高的修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我看来，鲁迅在“独托幽岩展素心”这句诗中运用空谷幽兰这一典故，没有赋予特别的含义，仅仅是利用历代诗人咏兰的传统含义所唤起的意境，来为现实斗争服务，表示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鲁迅和其他革命者始终坚韧不拔，忠贞不渝的高尚品质，和战斗到底的决心。
这首诗写于1931年2月12日，时间在柔石等烈士被秘密杀害后五天，地点在鲁迅避难的花园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消息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鲁迅不可能立刻得到柔石等烈士就义的消息。因此，在写本诗时，鲁迅可能还不知道柔石等就义消息，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柔石等革命青年被捕，鲁迅估计一定凶多吉少。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那时候不说也可以知道，被捕者是没有被释放的希望的，谁也不会存什么幻想。”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鲁迅就以写作这首《送O。E。君携兰归国”，“就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鲁迅语），以抒发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和压在他心头沉重的感情。因此，本诗与柔石烈士有关，而不是如鲁歌同志所说的与杨开慧烈士有关。
在“故乡如醉有荆榛”的恶劣政治条件下，“椒焚桂折佳人老”了，“独托幽岩展素心”，空谷幽兰仍然鲜艳怒放，这里主要是鲁迅自己的言志，述怀和自白，但是也写出了革命者的崇高品质。这里的“独”不是“孤独”，在抒情诗中，革命诗人的“我”一般是代表着广大的革命者，寓共性于个性之中。因此，从“独托幽岩展素心”这一句，既表示了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也使人看到广大革命者高尚品格的写照。诗中的“幽岩”与“故乡”也不是互文同意，从这点上讲，把“幽岩”解释成“故乡”也是可商榷的。至于把“幽岩”作简单的比附，似乎也都是与诗的原意不相符合的。
① 鲁歌：《杨开慧同志的就义和鲁迅的几首诗》，《天津师院学报》，1977年第四期。
② 倪墨炎：《鲁迅旧诗浅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75页。
③ 张向天：《鲁迅旧诗笺注》，广东人民出版社版第57页。
④ 王延龄：《浅谈如何解释鲁迅诗歌》。
⑤ 周振甫：《关于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⑥ 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38页。
陈江
鲁迅和章锡琛
赵景深先生在《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支持》（《新文学史料》一，47页）里说：“我在海丰中学教了半年语文，就回到上海。当时章锡琛本来是在商务印书馆编《妇女杂志》的，据说商务为了该刊登了性知识，认为猥亵，批评了他，他就辞职出来，自己办了《新女性》，又开了开明书店。”赵先生的“据说”，想是听来的，有不够确切的地方，这里想补充一下。
五四运动后，在反封建礼教的呼声中，关于性道德问题引起了一些人的重视和讨论。一九二五年一月的《妇女杂志》上，周建人同志发表了《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章锡琛发表了《新性道德是什么》。主张一种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新的科学的性道德。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大学教授陈百年（大齐）在三月十四日《现代评论》第一卷十四期上发表《一夫多妻的新护符》，抹煞周、章两文中主张“男女平等”、“不能把异性的一方作为自己的占有物”的积极方面，把两文曲解为“一夫多妻的新护符”。陈百年的文章发表以后，商务就不让章锡琛主编《妇女杂志》，把他调到国文部去。周、章两位写了《答》、《驳陈百年教授》两文，已经不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就把两文投到《现代评论》。《现代评论》把两文大加删节，排在《通讯栏》里，把题目改为《恋爱自由与一夫多妻》、《新性道德与多妻》，副标题是《答陈百年先生》。同时，在正文里发表了陈百年《答章周二先生论一夫多妻》。刊在五月九日《现代评论》第一卷二十二期上。周、章两位怕《现代评论》不登他们的文章，又另抄一份寄给鲁迅。鲁迅看到《现代评论》那样对待周、章两位的文章，就把两篇全文在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上发表了，还在《编完写起》里说：“诚然，《妇女杂志》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惊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鲁迅又说：“但待到看见印成的《现代评论》的时候，我却又决计将它登出来，因为比那挂在那边的尾巴上的一点详得多”。“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不像论是非，莫明其妙。”（《集外集》）
章锡琛在国文部编《文史通义》选注。到一九二六年一月，用开明书店名义出版《新女性》。商务里有一个规定，商务里的职工不准在外搞有损于商务业务的事。商务要章或者停办《新女性》，或者离开商务。章因此决意离开，去创办开明书店了。
在写《编完写起》的十年以后，鲁迅对《编完写起》又写了案语，说：“《现代评论》是学者们的喉舌，经它一喝，章锡琛先生的确不久就失去《妇女杂志》的编辑的椅子，终于从商务印书馆走出，——但积久却做了开明书店的老板，反而获得予夺别人的椅子的威权，听说现在还在编辑所的大门口也站起了巡警，陈百年先生是经理考试去了。这真教人不胜今昔之感。”（《集外集拾遗》）在这里看到鲁迅的鲜明的爱憎感情。
振甫
《鲁迅小说插图集》
以中国的传统“绣像画”作底子，运用西洋技法，描绘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采薇》、《铸剑》、《出关》、《非攻》中的人物，共四十二图。外鲁迅造像二图。
作者范曾，北京荣宝斋出版。时在一九七八年。定价八角五分。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
差不多二十三年前的一篇习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时题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收入1956年《短篇小说选》时恢复了原稿的这个名称，即将出版的建国以来的短篇小说选中，所收也是后一个版本），最近被宣布“落实政策”了。这里，我暂不想谈小说的短长、作者的感想，只想说明几个曾被误解的情况。
影射
1957年初，有一篇批评文章写道：“作品的影射，还不止于此……”，当时，有一些朋友读后对影射二字颇表愤慨。但我一点也没愤慨，原因是——说来惭愧，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影射，嗅不出这两个字后面的血腥气味。我的小说就是写了缺陷、阴暗面，而且是写的一级党委的组织部门，大胆直书，百无禁忌，影射于我，何用之有？按，影射的目的无非是遮掩，影射的规律则是借古讽今，以远喻近，说自然现象而实指政治生活；却不会是相反。“帮犬”诬画三虎是为林彪翻案，瘦骆驼是攻击国民经济；却不会反过来指责哪一篇谈林彪的文章是有意与北京动物园里的小老虎过不去。那么，五十年代的中共××区委员会又能是影射什么呢？难道是影射唐宋官府？语近梦呓了。作者自幼受到党的教育，视党为亲娘，孩子在亲娘面前容易放肆，也不妨给以教训，但孩子不会动心眼来影射母亲。
说实话，当时不足二十二岁的作者要真知道影射和陷人影射之类的把戏，提高点警惕，倒说不定好一些：含蓄一些，周密一些，分寸感强一些，辫子和空子少留一些。例如，全篇除一处提到《北京日报》以外再无一处提到过故事发生在北京，而仅仅为了北京有没有官僚主义就引起了那么多指责，以至惊动了毛泽东同志他老人家讲话，才得以平息（暂时平息了）。如果作者成熟一点，本来完全不必提北京，并从而可以少找许多麻烦的。
不知道解放以后陷人影射之说是否从那篇文章开始的，反正影射这个概念既超出了文艺批评的范畴，也突破了法学的范畴，陷人影射不需要证据和逻辑，自我辩护未曾影射也无法剖胸献心。桃峰就是桃园，三虎就是林彪，作这种判断的人比陆峥嵘都不如，陆峥嵘总还手提着一个（哪怕是假的）“忠诚探测器”，还要探测一下的嘛。
比喻
小说中的人物赵慧文有一处提到洋槐花，说这花“比桃李浓馥，比牡丹清雅”。一位前辈分析说，作品用牡丹比喻党政领导干部，用桃李比喻芸芸众生，而赵慧文自诩清高，自我比附为小白花。
看了这个分析我深深为这位前辈的思想的深邃与敏锐、想象力的丰富与奇妙而赞叹。而且，我也觉得这种分析并非凭空得来。确实，小说中的林震、赵慧文就是有某种清高思想，他们实该在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改造世界观，逐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但我也惭愧，因为我写花时只不过信手拈来，写那时的季节，写赵慧文的女性的细心，写“感情的波流”，总之，我写的是花，没有将花比君子，没有微言大义。形象思维有自己的规律，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