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形也被重新安排了一番，玻璃窗被厚厚的雪、厚厚的霜封了整整三天，人们一进屋就如同与外世隔绝，连眼睛的视线都溜不到那风雪呼啸的天地了。
不要以为这里的农民一到冬天便坐在暖炕上磕瓜子喝老酒，像熊瞎子一样“猫冬”了。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插队五年来，我除了回上海探亲，从来没有在冬天闲过。
更何况前些日子县里又开了个紧急电话会，要求春节前大破“猫冬”思想，掀起以改土增肥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
我们队里，除了修理花轱辘大马车、石头场采石安排了少量人手外，其他人马都集中在南北两个高温造肥点，昼夜不停制造颗粒肥，还有刨粪送粪……每天的活儿都安排得满满的。
昨天夜里，我们就趁着月光，组织30多人，人拉着车，把场院里清理出来的打场紊子拉到高温造肥地点。
自从进入三九严冬后，除了蔡景行、汪永德，我也加入了开手扶送粪的加班。每人8小时轮流干，反正那手扶就是干不死的马儿。由于白天我要处理队上的一些事，夜里的活儿就由我来干。
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这两天是最冷的天气，气象预报说有零下四十三度，夜里开手扶顶着风雪那就更冷了。
我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皮帽、皮衣，大头鞋里的毡垫我就塞了七层。可是西北风迎面刺来，就像割脸上的肉一样，浑身也冻得冰凉。
我冷静地操纵手扶：换挡、加油、扳离合器、脚蹬方向轮，忘记了寒冷，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四下里黑漆漆的天地。
天亮了，我下班走在路上，碰到了常永石。他原先是我们队的当地回乡青年，后来靠他老子在公社当官，弄到了公社中学教书。只见他裹着一件上漆的黑皮大衣，戴着毛色发亮的貉克帽，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嘴角露出一丝笑。
我确实穿得有点怪，一件半长不过膝的光板羊皮大衣，肩上破了一块，用了块白胶布粘上；皮领子也坏了，露出白衬；没有扣，用一根自己搓的麻绳在腰间拴上。
我没理他，回到知青宿舍，我脱去这件皮衣，再脱下大头鞋，发觉七层毡垫和袜子冻得都粘在了一起。我用手搓暖了僵硬的脚，一头倒在炕上睡着了。
一直睡到下午才醒来，听说去岗子拉煤的人马回来了，不过有一匹马在西三加子那儿趴下，要队里组织四五个人去弄回来。
等我赶到队里一看，杜义田已经把马车套好，还来了不少车老板。我想跟着一起去，他们把我推了下来，说保证把马整回来，让我放心。
不去就去吧，反正我也闲不着，去走访了几户社员。一家是生病在家没出来干活的，一家是父母带孩子去黑河看病，家里只剩下几个“萝卜头”的。一家是上次评分低了点有些情绪的。
说来也怪，第二天早晨，风嘎然而止，太阳温暖地俯射大地，窗户上滴嗒了一会，霜雪便化得干干净净。绝好的天气，引得人们心情也有了几份快乐。
谁知晚上，又飘起了小雪，我找肖明去打扫一下知青点空着的房子。
过两天县里工作队要来队里，正好冬天很多知青回上海探亲，空房有的是，安排工作队临时住没什么问题。大冬天的，也别让工作队的人一日三餐都跑知青食堂了，知青点的宿舍都有单独的锅灶和火墙炉子，队里只要安排个人，拿点米面油菜，就可以给他们就地开伙。
一出门，肖明就叫道：“下雪了，不去了。”就几步路远的地方，下雪怕什么？我不理他，顶着细雪在前走。
到了门前，他见我站着不动，便上前推门，锁着。他又叫道：“门锁着，算了吧。”我没睬他，从兜里掏出钥匙开了门进去。如果连这点准备都没有，那还叫队长吗？
不知怎么搞的，灯泡不亮，他又一个劲地嚷嚷：“黑灯瞎火的，回去吧！”
我一遍又一遍，固执地拧着灯泡，他在一旁不耐烦地吼着：“肯定不行的，你就是倔，非要失败才肯回头呀！”
我一声不吭地继续，灯终于亮了。
一切条件都具备了，他无话可说，见我抱柴禾烧炕，他也拿起了扫帚扫炕，嘴里不服气地嘟嚷着：“是老天助你，要不然不会这么顺利的。”
正文 147、酒后失言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4 本章字数：1897
早上去生产队分工，突然听到了哀乐，广播里报周总理逝世了。
我一下子呆在那里，希望这是一场梦，还没醒的梦、可怕的梦。但愿等我醒了一切还都像过去一样。
可是我拍拍自己的脑袋，那哀乐声依然在响，我才意识到这是真的，是真的现实。我十分爱戴尊敬的总理，与我们永别了。
没有上级布置，老乡晚上开会时自发在政治文化室为周总理设了灵堂，挂起了周总理的像片，向像片三鞠躬。
周总理逝世的第二天，地区工作队派驻到了生产队。他们一来就传达了上级精神：当前主要任务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展生产队班子整顿与整风。对周总理的逝世，各单位自己不要设灵堂，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佩戴黑纱白花，等等。
我们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对这么多“不要”有点摸不着头脑，还以为上级对丧事简化是一种新的做法。
工作队来了已经好几天了，他们关心的仍然像往年一样，是“算盘响，换队长”。那天是周总理的“头七”，我的心绪不好，下午收工后，到贾大爷家里喝了一点酒。边喝着酒边谈周总理的事。
喝完酒，我习惯性地一个人又去队部场院看看。
喂马的饲养员值班室里，早有两个工作队员在那里等着我，开口便责问我为什么今晚没安排社员开会？
我真的是忘了安排开会的事，我不好意思地说：“喔唷，忘了。今天太累，明天再说吧。”
那两个工作队员严厉地批评我：“这是政治态度问题，你这样下去要犯错误的。”
我心里的闷火一下子发作了，想起几年前老吴副队长背着工作队说过的话，我今天就借着酒劲当着工作队的面说了出来：“你们精神倒蛮足的么！这样，明天你们吃在知青食堂，白天下地和我们一样干活，晚上我就陪你们一起开会。”
他们看着满身酒气的我，气呼呼地走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想起昨夜的酒后失言，我突然觉得，男子汉大丈夫哪怕是酒后说过的话，也不能不算数。
我早上去队里分工时，撤下了给工作队做饭的娘们，还让车老板套了一辆马车，把给工作队安排的大米、豆油和菜给拉到了知青食堂。
晚上收工回来，我看了看工作队住的宿舍，没人了。
听说他们把我告到了公社，告到了县里，还告到了地区。
唉，怕什么？不就是个队长嘛，换就换啦，国家总理还换了人呢！我觉得与总理比起来，知青就是一些小草，算不上什么。
无风无雨的日子里，没人会注意到小草无力耷拉着的身躯；风吼雷闪的日子里，小草也只能在扭曲中压抑地发出喊叫；如果给小草一点露水，它们会欣喜若狂；但如果给小草一点火星，它们就有可能形成燎原之势。
怀着一种无名的火气，还有一点忐忑不安的焦躁，我等待结果。
可是等了好多天，不见动静。
大队郭书记那天通知我去参加公社召开的边境工作会议，顺便告诉我：“你们队的工作队撤了。”
我问：“那队长选举的事谁来弄？”
郭书记说：“你们自己先准备起来，到时候大队来人。”
这天的公社边境工作会议，通报了有关方面最近汇总的在东北、华北、西北的内潜外逃情况。其中东北方面，苏方向我派潜特务的频率和人数十分罕见，而且由于防备不够，有两名武装特务竟然潜入了北京，会议因此对加强边境地区的管理，提出和重申了若干规定。
一、严守国界。双方边境线已定界一致的地方严守，不一致有争议的地区维持边境现状，保护国界标志，发现对方私立、移动国界标志要保护现场，进行拍照，及时上报；保护界河河道和航运，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国土，防止水土流失。国界问题应报中央解决，不准任何人擅自处理。
二、不主动惹事，不挑起冲突，如对方挑衅，应根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不后退、不示弱。区别对待人民和政府、决定政策的人和执行的人、事件不同的性质和情节，斗争时把矛头指向领导集团、主要指挥者、行径恶劣者。
三、我军民在争议地区原来在哪里居住生产和通行，还应按原来进行，未经批准不准扩大和缩小。若对方干涉，应进行说理斗争，僵持不下时，形势不利可保留权力暂时撤回，等对方撤回后再上。若对方军民越境，应讲明道理劝其返回，若不讲理不准殴打、扣留，让边防部队解决。
从中可以看出，周总理的逝世，不光引起世界各国的官方表态，还引起了一些国家情报机构的暗中刺探。
正文 148、纸上谈兵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54 本章字数：2168
想想自己平时得罪了不少人，投资的水泥晒麦场、手扶拖拉机也影响到工分值的提高，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可选举那天，却十分顺利，我成了这个生产队有史以来第一个连任的队长。
有了这个连任，我就有时间来干一件一直想干的大事了。
这件大事还要从倪智刚说起。
前不久，我接到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里面还画了一些草图。
信是已经转点到浙江的倪智刚写来的。在生产队五十多个插队知青中，他给人的印象就是默默无声。
劳动中，他不会一马当先地争第一；学习中，他不会慷慨激昂地谈体会；交往中，他不会猛拍胸脯夸海口。当然，他也不会因派他的活儿苦而抱怨，不会因伙食差而不满，不会因不受人重视而不快。
大部分的时间，他是独自一人在种试验田，捣鼓那些被称之为“920”的菌种肥料。所以，在生产队、在青年点，很少听到他的声音。
即使回到了集体宿舍，他也是独来独往，在这个集体里听不到他的争吵声、打闹声，甚至高兴的或不高兴的声音。
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在生产队插了四年队，然后安安静静地转点去了老家――浙江的一个农村，继续在那里务农。
插队的四年里，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可以让别人作为茶余饭后谈笑的故事，而倪智刚，人们几乎找不出可以议论一下他的故事。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知青，用长达四页的信写下了对已经离去的生产队远景规划：
1、 把北面的沙土地合并，在江边的清兵大营遗址上辟出蓄水池；搞个抽灌站，把黑龙江水抽上来，以水治土。
2、 把西面的地也合并成大块，除换茬种水稻的地外，其它地块也要利用宋集屯水库的渠道，实现旱时灌溉，涝时排水。
3、 缩小水稻面积，扩大小麦、黄豆面积（列了一堆农作物的种类和分别的产量），提高产量和收益。
4、 科学实验要以小麦为首要，而且要以改良种子为重中之重。
5、 对所有土地进行成分测量，再根据所种庄稼实现科学施肥。
信中，他提到有一年地区农林办的技术人员曾经对北面沙土地进行过考察，说那片沙土下面是黄粘土，存得住水，可以提江水上岸，如果水田旱田轮番耕作，最终能达到用水改土的目的。
我的前两任队长也都尝试过在那里打井，但都是在夏秋季。
第一任队长挖了个深不到三米的口，因为是在江滩上，松软的沙土塌了，以失败告终。
第二任队长做过木匠，在这个塌了的旧井里，做了木头的井壁来支撑，但挖到近四米，沙土里冒上了水，又作罢了。
倪智刚说自己曾跟地区农林办的技术人员去那个废井处测量过，得出的结论是：要想保证足够的水量，必须把井垂直打到9米深，这是与江心最低水位时相同的位置，然后还要再在9米深处向江心排下200多米长的水管，引江水入井。
他详细地在信中画了一张如何从黑龙江里提水上岸的草图。
显然，这个活，在春夏秋季都绝对干不成。
只有在冬天，在零下三四十度、沙滩冰冻、黑龙江水位最低时才有可能成功。
倪智刚在信中承认自己是个空想主义，因为他没有办法让当时的队长这么干那么干。现在自己人在浙江，可脑子里天天想着仍在边境线上的黑兄黑妹，只好在信上纸上谈兵，也算是了却自己一个心愿。
他在信尾说：“如果你不想这么干，或者觉得我写得没用，那么，在上茅坑时，就拿这几页纸擦屁股去吧！”
看到这句激愤的话，我笑了。信纸擦屁股，能得劲吗？
我把倪智刚的几页信纸摊开在会议桌上，烟雾袅绕中，队委会开始了争论。
这井打还是不打？大家意见并不一致。
老吴提醒我：“现在打井白搭工，明年根本使不上。”
我知道，井打出来后，还要花很大的力气筑渠，开春离现在才三四个月的时间，指望它明年提水在沙土地上种水稻，当然是来不及了。
我说：“明天使不上，还有后年、大后年，打井要解决的是长远的事。”
老吴不以为然地冷冷一笑：“后年？谁当队长呀？你今年把工搭上了，也不能算到后年的账上去呀！”
我明白，每年换队长形成的思维习惯就是：每任队长只算一年的账，从来就没有长远的打算，谁都想把当年工分的钱做得好看点，而不愿意为将来的发展投入人力和资金。
但如今队委会9个成员中，6个是上海知青，个个都是愣头青，想干点事儿的。大家对老吴说：“你的意思是队长就不能连任三年四年？”
老吴“嗨”了一声，想说什么又不说了。
几个知青队委分析了以前两次打井失败的原因，在倪智刚来信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建议：清理旧井，购置水泥涵管，利用北大营颓废土墙筑水渠，在冬天时开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