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收编介绍北方四岛的文章、历史资料以及各政党的态度等，是为了在日本国内掀起更广泛的要求归还北方四岛的运动而出版的。 （宋益民）
《从亚洲看近代日本》，小岛晋治著，日本亚纪书房，1978年，308页。
作者在《前言》中引用了《日中联合声明》中的话：“两国都不谋求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也反对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的努力”。这是作者编写这本书的出发点，也是贯串全书的基本思想。他回顾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近代史、日本与亚洲尤其是日本与中国的交涉史，并告诫日本人民：应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过去日本曾侵略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企图称霸亚洲，结果招来亚洲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使日本帝国主义自取灭亡。可见，任何蹂躏别国主权，谋求霸权的企图都会遭到失败，日本绝不能重蹈覆辙。作者还批判了日本中学历史课本中的错误观点和一些日本人的糊涂思想。
作者小岛晋治现为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授，研究中国近代史，著有《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与思想》、《百年史，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看法》等。 （宋益民）
《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展望》，高须贺博义等著，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1978年，201页。
此书概括介绍了战后日本理论界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情况。著者认为，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现在正处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正确地掌握资本主义的变化情况及其本质，并从理论上进行剖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任务。本世纪初，列宁写《帝国主义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作了经典的论述，但斯大林时期忽视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在西欧，到最近才真正开始了这种研究。
此书由高须贺博义等十六人集体编写，其中大部分人是《垄断研究会》的成员，该会成立已有十五年的历史。这本书对了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研究的情况有参考价值。 （宋益民）
V。S。泼列契特的《故事选》：
美国兰顿书屋出版英国作家V。S。泼列契特早年所写短篇小说十四篇。定名为《故事选》，售价美金十元。V。S。泼列契特为当前英国文学声誉极高的前辈作家。这十四篇小说是从他早期名作《我的女友来家之时》，《开我心窍的钥匙》，《盲目的爱情及其它故事》和《肯勃威尔的美女》四个短篇集中精选出来的，篇篇值得一读再读。泼列契特擅长于描写情节曲折及巧合奇遇的故事，在选择人物方面，也是非常敏锐的。如在《我的女友来家之时》中，写到一位福尔密努先生，老爱幻想，而且爱上了他所幻想的女郎，可是在结局时，则往往并非如他所想的那样美好，而终于幻想全部破灭。其余三书中贯串着一对吵吵嚷嚷的勃莱盖特夫妇，他俩的性格是十分怪僻的，喜欢辩论，经过多少次的离而复合，他们的共同爱好竟是开快车兜风。全部故事充满了智慧、幽默、机智和人情味。泼列契特的作品，读来永远有新鲜感，这是他吸引读者的魅力。（容）
《第二代》，霍华特·法斯特著，霍顿米夫林书店1978年秋出版，售价美金10。50元。
这本小说是法斯特所写丹·拉维特家史的第二部。第一部名《移民》，出版后成为美国畅销书之一，历久不衰。《第二代》的故事集中于写丹·拉维特的女儿芭勃拉和他前妻琴的故事。在本书中，丹·拉维特已从一个卑微的渔夫，上升到给好莱坞富人建造游艇，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承包建造货轮，成为富裕的造船厂主。芭勃拉目睹美政府对于码头工人罢工的残酷镇压，便从事新闻工作，报道罢工斗争的情况，以后又去巴黎，并热情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她的法国男友在西班牙政府军中战死后，她又去柏林，而与希特勒的纳粹作斗争，这一段故事，是全书中最紧张的事件。最后则写到她在印度所经历的一些丑闻等。拉维特家族其他人的活动，都巧妙地编织在整个故事的进程之中。
《第二代》出版后即名列畅销书目录，至今还没有从畅销书目录中消失。 （容）
《伊雷乌德传》，乔纳森·弗赖伊著，美国双日书店出版，售价美金10元。
英国作家克利斯多弗·伊雪乌德在我国抗战初期，曾与英国诗人W。H。奥登（后入美国籍）来华到前线采访新闻，后来二人合作出版了一本《一个战地的旅行》，由伊雪乌德写旅行记（此部分曾由冯亦代翻译，在1940年间香港《星报》以《中国之行》题名连载），奥登则写诗篇（其中一部分曾有徐迟的翻译，并有朱维基译本，书名《在战时》）。
伊雪乌德与奥登属于英国文学界的后期伯龙斯勃雷集团，与史蒂芬·斯班德、西利尔·康诺莱等齐名。弗赖伊所著的《伊雪乌德传》，可与斯班特的《三十年代与其后》媲美，因为都是写这一文学集团的回顾和重新估价的。
弗赖伊此作不仅有全面的叙述，写得尖锐与泼辣，而且对伊雪乌德与奥登二人的生活作风作了坦率的描绘。他的叙述与描绘，与伊雪乌德的小说有同样流畅的笔触，他细致叙述了伊雪乌德从英国到德国，到东方，一直最后定居美国的加里福尼亚，工作了三十五年之久的生活。书中充满了二次大战时期的惊险场面，出现了各种吸引人的人物，和半世纪以来的世界大事的起伏。这部传记的出版是值得注意的。 （容）
《流浪汉在国外》，马克·吐温原作，查尔斯·奈德尔编辑。哈拨得罗书店普及本，售价美金1。95元。
马克·吐温所写原作，文体比较累赘，经编者加以剪裁之后，使广大读者得以欣赏马克·吐温在一次徒步远足欧洲途中所遭遇的各种动人而又幽默的事件。原书曾于1880年出版，可以与作者另一杰作《乡巴佬在国外》一书作为姊妹篇读。
（容）
《我及其它》，苏珊·松塔格著。
美国女作家苏珊·松塔格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她既是文艺批评家，又是摄影美学的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位小说家。她对于法国新小说派研究有素，并将新小说派理论家罗勃—克里叶和罗兰·巴塞等人的理论，在六十年代初介绍到美国。她为罗兰·巴塞的《冰点写作》一书所写的序言，是篇很重要的著作，开启了美国新小说派的一代之风。
《我及其它》系松塔格所写八个短篇的合集。这八个短篇的故事，集中探讨当前美国的生活方式，以懒散的心绪来应付生活中各种绝望、挫折与幻梦；以有气无力的行动来解决混浊如泥的生活以及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纷乱世界。故事大都是悲惨的，但在松塔格冷嘲热讽笔触的渲染之下，通过她的观察，把读者带入一种小人物的徒劳无益外加自寻烦恼的私生活里。
集中最早的一篇《傀儡》，写于1966年，是关于一个处境达到不可忍受地步的男人，但他幻想了一种解决方法，反而使事情更为糟糕。最新的一篇名为《没有向导的旅行》，则写于1977年，叙述者作了一次旅行，满心想去访问一些今日犹存，但即将消逝的美丽景象。松塔格用娓娓动听的素描手法，把故事写得既清新而又鲜明，深深打动读者的内心世界。 （容）
《阿格莎》，凯塞林·泰能著，巴兰汀书店出版。
阿格莎·克里斯蒂是美国当代有名的侦探小说家，一生写了一百几十部侦探小说。在英语世界里没有读过她小说的人很少。但是在阿格莎·克里斯蒂的一生中，曾经在1926年失踪了十天。这十天是因为与丈夫不和而引起的情绪低落呢？还是象她这样一位善于写情节离奇的女作家，故意安排的耸人听闻的宣传把戏呢？阿格莎曾经写过一本自传，但是对于这十天却故意保持沉默，讳莫如深，不着一词。因此，引起了英国女作家凯塞林·泰能用小说的形式来探索这一疑案。她根据克里斯蒂失踪时的一段新闻报道，并加上她自己的推测臆想，真真假假写下了这部小说。泰能还从克里斯蒂一部迄未发表的回忆录《请告诉我你是怎样生活的》中汲取了许多材料写入她的小说，因为她认为这些片段是最能代表克里斯蒂的个性的。
本书即将摄成电影，并由作者泰能扮演主角阿格莎。 （容）
书讯
华/中/梅/宋益民/容
读《西方美学史》
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经校订后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部美学史教材。自从它在1963年初次问世以来，不仅受到我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也获得了海外读书界的好评。
朱先生在本书最后一章谈到他编写时的立意说：“我们只就每个时代中挑选几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对每个代表人物也只约略介绍他的主要论点，挂一漏万是势所难免的。挑选的标准是他们要确实能代表当代的主要思潮而且可以说明历史发展线索。”全书按历史发展的顺序，次第概述了古希腊罗马以来欧洲一些重要美学家的论著。它以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发展、演变和斗争为纲，对美学史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美的本质、形象思维、典型人物和作为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及现实主义，作了相当细致的分析介绍，并对不同时代的美学家对这几个或其中某一个问题所持的基本主张，以及他们在美学史上的建树与得失都给予了相应的评价。
就以“美的本质”来说，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美学家对于美学中的这个基本问题的看法，是各各不同的，甚至是千差万别的。朱先生将他们的看法大致归结为这样两个方面，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理性与感性的关系。有的强调形式，忽视内容；有的只重内容，轻视形式；也有的企图使形式和内容、理性和感性按照他们的需要而相互结合。在具体论述时，又根据不同时代、不同派别的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所侧重地分别介绍了古典主义美学（古希腊时代）的“美在物体的形式”说；新柏拉图主义（古罗马）和法国理性主义的美学思想，则又提出“美在于完善”（即“天意安排”的合理性）。英国十八世纪的经验主义美学把“美的本质”这个问题的重点，从对审美对象的形式分析转到对美感活动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分析。所以他们强调：美在于愉快。而法国启蒙时代的美学，以狄德罗为代表，主张真善美相结合。在具体说明什么是美时，狄德罗提出了一个新的论点：美在于关系。德国古典主义美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看到了他们以前的美学史上内容与形式、理性与感性相互割裂的局面，于是从唯心主义出发，提出了美在理性内容表现于感性形式的论点。诚然，他们两个也各说各是。康德用主观唯心主义来调和形式与内容、感性与理性的矛盾；黑格尔则站在客观唯心主义立场来阐释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前者的内容是超验的理念，而后者的内蕴则是绝对精神。十九世纪中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学史上最大的，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是，竖起了美是生活的大纛。
朱先生在介绍不同时代及不同学派的美学思想时，做到了“史”与“论”的结合，因而相当清晰地给读者勾勒出了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轮廓。他不是把美学史上各种流派当作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纯思想材料来加以介绍，而是把它们放在特定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尤其是阶级根源上来进行分析，同时还扼要地说明了它们在历史上的承续关系。例如，朱先生在介绍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等艺术大师对于最美的形式所持的论点时，不仅将其同古希腊罗马时代毕达哥拉斯、亚里斯多德、圣奥古斯丁及圣托马斯关于形式美的看法相比较，相鉴别，并且还指出它对后来德国启蒙运动时代文克尔曼、莱辛以迄于康德等人的形式美的影响。这样，就便于读者把了解到的有关形式美的知识串连起来，既见出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美学家在形式美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论点及其不同的侧重面，同时又能见出形式美的思想在美学史上的一个衍化的过程。这种“史”与“论”的结合，应该说是《西方美学史》的显著特色之一。
近代和当今欧美各国的美学史著作，对于俄国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十分轻视，甚至不屑一顾，好象世界上根本就不曾有过这样的美学思想。这完全是一种阶级的偏见。而苏联近人的美学史著作，例如奥夫襄尼柯夫和斯米尔诺娃共同编写的《美学简史》（1963年）及奥夫襄尼柯夫撰写的《美学思想史》（1978年），都是两本大学文科的美学史教材，对于十九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西方影响较大的新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如鲍申葵和克罗齐的美学思想也不着一词。这两种情况都是片面性的表现。既然写的是“史”，就应该有历史主义的观点。编著者可以根据他自己的学术观点对美学史上的各种有代表性的美学流派或褒或贬，只要能持之有故，都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如果基于自己的偏见，对美学史上某些不应忽视的美学流派闭起眼睛，采取不承认主义，任意宰割历史，则是不足为训的。在这方面，《西方美学史》的另一显著的特色，就是比较全面（当然也还有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地方，这一点，下文再谈）。例如，朱先生就专章介绍了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充分估计和高度评价了他们在美学史上的重要建树，同时也分析了他们的弱点。克罗齐虽然宣称他是黑格尔的信徒，但他的“直觉”说不啻是从黑格尔所达到的地方倒退了回去，也大大落后于康德的某些成就。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直接影响了近代西方颓废主义的文艺思想。朱先生早年受过克罗齐“直觉”说的影响，宣传过他的美学思想。解放后，朱先生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