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细心，写“感情的波流”，总之，我写的是花，没有将花比君子，没有微言大义。形象思维有自己的规律，形象思维不是图解，如果认为描写花鸟虫鱼、风霜雨露、山水沟坎都在比喻什么，请试试看，写出来会是什么虚伪造作的货色！读者和批评家可能从作品的形象中得到某种启示、联想和引申，然而，这只能是读者和批评家在“兴”，却不是作者在“比”。顺便说一句，比兴经常连用，但比兴是颇为有别的。视兴为比，难免失诸胶柱鼓瑟。
与此类似，有人说刘世吾的谐音是刘事务，可见作者视刘世吾为事务主义者。这对于作者也无异于说梦。作者当时根本不懂得用谐音来帮助自己的人物亮相，如先进人物姓洪、坏蛋姓刁之类。这篇小说里人物的名称是这样起的：作者有一批老战友，作者取他们的名字，改换了姓氏，乱点鸳鸯谱，便成了小说人物的姓名。作者在这里和他的老友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就那么回事。
还有人问，雨夜吃馄钝一节为何写到一个小女孩进饭铺避雨；听意大利随想曲一节为何要写音乐节目后是剧场实况；是废笔吗？败笔吗？别有奥妙吗？答：都不是。写避雨才有雨意，写广播剧场实况才有周末感。作品是写生活；生活的画面和音响就是如此。
查究
小说一发表，引起了许多好同志的不安。他写的是谁？他对哪个领导不满？他写的是哪个区委组织部？他要干什么？谁向他透露了组织部的情况？难道××同志或××区委是这样的吗？舆论如此之强烈，直接影响了作者与他的一些老同志、老上级、老战友的关系。
甚至一位对小说倍加赞扬的读者也著文断言，林震显然是作者的化身。
还有一位同志自称是林震的模特儿，并因而遭受了批判。
呜呼！
小说来自生活，它有生活的影子，有生活的气息，但它不是生活的复制。面包来自小麦，小麦来自泥土，但三者互有质的差别；当人们为一块面包是否烤得好而忧虑、而争执的时候，大可不必组织土壤学家去考察麦地。而写小说的人只要不是一个卑劣的恶棍，总不会利用小说攻击某个人、某个单位；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企图挟嫌泄愤的恶棍一般不会写出什么象样的小说来吧？文艺创作和刀笔词讼，毕竟是“隔行”，所以“如隔山”。
如果你感到小说中的某人某事象生活中的某人某事，这也只是象其一点而已；我们可以从作品中得到共鸣、得到启示，也可以对小说有所不满足，有所批评或者反对，但不要按照新闻报道来要求小说吧，要相信小说是虚构，虚构就不是真人真事。否则，这不但会给作者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也影响百花的盛开。造成“余悸”的不仅有坏人的棍子，也还有好同志的误解。
附注：作者手边既无小说也无当年的评论文字，这篇小文纯系按记忆所写，错讹难免，望读者指正。
七九年元月三日
王蒙
《一八艺社五十周年纪念画册》
“一八艺社”在民国十八年（1929）成立于杭州，故称“一八”。后于上海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一九三一年“一八艺社”在上海举办习作展览会时，鲁迅写过一篇《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积极赞助。同年夏，鲁迅邀内山完造之弟内山嘉吉举办木刻讲习会，艺社有不少社员参加，对我国新兴木刻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人民美术出版社前曾邀原艺社在京老社员江丰、艾青、李可染等研究出版纪念画册的计划。听说这本纪念画册的内容，将包括序文、作品、鲁迅文章和文字史料等四个部分，预定于一九七九年出版。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
《艾青诗选》自序
一
“我们找你找了二十年，我们等你等了二十年……”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知你怎么样了，我总是想：大概死了……”
上面引的都是读者来信中的话，这样的话几乎每封信里都有。这是今年四月底，我发表了第一首诗之后，读者对我的关切。
“作家没有作品，或者没有发表作品，等于不存在……”
不存在等于死亡，而我并没有死亡。
多少年来，林彪、“四人帮”总想禁锢歌声，他们把不属于自己帮派体系的作品全都列为禁书束之高阁。
但是，只要歌声是属于人民的，人民就会保护歌声。
“为了买你的诗集，我曾跑遍很多地方也没有买到……”
“我们到处找你的诗集，找到了就互相传抄，抄好了就东藏西藏……”
“为了保存你的诗集，我用塑料布裹起来，藏在米缸里……”
“唐山地震之后，我在柜子底下找到你的诗集……”
最近一个朋友给我看了四十二年前出版的《大堰河》，并且要我签名作为纪念。
我在那本书的扉页上写了一首“诗”：
好象一个孤儿
失落在人间
经历了多少烽火硝烟
经历了多少折磨和苦难
相隔了四十多年
终于重新相见——
身上粘满斑斑点点
却保持了完好的容颜——
可真不简单！
开滦煤矿的一个工人来信说：
“我不懂诗，我是一个生在农村的人，看到你的诗会勾起我回忆童年时代的农村和可怜我童年时代的农村……为什么诗的魅力这么大呢？……我只知我这个普通工人经常怀念你，经常关心你！……只要你收到这封信，看到一个二十多年来经常把你怀念的人的感情，也就使我心安理得了……”
几乎所有来信都对我写诗表示高兴：“现在好了”、“你终于出来了”、“你还健在，你应该歌唱！”
我今年六十八岁。按年龄说并不算老，但是，有许多年轻的朋友都死在我的前面，而我却象一个核桃似的遗失在某个角落——活着过来了。
二
我生于一九一○年阴历二月十七日，是浙江金华人，老家在山区。
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叫父母“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我等于没有父母。这就使我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
从少年时代起，我从美术中寻求安慰。
“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已经九岁。小学课本里已有启蒙思想——要求民主和科学。
女学生们开始“放足”了。
中学老师第一次出的作文题是“自修室随笔”，我写了一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反对念文言文。老师的批语是：“一知半解，不能把胡适、鲁迅的话当作金科玉律。”老师的批语并没有错，我却在他的批语上打了一个“大八叉”！
“山雨欲来风满楼”。学生们经常上街游行、摇旗呐喊，捣毁卖仇货的商店，冲进卖鸦片的“禁烟处”……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南方的古城。不知哪儿来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
一九二八年暑假初中毕业后，我考入国立西湖艺术院（即现在的杭州美术学院）绘画系。没有念完一个学期，院长发现了我。他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
第二年春天，我就怀着浪漫主义的思想到法国去了。
我在巴黎是一个穷学生。家里不愿意接济我，我就在一家工艺美术的小厂工作，一边进行自学，到蒙巴那斯一个“自由画室”去画人体速写。我也读了一些中文翻译的哲学和文学的书；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苏维埃十月革命的小说和诗歌；有时也到工人区的“列宁厅”看禁演的电影。同时也读了一些法文现代的诗。而我最喜欢、受影响较深的是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仑的诗，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都市的无限扩张和广大农村濒于破灭的景象。总之，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
三
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的民族危机深刻化了。
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那一天，正好是我从马赛动身回国的那一天。
但是，四月上旬炮船到香港停了四天——国民党忙于和日本帝国主义谈判“淞沪协定”。
到上海的时候战争已结束——祖国依然呻吟在屈辱中……我茫然回到老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
五月我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和大家一同组织了一个“春地画会”。
早在巴黎的时候，我就试着写诗，在速写本里记下一些偶然从脑际闪过的句子。
在从巴黎回国的途中也写了一些短诗。但从来没有想要当一个“诗人”。
一天，同房住的一个诗人在桌子上看到我写的一首诗《会合》，是记录反帝大同盟东方支部在巴黎开会的场景的，他自作主张地写了个条子：“编辑先生，寄上诗一首，如不录用，请退回原处”，寄到当时“左联”的刊物《北斗》里，想不到居然发表了。这件小事，却使我开始从美术向文学移动，最后献身于文学。
六月，“春地画会”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楼上举行展览会，得到了鲁迅的支持，把他珍藏的德国女画家珂勒惠支的版画借来一同展出。鲁迅自己也来参观，签了一个很小的名。看完之后捐了五元——会场要出租钱。我把“收条”给他，他悄悄一揉就扔掉了。
我和鲁迅见面只这一次。
七月十二日晚上，“春地画会”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搜查之后，我和其它十二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
国民党以臭名昭著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控告这一群手无寸铁的青年“颠覆政府”！
在看守所的时间特别长。我写了不少诗。有些诗通过律师的谈话、亲友的探望，偷偷把稿子带到外面发表。
为了避免监狱方面的注意，从一九三三年开始，我改用“艾青”这个笔名，写了《大堰河我的褓姆》。这个笔名到今天，已整整用了四十五年。
一九三五年十月我出狱；一九三六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
四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了“抗日战争”。我在前一天在预感中，写了《复活的土地》：
…………
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
在明朗的天空下
已复活了！
——苦难也已成为记忆
在它温热的胸膛里
重新旋流着的
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民族，以自己的鲜血来洗刷近百年来被奴役的耻辱。
我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山西临汾，从临汾到西安，又折回到武汉，到桂林，在《广西日报》编付刊《南方》。出版了诗集《北方》。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在湖南新宁教了一个学期的书之后到重庆。
一九四○年春天，我带了长诗《火把》到重庆——当时的所谓“大后方”的文化中心。
不久，我得到周恩来同志的会见。那是在重庆郊区北碚，在事先约定的时刻，他从浓荫复盖的高高的石阶上健步下来，穿一身浅灰色的洋布干部服，显得非常整洁。
他在“育才学校”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希望我到延安去“可以安心写作”。那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周副主席”（军委副主席）。
一九四一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重庆的进步作家受到了恐吓与监视。我幸亏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帮助，和另外的四个作家一起，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跟踪，沿途经过四十七次的检查，安然到达延安。
初夏的一个夜晚，得到通知，我们在杨家岭的窑洞里，第一次见到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杰出的人物——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既魁梧又和霭的身影与笑容。
十一月，我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我第一次写了歌颂领袖的诗《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春天，毛主席多次接见我。最初他来约我“有事商量”，我去了。
他和我谈了“有些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怎么办？”老实说，我当时并没有看出有什么严重性。我很天真地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他说：“我说话有人听吗？”我说：“至少我是听的。”
接着他来信说：“前日所谈文艺方针的问题，请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加了三个圈。
我没有收集什么反面的意见，只是把自己的意见正面提出了。
他看了我的意见之后来信说：“深愿一谈”。在谈话中，他提出包括文艺与政治、暴露与歌颂等等问题。我根据他的指示进行了修改，以《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为题发表了。
五月，以毛主席的名义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会议进行了好多天，讨论也很热烈。
在会上，我记得的是朱总司令对我在文章中引用的李白的两句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作了最精辟的解释：“我们的韩荆州是工农兵。”实际上指出了文艺工作者的方向。
在会议结束的那一天黄昏，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经典性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发展了，也明白无误地重申了列宁对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
在座谈会之后，我写信给毛主席提出想到前方去。他回信说：“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顿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
他指示我学习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实际上叫我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