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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夜班打场前，再次召开社员大会。会议由我主持，公布了这一处理决定。
捞木头的社员那天大都打捞了三四根木头，生产队只收一二根。
收上来的，发给打捞费，留下的，扣一点木料费，大家听了也没什么意见。
曹士英、铁旦对这样的结果很高兴，还当场检查了自己那天的态度。杜义田那天捞得最多，共八根木头，生产队决定给他家留三根，收了五根。
他听后气得一下子睡倒在会议室后边的草堆上，翘起个二郎腿晃呀晃的。说实在的，留给他家的数量并不少，只是他捞得多，被收的也多些。
只是算给他的打捞费毕竟抵不上那些木头的价值，他实在想不通，“呼”地一下站起来，把门“砰”地一声关上，震醒了几个开会时打瞌睡的老乡。
会议气氛又一下紧张起来，我却心中有底：“木头风波”终于告一段落了。
因为杜义田一开始就表过态：大伙都同意这么处理，他也没意见。现在大伙都没意见了，他再不痛快，也会遵守自己诺言的。
会后，老高和老王、老吴对我说：“还是你们上海知青招数多，也敢说话呀。”
木头风波过去， “一打三反”也没什么继续搞下去的新内容，工作队要撤，插队干部也要撤了。
1972年秋，哈尔滨插队干部全部撤回；上海插队干部先撤一批年纪大身体不好的。
正文 93、送插队干部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3 本章字数：1830
哈尔滨干部老高得令先走了，王副队长因此由副队长成了代理队长。
上海干部老孙暂时没撤；老邵因为年龄较大，接到了回上海的调令。
上午，我套车去松树沟，帮老邵取打包裹的草绳。三队插队干部老田坐在车上与我一起去，他这次和老邵一起调回上海。
两匹马中，有一匹是生产队最操蛋的马，即不能驾辕又不会拉套，好几次趴到了道沟里。车卸了套，套了又卸，好不容易到了松树……
回来的路上，我把那匹操蛋马干脆拴在车后，不用它拉车了。
可就是拴在车后它也不老实，已经快到古城了，它竟然挣断了二指粗的麻绳，滑进了道沟。
任凭我和老田怎样拉它打它，它都不爬起来，弄得我们浑身泥浆，一双鞋像两只泥团子。看着老田那副狼狈样，我劝他先回去到生产队去叫人。
老田走后，我找了根棍子，垫在马脑袋底下，不让沟里的水灌进马耳朵，然后就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睡觉。
三个小时后，我听见有人声，醒过来一看，王队长带了三个人，赶马车过来了。用绳子套上那操蛋马，一用力，马被拉上来了，一看，它腿都硬了，好半天才缓过来。
两天后，我和几个知青送插队干部到黑河。
离开爱辉古城时，大队书记郭木森跟在胶轮拖拉机后，紧跑了几步，拉着插队干部的手不愿放开，眼中噙着泪花。
与老郭洒泪送别不一样的是，老邵儿子邵子昂上了大学，自己又被调回上海，心中大喜，笑得嘴一直没合拢过。
天飘起了雨点，当年带领知青修筑大罕战备公路的老田又想起了洒酒凯旋的豪情，在车上高喊道：“下雨啦！这黑龙江的老天也对我们有感情呀，在挥泪作别呢！”
车迎着细雨走了，一路上撒落几位老头的笑声。
我的心情不像他们那样欣喜惹狂，也不像老郭那样伤心，只觉得一阵茫然。
在黑河客运站，老邵最后问我：“你什么时候回爱辉？你带着粮票，带着钱了吗？”
我说：“我都带着，饿不死我，你放心走吧。”
晚上，睡在黑河施卫疆的宿舍里。
打仗了！为了掩护撤退的老乡，几十名知青都牺牲了，我是剩下的最后一个。
一场血性的肉搏战打响，我负伤晕过去了。
好一会儿，我睁开眼一看，老邵、小邵、施卫疆……正对着我微笑。
我醒了，向四周一看，什么也没有，云龙和我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他的一只脚压在我的肚子上，嘴里打着难听的呼噜。
我搬起他的脚，又轻轻踹他一脚。他这才翻了一个身，照样睡死过去，不过停止了呼噜。
终于安静了下来。
从黑河到爱辉，开江后是可以走水路的。
送走插队干部，我和知青一起坐船回爱辉。那船很古典，后屁股有硕大的扒水轮，就像南方农村的水车，一半在水下，一半在水上，在火力蒸汽下不停地向后翻水，推着船体向前。
我迎着扑面而来的江风，站在甲板上，看着对岸那与我们全然不同的国家。
苏联那时已经有一种整个船体密封得像个棺材，前半部离开水面的气垫客船，速度飞快，从我们的船边一掠而过。我们叫它“棺材船”。
假如说看到此船我们心头还只是有一种落后的难受，那么当苏联一艘客船与我们交会而过时，却让我们十分的尴尬。苏联客船上的人见到我们都欢呼起来，招手挥帽，满脸笑容。我们一船的人，全都冷冷地看着，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随后，一艘小游艇从我们船边飞驰而过，船上是一对苏联中年夫妻，女的把手中的拖把扔给丈夫，摘下脖子上的头巾，又蹦又跳地向我们欢呼。我们一船的人，还是全部冷冷地看着，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敢向对方有任何友谊的表示。
船到爱辉，码头就在清真寺――我们的知青点下面。
上岸后到食堂刚坐下，看到邵子昂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毛主席针对知青工作最近有一个批示：“大部不调”。
他在信中劝我去读师范，因为知青今后的去向实在不明。那意思是极有可能“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
我早已经拿定主意，无论是劝我去还是不劝我去的，我知道自己最终选择的结果都同他们完全不一样。
正文 94、我的骄傲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3 本章字数：2076
很晚，我才踩着碎碎的石子路，顶着碎碎的满天星，轻轻地回到宿舍，推开那扇为我特意半掩的门，摸到了自己的铺前躺下。
下乡两年多来，知青习惯为我留门了，差不多天天如此，我不是在队上有事就是在食堂看书，每晚总要夜深了才回来。
今晚，我在食堂静静地一个人看完书，在日记上梳理了老邵临走前与我的谈话，那晚队委会后，老邵是作为党小组长找我谈话的。
我已经填写了《申请入党志愿书》，党支部也召开了审批会。老邵说支部在讨论过程中对我非常重视，全面帮我总结了优缺点。在全面提出了我的优点后，就提了一条缺点：骄傲自满。最后他给我的信息是：你这次入党申请没有被批准。
骄傲，一个多么熟悉的批评！
在我经历的团队中，我经常被排除在第一层次之外，比如不是第一批加入少先队、不是第一批加入共青团，那是因为我骄傲。
就连在兄弟中，由于老大一直是住读，排行老二的我，实际上成为老大，当真的老大回家时，父母便经常指责我的腔调不对，说我骄傲。
小学选中队长时，我的得票数名列前茅，老师就不让我当，理由也一样：骄傲。
就拿前不久“木头事件”的处理来说吧，我曾提出让工作队暂停与老乡的谈话，曾提出改变工作队决议的建议。工作队在我们队结束后，想把我调到三队去搞一段工作，我却提出来：放我回大田干活去。工作队临走时总结了我很多优点，最后提出的缺点也是一条：骄傲。
这两天，肖明见我绕在“骄傲”的圈子里出不来，出于好心点拨我说：“什么是骄傲？就是你老想着去改变周边的环境；什么是自满？就是你满足于自己的现状。”
按肖明的说法，骄傲自满都不是自己纯内心的东西，而是你如何摆平自己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和姿态罢了。对周边环境逆来顺受的，一定是谦虚谨慎之人；反之，刚一定是个骄傲自满之人。
尽管肖明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太能接受，我承认这是一种个人内心的缺点。
只是我不明白，我从小就与自己的骄傲作斗争，下乡后更不知道多少次检讨过自己的骄傲。怎么斗了这么多年，却总是甩不掉骄傲这个毛病？
而且奇怪的是，在我所经历的团队中，我从来没有去批评过别人的骄傲。也许是同类相聚，我甚至还十分欣赏这类人能够自由自在地不满足现状，去追求改变周边环境，为他们能在逆境中骄傲地做出值得骄傲的事而击掌叫好。
这样说，并不是想对我的骄傲作什么粉饰，只是对自己不能克服这个缺点而感到遗憾。我想自己大概改不过来了，尽管我不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但在骨子里确实有一点与生俱来的傲气，当然也包括肖明所说的“简单直接而不善于逶迤周旋”。
我清楚，自己既然不愿意逆来顺受地讲关系摆姿态来显示自己的谦虚，那就不如本色一点，人活着心里舒服就行。我相信“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并由此给自己定下将来的发展方向：不走仕途，只做技术性务实的事。
想到这里，我对没有被批准入党这件事，连像上一次没被批准入团那样的心里波动都没有了，甚至可以说，这结果简直就在我的意料之中：像入队、入团一样，我必须要经历第二次。
已经是下乡后的第三个“国庆”。
下午三点多，知青点照例举办了宴会。但我觉得是最没劲的一次。
知青中又有人被新批准入团，大家请他唱首歌，他硬是推掉了。
能在热闹的场面下，如此冷静地顾及到自己的风度，置别人的热情于不顾，这还是第一次。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也长大，开始变得冷淡，感情不再那么奔放了。
有人醉倒。我把参加宴会的老乡一个一个送到大道，把食堂打扫干净。
再回到知青那帮“醉汉”前。
程小磊的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胸口，叫着：“我今后要重新做人了！以前犯了一点错误。唉！你们要帮帮我呀！”他是想起了关在监狱里的汪永德和吴茂财吗？
我听了有点激动，但马上想起蔡景行说我有“老是轻信别人，永远不记教训”的毛病，于是怀疑程小磊是否存心装醉说些好话给我听。
我摸摸他的手，冰凉的；看看他的脸，嘴角湿漉漉的；眼睛闭着，一副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样子，应该不像装的。
于是，我心里又被程小磊的那几句醉话感动了起来。
把他们都安顿好，我就到宿舍查夜。
一切都沉默下去了，月亮穿过厚厚的云层，照在这成了知青点的清真寺上，斜射在刚才还闹腾过的大屋子里，无数个酒瓶子相应地返着月光。
我系上武装带，端起枪，巡逻在古城的黑龙江畔，在这条国境线上。
脑海里想着：快入冬了。知青点有很多事要干。
自留地的苞米黄豆要收割了，菜窖要挖了，冬菜要安排了，女知青要搬进已经建好的新房子，明年要盖的新房子该竖房架了。
正文 95、知青搬家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3 本章字数：1618
早晨，踏着碎冰与泥水而去；晚上，趟着陷脚的泥浆而归。
初冬来了，一日之寒也容易一日之化，烂泥和落叶打造了这特有的景色。
我们知青自己动手盖的第一幢新房今天开始搬家住人了！
新房间就在清真寺的对面，在码头上岸后道路的左边。一排四间，每间住四人，有火炕有火墙，碧绿的窗框、碧绿的炕面。
新房，当然全部给女知青住。
男知青的住房也因女知青搬去新房，作了一些调整，环境比原先宽敞，宿舍里也清洁和安静了许多。
这两年，好多男青年为了捞木料，在黑龙江中心――主航道上迎浪击水；为了打砖坯，多少个日子在下班后还来甩大泥，他们为建新房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们对男知青说，先把女知青安排好吧，从这里向南，我们将再一幢一幢地盖下去，直到边防连的岗楼下。
而且，以后的住房会比现在还好，老孙已经设计好图纸，一排两间，每间都有自己独立的灶间和火墙热炕通道，将来结婚成家都可以用。
这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
不过说真的，在我们的规划中，沿黑龙江边境线中方一岸的岗楼下，将会形成一组知青的大院。
下了第一场雪，好大。队委会开了一天的会。
窗外是纷纷扬扬的雪花，屋里，是袅袅环绕的烟雾。
都是纯粹事务上的事，比如收割的安排，知青探亲。
但今年粮食减产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气氛低迷。
乘大雪，晚上再开了一个知青班子会，公布了知青点安置费的账目。从老知青下乡到现在，三年多，现在还剩下637元，清理这笔账，花费了我很大的精力和时间。
会议决定，在土地冰冻之前，抓紧把明年新建房的地基平出来，竖上房架。
会上还通报了一个情况，四队有人杀了我们知青点散放出去的一头猪，但具体是谁杀的不知道。
每年秋收冰封之前，当地农民都会把猪放到地里吃收割时漏下的粮食，等到冰雪封地时，就该杀年猪了。冬天，除了配种的老母猪，老乡是不会让肉猪喂过冬的，那是浪费粮食。
知青班子听到有人杀了我们放在地里的猪，个个很气愤，要求进行报复。
蔡景行和肖明两人在古城四周逗留了两天，想寻找四队散放在地里的猪，却一无所获。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晚上会议的决定，被四队队长知道了，回去让所有老乡采取“关门固守”的措施，竟然没有人再敢往地里放猪了。
我们一只猪也看不到，只好干瞪眼。
李晶霞要回上海治病，她说自己可能要在上海调养一年。知青回上海又不要生产队给工分，所以生产队对谁走谁来并不当回事，可这回生产队偏偏不同意她回上海，说新知青去年回去过，今年是老知青的“探亲年”。李晶霞觉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