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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示我学习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实际上叫我投入接着不久就来到的“整风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去战胜一切领域中的唯心主义。
五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
十月，我随“华北文艺工作团”到张家口，文工团到“华北联合大学”作为“文艺学院”。不久就撤出张家口，转移到冀中、冀南一带。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都在“文艺学院”搞行政工作。也曾参加过几次土地改革工作。写过组诗《布谷鸟》。
一九四九年初北京解放。我在进城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以“接管人员”的身份接管“中央美术学院”；参加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的筹备工作；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最后当了《人民文学》的副主编。
一九五○年随中共中央的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所写的诗均收入《宝石的红星》里。
一九五三年回老家一次。收集了抗日战争期间在浙东一带的历史，但以民歌体写的叙事长诗《藏枪记》却失败了。
一九五四年七月，得到智利众议院的邀请到智利访问，写了《南美洲的旅行》的组诗以及后来补写的长诗《大西洋》。
一九五六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个选集《春天》，我在“后记”中说：
“……我的作品并不能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要用许多的大合唱和交响乐来反映的。我只不过是无数的乐队中的一个吹笛子的人，只是为这个时代所兴奋，对光明的远景寄予无限的祝福而已。”
一九五七年，我先是计划写“匈牙利事件”， 已完成《洛拉》、《巴拉顿湖》两个章段，因材料不足搁下了。接着到上海，收集了有关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侵略中国的历史资料，才写了《外滩》一节，又因事搁下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得到一个将军的帮助，并经周恩来总理的同意，我到东北国营农场去“体验生活”，当了一个林场的副场长，和伐木工人们一起生活了一年半；曾写了长诗《踏破荒原千里雪》和《蛤蚂通河上的朝霞》，可惜都已丢失了。
一九五九年冬天我到新疆，在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垦区度过了十六年。
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我也下决心要歌颂这些改造大自然的战士们。我为了要写这个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垦区积累了几十万字的材料。
一九七二年，经医生检查发现我的左眼因白内障而失明已经有四五年之久了。
一九七五年春天，我经上级批准到北京医治眼疾。
难忘的一九七六年！我国人民先后失去了三个领导人，整个国家处在危急中——万恶的“四人帮”从四面八方伸出了黑手……感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伟大的祖国转危为安。我也得到了第二次解放。
六
诗人必须说真话。
常常有这样的议论：某人的诗受欢迎，因为他说了人们心里的话。我以为这种议论不够全面。全面的说，某人的诗受欢迎，因为某人说了真话——说了心里的话。
人人喜欢听真话。诗人只能以他的由衷之言去摇撼人们的心。诗人也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喜怒哀乐都和人民相一致，智慧和勇气都来自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人民不喜欢假话。哪怕多么装腔作势、多么冠冕堂皇的假话都不会打动人们的心。
人人心中都有一架衡量语言的天平。
也有人夸耀自己的“政治敏感性”，谁“得势”了就捧谁，谁“倒霉”了就骂谁。
这种人好象是看天气预报在写“诗”的。
但是，我们的世界是风云变幻的世界。这就使得“诗人”手忙脚乱，象一个投机商似的奔走在市场上，虽然具有市侩的鬼精，也常常下错了赌注。
“政治敏感性”当然需要——越敏感越好。但是这种“敏感性”又必须和人民的愿望相一致。以个人自私的动机是嗅不出正确的东西的。
这就要求诗人既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敏感性”，更要求诗人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坚定性”。
“不倒翁”只能当玩具，却不宜作为做人的样板。
谁也不可能对什么都兴奋。连知了也知道什么时候才兴奋。
有人反对写诗要有“灵感”。这种人可能是“人工授精”的提倡者，但不一定是诗人。
把自己不理解的、或者是不能解释的东西，一律当做不存在、或者是认为非科学，这样的人只能居住在螺丝壳里。
外面的世界是瞬息万变的：有时刮风、有时下雨，人的感情也有时高兴、有时悲哀。
所谓“灵感”，无非是诗人对事物发生新的激动、突然感到的兴奋、瞬即消逝的心灵的闪耀。所谓“灵感”是诗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最愉快的邂逅。“灵感”应该是诗人的朋友，为什么要把它放逐到唯心主义的沙漠里去呢？
无差别即无矛盾。
对一切都兴奋就是对一切都不兴奋。
诗人要忠于自己的感受。所谓感受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并不是每首诗都在写自己，但是，每首诗都由自己去写——就是通过自己的心去写。
没有兴奋而要装出兴奋，必然学会撒谎。自己没有感动的事不可能去感动别人。
当然，说真话会惹出麻烦、甚至会遇到危险；但是，既然要写诗，就不应该昧着良心说假话。
七
不要为玩弄技巧而写诗，写诗又必须有技巧。连说话也有说得中听的和不中听的。
人的思维活动所产生的联想、想象，无非是生活经验的复合。在这种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比喻。比喻的目的是经验与经验的互相印证。
“触觉和视觉是如此地互相补充，以致我们往往可以根据某一物的外形来预言它在触觉上的性质。”
好一个“互相补充”！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互相补充”虽然只是不同感官间的事，但它也同样存在于事物与事物之间、思维与思维之间。它使世界万物取得了沟通与联系。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使一切难于捕捉的东西、一切飘忽的东西固定起来，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象印子打在纸上一样地清楚。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把一切抽象的东西，转化为具体的东西——可感触的东西。
形象思维的活动，在于使所有滞重的物质长上翅膀；反之，也可以使流动的物质凝固起来。
通过形象思维，可以使相距万里的携起手来；反之，也可以使原来在一起的挥手告别。
形象思维的方法，是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互相补充”的方法。
形象思维的方法，是诗、也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基本的方法。
甚至在理论文章（也就是依靠“逻辑思维”所进行的文章）里，也可以遇见形象思维的表达方法。例如在《宣言》里：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至于莎士比亚，那是一个离开形象思维就不能工作的人。在他的所有的作品中，无时不在闪耀着形象思维的光辉。
例如“金钱”两个字只是一个概念，但在他的《雅典的泰门》里，“金钱”转化为许多具体的“人”了：
啊，你可爱的凶手，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
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灿烂的奸夫，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勇敢的战神！
你永远年青韶秀、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你的羞颜可以融化了黛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
你有形的神明，你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
…………
这就是通过一连串的比喻，对为资本所统治的世界所发出的最深刻、也是最辛辣的咒骂！
诗只有通过形象思维的方法才能产生持久的魅力。
写诗的人常常为表达一个观念而寻找形象。例如拙作《珠贝》：
在碧绿的海水里
吸取太阳的精华
你是虹彩的化身
璀璨如一片朝霞
凝思花露的形状
喜爱水晶的素质
观念在心里孕育
结成了粒粒真珠
“观念”是抽象的，结成“粒粒真珠”，就成了明亮的、可以把握得住的物质了。
“反抗”两个宇是属于精神范畴的、抽象的名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抗天然地产生于受迫害的人。
难道还有迫害人的人需要什么反抗吗？
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要求生存权利的个人，遇到连续的迫害该怎么办呢？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象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这也只是从受到“无休止地扑过来”的“礁石”的角度上所应采取的态度——它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然而有人说礁石是“与大大小小的航船为敌的”——“自傲的态度”，按照这位先生的说法，礁石应该“自己消灭”和对一切“大，大小小的航船”——自觉地让开。这位先生完全忘掉礁石是不可能移动的，应该由“大大小小的航船”不要去碰那顽固不化的礁石。这就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不同的结果。
由形象思维的活动所产生的一切比喻，都不是原来的事，所以列宁说“比喻是跋脚的”。正因为这样，比喻也最容易被人歪曲甚至诬陷——历史上不少“文字狱”都由比喻构成。
八
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我和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们一样，度过了各种类型、不同性质的战争也遇见了各种类型、不同性质的敌人，真是变幻莫测！
我在一九四一年冬天写的“时代”那首诗里的许多话，里面最重要的话，这些年都得到了应验：
——纵然我知道由它所带给我的
并不是节日的狂欢
和什么杂耍场上的哄笑
却是比一千个屠场更残酷的景象，
而我却依然奔向它
带着一个生命所能发挥的热情。
…………
我要迎接更高的赞扬，更大的毁谤
更不可解的怨雠，和更致命的打击——
都为了我想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来……
…………
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
不甘心地，象一个被俘虏的囚徒
在押送到刑场之前沉默着
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
象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
抒发我的激情于我的狂暴的呼喊
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
我爱它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
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
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
我在它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
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
让它的脚象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这样的一首诗，再明显不过的是一首歌颂时代的诗，歌颂的是我们为之战斗、为之献身的时代，“我在它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它的脚象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这样的一首诗却被文痞姚文元之流恣意歪曲，污蔑为“个人主义者自我扩张的嘶喊”，而且明目张胆地说成是一首攻击延安的诗！
也是这个文痞，竟说我从来没有歌颂过无产阶级！可是在我的四首诗里曾提到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
一九三二年的《巴黎》里，有“公社的诞生”；一九四○年的《哀巴黎》里，有“将有第二公社的诞生”；一九四五年的《悼罗曼·罗兰》里，有“把公社的子孙出卖变成俘虏”；一九四二年的《土伦的反抗》里，有“公社的子孙将重新得到解放”！
这个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在二十年前，已暴露他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就在这个文痞的文章发表之后，我收到一个将军给我的信鼓励我：“你是歌颂过公社的子孙的，你应该继续写诗。”
这两件事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我曾不知多少次地提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人，提到无产阶级的武装部队……怎能说我从不歌颂无产阶级——难道只有贴上“无产阶级”四个字的标签才算是无产阶级吗？
文痞同样歪曲我的长诗《向太阳》中《太阳之歌》里的话：
太阳
使我想起……
……
想起 马赛曲 国际歌
想起 华盛顿 列宁 孙逸仙
和一切把人类从苦难里拯救出来的人物的名字
文痞说：“但国际歌和列宁是平列在马赛曲、华盛顿和孙逸仙中间，并不突出”，因而对我做了个政治性的“结论”：“所神往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而已”！好一个“而已”！
我的长诗《向太阳》写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地点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武昌。那时正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时期，我提出自由民主难道也不应该吗？
这个文痞在整整过了二十年之后，在一九五八年的上海，住在特务父亲姚蓬子经营的“作家书屋”里，大腿叠二腿地坐在沙发上来嘲笑一首在白色恐怖中所写的诗，显得多么得意啊！他而且说我把“列宁”和“国际歌”写上去，只是为了“点缀”！这样的人，却享有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自由！
今天有机会重温这个文痞发迹的历史，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年来“四人帮”所实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早在二十年前已经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演习了。
象这样的一个流氓竟能如入无人之境地横冲直撞，成了“庞然大物”，骗取了我国文学艺术领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