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齐“直觉”说的影响，宣传过他的美学思想。解放后，朱先生曾著文进行了公开的自我批评，今又在《西方美学史》里对克罗齐的直觉主义的美学思想进行了相当全面的介绍和分析批判。
在这次重写的《西方美学史》的《序论》里，朱先生着重探讨了一个理论问题。他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认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既不能在它们之间划等号，也不可以将二者加以混同。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他的看法。1、他认为上层建筑是对经济基础而言，意识形态则是对社会存在而言。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他说，如果“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同起来，就如同把客观存在和主观意识等同起来是一样错误，混同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这就是以意识形态代替上层建筑说的致命伤”。2、一定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将随着产生它的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并随着后者的消灭而消灭。朱先生说意识形态是“思想材料”，前一阶段的意识形态还会对下一阶段的意识形态发生作用和影响，虽然它也会发生变化，但其变化一般总是落后于政治经济的变革。这个特点就构成历史文化批判继承的前提。因此，朱先生认为把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加以等同，就会重犯苏联早期无产阶级文化派所犯的那种任意割裂历史的虚无主义的错误。3、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所起的反作用，比之意识形态“远较直接，远较强有力”，编著者借用恩格斯的话说，意识形态是“那些更高地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4、把意识形态等同上层建筑，就在逻辑上“过分抬高了意识形态的作用”，“降低了甚至抹煞了政权、政权机构及其措施的巨大作用”，因而“就有坠入唯心史观和修正主义的危险”。
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虽然并非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但它却直接涉及到怎样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来研究美学史这样重大的课题。朱先生说他要求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加以区别的这个想法，倒不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在他之前，在五十年代初有的苏联学者就已经作过尝试，但却挨了粗暴的批评棍子。不同的意见被压下去了，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在我国学术界，在近三十年里，把上层建筑混同意识形态，是一个相当盛行的论点。把二者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的看法，事实上已经在某些问题上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举一个例子来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只能在彻底变革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才能建立起来。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相应地也只能在产生了它的经济基础之后才会耸立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ABC。但是，我们知道用来指导推翻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却是在资本主义时代诞生的。把上层建筑混同意识形态，或者在它们之间划上等号，结果就会得出非常荒谬的结论：1、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产生先于它的经济基础，2、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可以不依赖它的经济基础，3、上层建筑可以离开或者不要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可见，朱先生提出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确是有的放矢。其积极意义在于它将引起学术界的进一步深思。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不光对美学史，而且对于整个文化思想史的编写工作都是有益的。这就是《西方美学史》的第三个特色。
一般美学史著作和美学论文，语言都比较艰涩，兼以所研究的问题又相当抽象，因此，一般读者或初学者往往望而怯步，不敢问津，即使硬着头皮读下去，也总是感到味同嚼腊，兴味索然。《西方美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用浅显明白的语言来说明非常复杂、抽象的问题。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要求对美学史有相当高的造诣，还须具有善于深入浅出地说理和驾驭语言的才能。
《西方美学史》援引了相当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朱先生在《序论》里告诉我们说，他“在搜集和翻译原始资料方面所花的功夫比起编写本身至少要多两三倍。用意是要史有实据，不要凭空杜撰或摭拾道听途说”。须要在这里略加说明的是：西方古代及近代重要的美学著作，解放后虽然也出版了几种，但为数有限。而《西方美学史》所涉及的美学家和美学流派又比较多，为了尽可能使读者在所接触的范围内直接了解到古代和近代许多美学家的思想，朱先生不得不在编写的过程中用大量的劳动来翻译原始资料。就是对于已经有了汉文译本的美学著作，朱先生在引用时还对照原著进行了一番校订。这种严肃的治学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所以，《西方美学史》的第四个特色，就是文字平易，说理透彻，材料丰富。
上面，我只是约略地介绍了一下《西方美学史》的四个方面的特色，当然，也是挂一漏万，不能概括全书。现在，我想提出几点很不成熟的意见，权供朱先生在今后作进一步修订时的参考：
（一）《西方美学史》在讲完黑格尔之后，就俄国以外的欧洲部分来说，一下就跳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以英国费肖尔父子为代表的“移情”说及意大利以克罗齐为代表的“直觉”说，这中间留下了很大一段空白。因此从美学史本身的发展来看，多少显得有些前重后轻，下卷的收拢未免过于急促。
拿德国来说，黑格尔以后的费尔巴哈和叔本华，都是黑格尔哲学和美学思想的批判者。如果说费尔巴哈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前驱，而叔本华则是十九世纪下半期西方悲观主义美学思潮的一个带头羊。当然这两个人主要是哲学家，但是，他们对后来的美学史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费尔巴哈的著作里就有分析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内容，而叔本华在他的《世界是意志和表象》及《论诗艺的美学》里就宣扬了他的“超脱遁世”的美学思想。清末民初的王国维就是我国第一个用叔本华的这种“超脱遁世”的思想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的（见王著《评论》及《晚清文选·自序》）。因此，就是从《西方美学史》下卷的结构来说，费尔巴哈可以不论，也有必要拨出适当的篇幅对叔本华加以专门的介绍和分析批判。
又如，法国十九世纪中叶的丹纳和晚期的罗丹，都是两个著名的美学家。丹纳的《艺术哲学》和罗丹的《艺术论》就是两部美学著作。丹纳也是一个黑格尔派，他提出的艺术成因的三原则或称三要素——种族、环境和时代，虽然还是唯心主义的，但却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丹纳认为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不能到艺术作品本身里去寻找，而应将其放在产生它的客观的、具体的环境中去分析和考察。丹纳的错误在于，例如他说的“环境”，只限于思想、伦理、宗教和风俗等方面，而完全忽视了社会经济，即进行物质生产的这个主要的环境。这是丹纳美学思想的一个致命伤。丹纳反对就艺术论艺术，主张把艺术同周围的现实（在他所理解的范围内）联系起来，单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当时英国和德国的某些新黑格尔美学流派要高出一筹。
罗丹不仅是雕塑艺术的一代宗师，他的美学思想也是自成一家。在十九世纪晚期，他是在艺术上强调现实主义最力的艺术家之一，他对什么是美，尤其是什么是丑，都有其独到的见解。
（二）浪漫主义本来是《西方美学史》重点介绍的内容之一，对于十九世纪以前各个时代的浪漫主义在美学理论上的表现，编著者都在有关的章节里分别作了概述。但是对十九世纪前期和中期，例如对法国复辟时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和稍后的浪漫主义理论却未见涉及。法国这个时期的浪漫主义运动不仅对于法国，而且对于英国和俄国的哲学、美学及文学都起了很大的影响。法国的维克多·库兴（V。Cousin）、迪奥多尔·茹弗卢阿（T。Jouffrouy）和费里克斯·罗伯尔·拉勉勒（F。R。Lamennais）就是浪漫主义运动在美学上的三代代表人物。虽然他们在理论上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但是他们的美学著作，如库兴的《论真善美》、茹弗卢阿的《论美和崇高；论因果关系》和《美学概论》，以及拉勉勒的《论艺术与美》，可以说就是对法国以夏多布里安和拉马丁等人的消极浪漫主义在美学上的概括。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为艺术而艺术”这个术语，就是库兴首先提出来的。他在184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为了道德就必须去理解和热爱道德，为宗教而爱宗教，为艺术而爱艺术。”这就是库兴提出的一条带纲领性的原则。稍后，茹弗卢阿和拉勉勒就把这作为美学的一条定律来大肆宣扬。拿十九世纪下半期美学思想的发展来说，批判地介绍这三个美学家的著作并加以适当的评论，开扩一下读者的视野，还是有益的。
（三）一般美学史只限于评述美学家的著作，这固然是主要的，但未免失之偏颇。历史上有些著名的大作家或艺术家，虽然他们并不是专门的美学家，可是他们在美学史上的贡献或者影响也不一定比某些美学家逊色。要使美学史成为真正名实两副的美学史（无论是象《西方美学史》这样的通史，或是断代的美学史），见出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全豹，似有必要打破历来编写美学史著作的一条不成文的章法：只以专门的美学家及其著作为评述的对象。应该说《西方美学史》在这方面有一定程度的突破，譬如，编著者专章介绍了歌德和席勒的美学思想，但门开得还不够大，就以歌德和席勒为例，也只是限于他们的美学论著，未能联系他们的文学创作。除此之外，似乎还可以考虑对文艺复兴时代的莎士比亚、十九世纪中叶和末叶的巴尔扎克及托尔斯泰的美学思想专章加以评介。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列宁对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都有很高的评价。现实主义本是《西方美学史》着重分析和评述的四个基本问题之一，倘再添上这方面的资料，将会使它的内容显得更加充实。
对于美学我完全是个门外汉，这些门外之谈，谬误定然不少。倘朱光潜先生能有以教正，当无任感谢！
程代熙
1979年第4期；总第4期 …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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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的照妖镜
重读近代两部谴责小说
近两年来，出版社陆续再版了一些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我国近代的两部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重新和读者见面了。
一定时代的文学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映。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清代乾隆以后，已经走到一个周期的下坡阶段。一八四○年，英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妄自尊大的封建帝国的大门，这更是从古未有的大变动。《中英南京条约》之后，英、法、俄、日、德、美等侵略者纷至沓来，进行疯狂掠夺。清政府在军事上每战辄败，外交上事事退让，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接连不断，彻底暴露了这个反动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封建帝国的空前危机。为救亡图存，人民奋起革命；统治阶级中有些人也翻然思改革，倡维新，图自强。戊戌变法既不成，义和团运动又失败。八国联军直捣北京，大肆抢掠烧杀。进步的和爱国的知识分子，忧国家之危亡，愤朝政之腐败，思挽狂澜于既倒，首先看到和加以掊击的是官场之污浊。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谴责小说大量涌现，一时蔚为大观。
谴责小说之名，是鲁迅先生起的。因为它“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①这些小说，可说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暴露文学”。其中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最著名。
《官场现形记》，六十回，连载于一九○三年至一九○五年的《繁华报》上②；《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百零八回，从一九○三年起，陆续发表在《新小说》上，至第四十五回，因《新小说》停刊而中止。一九○六年至一九一○年，先后以单行本出版③。前者集中暴露晚清官场的腐败，后者涉及的范围更广，但重点也是官场。
小说所描写的，从军机大臣、朝廷各部院长官到地方各州县衙门佐杂，多是不学无术、昏愦无能之徒。被总督“专摺保举”为“留心时务，学贯中西”的观察，要招股开设从煤里提取煤油的股份公司；新上任的江苏巡抚惠福不顾下级再三反对，坚持要把丹阳的河泥运到南京去修马路：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些人对国家大事，百不经意；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他们只是一味地追求升官发财。为了做官得差或升官保位，他们见风使舵，逢迎拍马，到处钻门子，走内线，找朋友，拜老师，买人情，做手脚，以至伪造证件，冒名顶替，出卖故交，严参僚属；等而下之，则更有无耻到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儿媳、老婆去“孝敬”上司。做官是为了发财，所以一当了官，就拚命地攫取金钱。朝廷公开卖官鬻爵，各级文武官吏贪赃枉法。官场上一片尔虞我诈，明抢暗夺。吹牛皮、说假话、欺上瞒下、虚报冒领成风。有的出卖矿产，吞没赈款；有的克扣军饷，贩卖人口；还有的做圈套，设陷阱，敲诈勒索，谋财害命。官吏得贿受托，任意制造假案、冤案，有罪的可以不办，无罪的屈打成招。钦差查案，送钱的暗中包庇，万事全休；不送钱的撤职开缺，判刑收监。由于钱能买得官做，各省的候补官多如牛毛，地痞、流氓、赌棍、龟头、强盗、骗子，充斥官场。做贼偷了钱捐官，做着官同时又去做贼；在这个省里犯了案，到那个省又升官。为了争钱占财，伯欺侄，兄害弟，孙子虐待祖父，儿子谋杀父亲……的“怪现状”层出不穷。这些所谓的“民之父母”，畏洋人如鼠，媚洋人若狗，对中国人民似凶狼恶虎。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