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习了。
象这样的一个流氓竟能如入无人之境地横冲直撞，成了“庞然大物”，骗取了我国文学艺术领域里生杀予夺之权这么长的时间，这件事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可庆幸的是，这一切终算过去了。
如今，时代的洪流把我卷带到一个新的充满阳光的港口，在汽笛的长鸣声中，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航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
艾青
《天平之甍》重译记
根据原作1977年新版，我把日本井上靖先生的著名历史小说《天平之甍》，又重新翻译了一次。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多年被剥夺工作权利之后，重新拿起久别的笔，深深体会到工作的愉快。
第一次翻译此书于1963年的春季。这一年，中日两国有关文化与宗教团体，联合举行唐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的纪念。作为纪念活动的一个项目，我受世界文学社的委托，接受了介绍此书的任务。我觉得我不仅应该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有意义的纪念尽一点力，同时也由于这部以中国封建文化最繁荣的唐代长安、洛阳、扬州等都市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大大地吸引了我，丰富了我对历史的感性知识。我以为这样的作品本当由中国作家自己来写，而现在日本作家却代我们写了，因此也使我带了感谢的心情，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一口气把它译出来了。我应该感谢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对我急就的译文作了许多细心的帮助，使它得以及时地发表和出版。但这个译本的得以出版，也不是没有斗争的。由于作品所写的历史文化交流事业，是通过宗教传播的形式来进行的；作品写的是古代宗教人物的传奇式的英雄事迹：为了增加作品的艺术气氛和时代形式，作者又引入了一些神话式的插话，这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完全可以允许的事情。不料却因此而触动了某些同志的脆弱的神经，他们习惯从条条框框中来观看事物，于是就害怕了：“这不是在宣传宗教迷信吗？”他们是把自己当做“无神论者”的，脑子里却还统治着一尊形而上学的神道。出于他们的好心，始终以为群众永远是幼儿园的小班生，又娇又嫩，禁不得一点风吹草动，就会伤风感冒，受害中毒的。于是在文学艺术上最安全的方法，当然也只有规定每个作品，必须写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事，怎样写法都得有一个谱，有一个“样板”，然后把四周围密密封闭，做到人人目不旁视，心无杂念，才能使他们放心。
幸而这种观点没有能阻挠这个译本的出版，而得到的却是广大读者热烈的反应，使我作为此书的介绍者获得不少的朋友。尤其不能忘怀的，由于翻译过程中与作者的通信，又由于作者为参加纪念活动来华访问，使我得与井上先生建立了友谊，并因此而幸运地读到他更多的作品。
但是过了不久，“黑云压城城欲摧”，袭来了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风暴，和其它优秀的外国文学的译本一样，《天平之甍》也被戴上“封资修大毒草”的帽子，卷进在黑色的风暴里，遭到了封锁禁止的处分。作为当然的“黑线人物”，我的罪名本来已经够多，作为此书的译者，也成为我的十大罪状之一。无意中在劫余的文书中发现了一份当时的所谓“批判”稿，现在把它摘几句在这儿，或者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楼适夷在本文（指我为《文艺报》所写的一篇介绍）中大肆替他所翻译的外国大毒草《天平之甍》吹捧……把这个唐代的和尚捧为“光辉的历史人物”。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楼适夷在替这株毒草充当吹鼓手时，还以肯定的口气重复了原作侮辱中国人民的那句话：“象天上的行云，象黄河的流水一样，飘泊于大地上的难民之群。”更使人感到愤慨的是：共产党员楼适夷在替这个唐代和尚吹嘘时，竟然大肆宣传宗教迷信，说日本与中国是“有缘的国家”，把鉴真捧成“学养深湛，德高望重，弟子遍天下，声誉满全国的高僧。楼适夷竟然完全丧失起码的立场，说鉴真“救世为怀，深入群众，是与人民有血肉连系的一位大宗教家！”……把他渡海去日本传佛教说成是“崇高事业”。说这株毒草“表现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崇高的精神面貌！”
在“牛棚”里低着脑壳听这样的所谓“批判”，又不准有一句申辩，那味道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想到挨“批判”的人和做“批判”的人只是形式上的不同，实质上是同样的受害者，对那时的所谓言论，本来也没有记起来的必要了。但从这儿明显地看出来，由于原来在脑子里多的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遇到文化专制主义的黑云，当然就会一拍即合。原来在心里嘀咕着的宣传迷信呀，封建毒草呀之类的想法，就畅通无阻地说了出来。更奇怪的，这位批判者对历史人物的阶级观点好象非常鲜明，为什么作品中写到了在封建统治下，尽管表面的繁荣，仍掩不住人民的苦难……这种对封建王朝的揭露，却又成了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了呢，好象他的阶级立场一下子又与唐明皇站到一起去了。现在重温一下过去这样的言论，倒不是为了秋后算账，而是借此当一面镜子，看看通过这样一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大家识别真假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是不是有所提高？
我觉得很抱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由于我的译本使一位国际友人的作者也平白无辜地受了波及，我应表示深深的歉仄。我更衷心地感谢，作者几年来多次访华中对我的关念。
现在黑云消散，天开日出，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时期，文学艺术重新开展了百花齐放的盛况，和许多世界优秀文学作品的译本一起，《天平之甍》有了重新出版的机会。井上先生把作了若干修订的新版赠送给我，希望我们重出的译本能依照新版加以订正。我把旧版和新版对读了一次，发现新版所修订的，大抵是关于作品故事发生时间的考订，及作者近年多次来华，访问了故事发生地点后，对自然风物、季候节气描写的若干修润，象这样经过修改的地方，也是极个别的。原来我准备只在旧译上作些修补，但重读十多年前自以为译得还可以的译文，却觉得处处都不顺眼了。更重要的是，由于自己和这本译书共同遭受过来的一番沧桑，想想最后的胜利毕竟属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政策，而对此书特别增厚了感情，便改变了自己从未重译一书的习惯，又把它作了第二次的翻译。
1979元旦于北京
楼适夷
《草叶集》的命运
十九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于1855年初次出版。当时出版社拒不接受这个诗集，并且也没有书店愿意卖他的书。惠特曼只好自己排版，自己写书评，并且把书拿到专卖骨相学、水疗法等书的店里去出售。
可是，诗集受到读者的欢迎。当时的著名作家爱默生热情地写信给作者：“在这伟大前程的开端，我祝贺你。”直到1892年（惠特曼逝世的一年），诗集出版了第八版。
惠特曼逝世以后，大出版社才大量出版他的《草叶集》等书，因为他的作品的价值已被社会公认，大出版社可以大捞一把了。美国的出版商就是这样对待作家的。
扬
197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者艾萨克·辛格
“人不应该轻视任何情感。哲学家都轻视情感，尤其是斯宾诺莎，他认为人的一切情感都是罪恶。我却自信我们头脑里闪现的念头，不管多么微不足道，多么愚蠢，或者多么可怕，都具有一些价值。换句话说，抽掉人的各种情感，这个人不管他的思维多么合乎逻辑，也不过是个生活呆板单调的木头人。情感和人是同一性的。我特别对那种变为激情的情感感到兴趣。”
波兰裔美国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最近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这样说道。他承认他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就是情感和激情。
艾萨克·辛格1904年出生在波兰当时为沙皇俄国所统治的地区，祖父和父亲都是犹太教长老。他本人年轻时也在犹太教神学院里受过教育，但是他说，“我产生了怀疑，并不是针对上帝的威力，而是针对犹太教所有的传统和教义。”十二岁时，他被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这部小说吸引住了，立志宁愿做个作家，而不当教士。他十五岁开始用希伯莱文写诗和短篇故事，后又改用意弟绪文为波兰的犹太报刊撰稿，另外还把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托马斯·曼的《魔山》等德文小说译成意弟绪文。1935年，他移居美国，任美国犹太人创办的《前进》日报社的编辑，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1943年归化为美国公民。
辛格的意弟绪文作品大都先在《前进》日报上发表，然后再经他本人和一些译者的合作译成英文，登载在《评论》、《绅士》、《哈泼斯》、《星期六晚邮报》、《纽约客》等报刊上。著名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也是他的作品英译者之一。
几十年来，他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几部长篇小说，此外也写剧本和儿童故事。主要作品有：
1。《撒旦在哥瑞》（长篇小说）（Satan in Goray），1935年；
2。《莫斯卡特一家》（长篇小说）（The Fami1y Mos…kat），1950年；
3。《傻瓜金贝尔和其他故事》（Gimpel The Fool andOther Stories），1957年；
4。《卢布林的魔法师》（长篇小说）（The Magician ofLublin），1960年；
5。《市场大街的斯宾诺莎》（短篇小说集）（The spi…noza of Market street），1961年；
6。《奴隶》（长篇小说）（TheS1ave），1962年；
7。《短暂的星期五和其他故事》（Short Friday andOther Storries），1964年；
8。《在我父亲的庭院里》（回忆录）（In My Father’8Court），1967年；
9。《庄园》第一部（长篇小说）（The Manor），1967年；
10。《降神会和其他故事》（Seance and Other Sto…ries），1968年；
11。《产业》（The Estate），1969年（《庄园》第二部）；
12。《卡夫卡的朋友和其他故事》（Friend of Kafka andOther Stories），1970年；
13。《仇敌：一个爱情故事》（长篇小说）（Enemies：A Love stoy），1972年；
14。《羽毛的皇冠》（短篇小说集）（A Crown of Feath…ers），1978年；
15。《舒莎》（长篇小说）（Sho…sha），1978年；
辛格的作品情节生动，富有趣味性，文笔清晰简炼，大都是描写波兰犹太人往昔的遭遇和美国犹太人现今的生活，其中也有不少是神秘的灵学和鬼怪故事。他说，“我最了解犹太人，最熟悉意弟绪语文，所以我的故事的主人公和人物总是犹太人，讲意弟绪语。我跟那些人在一起感到自在。但是我并不单单因为他们讲意弟绪语，是犹太人，才写他们。我对于人们所感兴趣的东西同样感兴趣，那就是爱情、背叛、希望和失望。”尽管辛格不承认自己是个十分受大众欢迎的作家，但是他的读者范围却很广，许多国家无论年龄大小、社会背景和信仰多么不同的读者都爱阅读他的长短篇小说。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日本几乎把他的作品全部翻译出版了，还出版过他的作品英文版，附加日文注释。
在创作方法上，辛格不赞成人们模仿先锋派作家。他说，“一支卡夫卡式的队伍将把文学扼杀。”“卡夫卡和乔伊斯这样的先锋派作家对自己说：‘我不关心读者，或者评论家，或者任何别的人。我要说我想说的话。我只取悦于自己而不是任何别的人。’……如果一个作家模仿托尔斯泰——我觉得索尔仁尼津就在那样做——那不会出现什么灾难，因为他如果有天赋，试学托尔斯泰，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相像，也仍然是好的。可是你如果试想模拟卡夫卡和乔伊斯，而又没有他们那样的天赋，写出来的东西肯定很糟糕，因为只有一个了不起的天才有资格说：‘我只对自己说话。’”
辛格说他宁愿读十九世纪古典作家的作品，而不看毫无文学价值的侦探小说。他认为一篇故事应该富有趣味性以及让人一读就放不下的魅力。当今西方有些作家觉得只提供乐趣的作品是低级的写作，辛格却不以为然，他说，“十九世纪的许多伟大作家，如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果戈理和狄更斯，都提供读者以乐趣。巴尔扎克也如此。他们写一部长篇小说或一个短篇故事，都使用一些使读者悬念的宕笔法，使你一开始读它，就想知道下面是什么情节。”
辛格说他在写一篇故事之前，必须具备三个先决条件。第一得有个情节，第二得有写那个故事的愿望，或者说激情，第三得有一种幻觉，认为只有自己能写出那样一个故事来。写完后，“我就把它交给读者或者评论家去评判，让他们作出结论。有时他们会从中发现有些可取之处，……换句话说，一篇故事一旦写就，就不再是你私人的财富了。如果有人以社会或心理的角度从中发现了真理，他是有权利这样作的。”辛格对读者的鉴赏和辨别能力深有信心，他说，“人与人尽管不同，总有许多共同之处。通过这一点，你理解哪个作家在说真话，哪个作家在编造谎言。……我甚至猜疑如果别的星球上也在写书，地球上设若有人能把它译出来，一个读者也会辨别出它的好坏来。”他感谢读者经常指出他的作品中的错误和缺点。“我记得有一次我的一个故事中有点性爱的描写，只不过是‘于是她尊从了他的意志’这样的辞句，结果收到一个男人愤怒的来信，指责道，‘你怎么竟敢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大家都有女儿，这些姑娘们有时也浏览你的作品。’”所以他说，“有读者在你的面前是件好事，正如舞台上的演员面前有观众一样。”
西方评论家认为辛格象一位摄影师，在保存那已消逝的犹太文化的最后一部分。辛格本人认为他仅有一刹那这样的感觉。“我从来没有怀着这种想法坐下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