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心里犯嘀咕，好事是好事，可事情哪那么容易？
事情的确不容易，因为4条主干公路和13条联网公路的投资需要近20个亿。
20个亿！天文数字啊！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冷酷的。东莞的财政只有几千万。
让几千万变出20个亿？怎么变？东莞的这些干部都茫然地看着书记。
欧阳德说：事在人为嘛！
有了书记的这句话，于是大伙儿开始充分开动脑筋，一番热烈的讨论后，一致认为最佳方案是去银行贷款。然而此方案很快就被推翻，因为大家跑遍银行，所有的银行都无奈地摊开双手，上面有政策，我们没法放贷给你们呀。接下来，大家又开始热烈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找外商合资，于是大家又分头行动，通过各种关系去游说外商。可外商们对此并没有他们那么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再次讨论时，大家总算想了一些对策，和以前修路的形式一样，采用土办法：市里面出水泥，镇下面出劳力，出土地……
但还是不行，钱差得远着呢！
这一天，东莞市委大楼的会议室里，气氛异常。欧阳德一上来就说：“同志们，时不我待呀，关键是我们要有变的决心，才有变的行动。抱残守缺是活不出个人样来的。”说到这儿，他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目光中透出一种威严，停顿片刻，他抛出了一个令所有在场人大为震惊的构想：由市财政来做担保，用民间集资的办法，筹集10亿元，以后再用收过路费的方式偿还借款！
向企业以及老百姓借钱？这个动作太大了！立马，东莞市委这套班子就形成两种意见，赞同的自不必说，反对的则主要着眼于风险。
实际上，东莞的领导都不是胆小保守瞻前顾后之人，他们乍一听这个方案，也是怦然心动，因为经过这一个多月在基层的调研考察，他们也目睹了东莞的窘境，也清楚问题的症结，也希望能找到一个快速致富的良方妙策。但，这个别出心裁的集资方案也太离谱了，那可不是一般的风险啊！
首先，全国上下正在搞宏观调控，不主张搞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在这种大气候下，我们这么做不是和国家政策背道而驰吗？关键是现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后，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也开始谨慎，很多外商开始往回撤资。在这样的形势下，你怎么就能保证将来会有外商进来？
不光风险大，实施难度也大，老百姓的工作肯定不好做！这种担忧不是没有根据：前几年就有氮肥厂之类的东莞国有企业搞过集资，开始许诺得天花乱坠，可后来，这几个厂效益不好，亏了，老百姓的钱也没了影子。为这事老百姓怨声载道，还来过市里上访，到现在这笔钱还没还上，现在又向他们搞集资，他们还肯掏钱吗？
总而言之，不合时宜，集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这条路看上去前景并不令人乐观，何不等等再说？！
这事要是搁在一般人头上，也就几声浩叹，等等再说也不迟。但欧阳德不是一般人，认准的事绝不会轻易撤退，他当即表态，不能等，这个项目一定要上，这个款一定要筹！
紧接着，在进一步细化具体操作方案时，欧阳德又提出一个更令人咋舌的想法：所有东莞的车辆包括摩托车都要交费。理由是“你这些车辆要走这些路嘛，既然你要经过的话，你就得交费，只不过现在我一次性地提前把你过路费收上来了。”还有人头费，比如说企业的打工者，向他们每人收一百块钱，这笔钱跟企业的老板要；有固定工作的人，向他们每人借一个月工资……
所有人都感觉到，欧阳德此举乃背水一战。
集资方案向社会推出后，造成的强烈反响，完全没有出乎人们的预料。欧阳德立马陷入了老百姓口诛笔伐的围剿中。车主们骂爹骂娘，老板们牢骚满腹，老百姓更是难听话满天飞。一所学校的老师们因操作者没讲清缘由，看到自己无缘无故被借去一个月工资，愤怒了，一封揭发信告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此时的欧阳德穿行在人们的不解和谩骂之中，在一个又一个巨浪的吞噬中艰难前行，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然而，无论如何，他必须把这件事往前推进。万事开头难，欧阳德便从动员机关人员做起，他要求大家“带头交钱，有多少钱交多少”。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入股，市委又开出比银行利息高一倍的优厚条件，14厘。欧阳德说：“我们也要给东莞人做点好事，利息高一点，给群众一点好处。另外，我们通过集资款把基础设施修好了，岂不是一举两得？”
这波未平，那波又起，老百姓的积极性又引发出银行战线的不满情绪，因为这一集资影响了他们的存款业务啊，于是东莞5家银行的领导便私下联合起来，也准备来封告状信。欧阳德听说后，赶紧召集他们开会，耐心向他们解释：“东莞的存款递增100个亿，我们的集资才10个亿，这根本不会影响到你们的存款啊……”欧阳德说得有理有据，几位领导听后，思想竟也通了很多。算了，不告了。
正当集资风波闹到中央还没完全消停，偏又冒出另一档子麻烦事来。
这档子麻烦事和刚刚开工修建的第一条路有关。
第一条路叫莞长路，起于莞城止于长安镇，途经大岭山镇。
按理说这条路在外人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可稍一打听，问题就来了，因为那个大岭山镇偏偏是欧阳德的家乡。于是乎，欧阳德“徇私舞弊、以权谋私”之类的话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老百姓本来就对集资一事抱有一肚子怨气，一看原来是市里的大领导为了自己的家乡做贡献，这能不让人愤怒吗？愤怒中的老百姓一呼百应：告他去！于是便也有了本章开头郑锦滔市长被梁灵光省长叫去问话的那一幕。
那天，在梁灵光的办公室里，郑锦滔一五一十地向省长汇报起事情的来龙去脉：“省长，其实一开始我们的确没打算先修莞长路，也是想要先修107国道那条路的。但后来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您看，这是107国道，如果先修这条路，那么修路时，这条路的交通肯定要受影响，但是这条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莞城、厚街、虎门、长安这些地方去深圳都必须经过这条路，是惟一的一条路，而且这些地方去深圳的车最多。车一多，我们再修路，那么，这条路就很容易被堵死，这样外商的货车就麻烦了，问题就严重了，肯定会影响生产。所以我们就琢磨，应该先修好莞长路……”
其间，梁灵光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完郑锦滔的汇报，他点头表态：“我明白了。你们这么做是没问题的。”
回到东莞，郑锦滔立即组织召开全体干部大会，把修这条路的原因又向大家做了详细解释，让基层干部再逐一将这件事向群众解释清楚，把误会消除掉。
“路开通后我们才发现，市里面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东莞到广州，从莞长路出发比绕到虎门长安走，短了13。5公里。从长远来说，节省多少油量，节省多少时间啊。”一位老东莞人这样告诉笔者。
种种风波尘埃落定，东莞升为地级市后第一场声势浩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大战开始了。
从1989年初开始修路，到1994年，4条主干道和13条联网公路才全部全线贯通。不要小看这几条路，这可是东莞交通的大动脉，也让东莞的城市建设上了一层楼。所以，很多人都说，东莞路网的正式完善，还是从4条主干道修成才开始算。1995年，东莞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公里达到92。9公里，而全国平均公路密度仅为11。6公里每百平方公里，东莞公路建设居全国领先地位。
1992年，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是个让人们难以忘却的年份。这一年的年初，邓小平同志来到湖北、广东、上海考察，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如同一股暖流，一下子温暖了东莞大地，也使得持观望态度的外商们立即行动起来。
东莞人这时发现，东莞的这一特立独行可真是占尽了便宜，在当时治理整顿的背景下，全国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处于缓建状态，故而当时的水泥钢材价格猛落，东莞此时不但捡了个成本低的便宜，一公里的公路成本仅400万元左右，同时还救活了自己的一些水泥厂，看到东莞的基础建设响起凯旋之歌时，中山、南海等城市过来一瞧，纷纷发出“东莞超前”的感叹，当他们也回去跟进时，此时的成本已翻上了一番，800万元建一公里都打不住。
不仅如此，此时的东莞更是抢足天时，成了纷纷进来的外商们的首选之地。在这么一个明朗化的喜人形势下，“大路大富，小路小富，无路不富”这句话的效应在东莞也变得立竿见影。
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差，东莞一个龙腾，一下子跃到了“四小虎”之首。
这一跃，跃得漂亮，跃得奇丽，跃出了东莞改革开放史上的又一个华彩！
●升级后的全面升级
当东莞这一轮的基础建设差不多告一段落时，东莞人突然发现，身边的台湾人开始多了起来。
实际上，刚刚升为地级市的东莞，在大修道路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全民大招商的轰轰烈烈的新阶段。穿针引线，以乡引乡，渐渐地，香港人把台湾人也给介绍进来了。
招商升级了！
近20年之后，在东莞的台商及眷属已超过10万人，是全国台商聚集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截至2007年底，东莞累计引进台资企业6000多家，引资额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全国的十分之一，台资企业占全市外资企业总数的40％；累计实际利用台资103亿美元，占全市实际利用外资额的三分之一；台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市外资进出口总额的40％；全市IT企业中有半数都是台资IT企业。
说到东莞后来的当家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不能不提石碣。
早年，石碣之所以为世人所知，是因为它是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的故乡。这个民风淳朴的鱼米之乡后来令人注目的则是它在十几年时间内迅速成长为IT产品国际生产基地之一。这个面积不足36平方公里的地方，聚集了450家电子企业，18家著名的跨国上市公司。
小小的石碣镇究竟有何“磁场效应”，形成如此庞大的电子产业方阵？这实在令人称奇！
说起来，改革开放之初，石碣镇的起步曾经充满了艰难，难就难在没有路。当年的石碣与莞城之间，因相隔一条东江，使得石碣镇远远看上去就像座孤岛一样，去哪里先得渡河。这个被东江水环绕起来的小岛搞农业曾经顶呱呱，1978年还被农业部评为全国农业系统先进单位，但从农业转向工业，却实在踏不出路来。石碣当年的招商引资可真是难！石碣领导没少往深圳口岸跑，在那里望眼欲穿，指望能拉来财神爷，后来还真的拉回一个。渐渐地，石碣的招商引资总算有了起色，但跟其他发达镇区相比，还相距甚远。
1989年这个年份对于石碣镇来说，意义非常特殊。正是这一年，石碣镇拉开了通向IT重镇的序幕。
这个序幕是被一个来自台湾的年轻人拉开的。
这个台湾人叫叶宏灯，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经济系。当时他在台湾的生意因遭遇高成本的压力，迫使他来到大陆寻找发展机会。1989年4月，他来到大陆，去了深圳、广州、大连、苏州等地后，这天在一个香港人的介绍下，他又来到了东莞的石碣。
当初，接待叶宏灯的是时任石碣镇镇长的刘发枝。时隔近20年之后，现为东莞市政协副主席的刘发枝对当年的情景还记忆犹新，他向笔者回忆说：“当时我们的环境的确还不太好，但我们跟他讲了很多我们的规划和对未来的设想，也让他了解了我们的政府班子。他是1989年4月来的，9月份他又过来谈判，当时他还有点担忧，怕我们不负责任，要求和我们绑在一起，于是我们便采取合资方式。我们负责建厂房，再租给他们，同时我们也出了150万，其他流动资金由他来解决。一切谈好后，立马动工，10月就开始生产了。当时他安排的一个月生产量20天就完成了，他很高兴，立马又增加人员和生产资金。”
石碣镇政府对叶宏灯的创业可谓倾尽全力、鼎力相助，这令叶宏灯深受感动。相处一段时间后，叶宏灯跟镇领导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渐渐也把自己当成了东莞人，反过来帮助他们介绍企业进来。没事的时候，大家就在一起聊天说话。
通过和叶宏灯的聊天，镇领导慢慢察觉到一个现象：台湾很多企业因成本提高的压力，正面临着往外搬迁的可能性。据说，很多企业打了十几万的招聘广告，却招不来几个员工……
这天晚上，石碣镇委书记叶炳基、镇长刘发枝和叶宏灯又聊上了。
“叶总啊，你说你们台湾那边生意不好做，成本都提高了，他们现在正在打算往外搬，是不是？”刘发枝问。
叶宏灯回答说：“是啊，台湾货币现在在国际市场上大幅升值，对于做外销的厂商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成本提高了，他们又困在一个小岛里，企业的市场空间肯定要受到很大的局限，所以他们现在的日子都不好过，都在考虑往外搬呢。听说他们已经有一些搬到了东南亚一带。”
“那你知道他们在东南亚办厂办得怎么样？”
“我听说他们在东南亚做得并不好。所以我来你们这来对了。”
叶炳基、刘发枝听到这儿，俩人相视一笑，眼里都闪出了光亮。叶炳基问：“叶总，那你说，我们石碣有没有这个机会，把他们都招到我们这里来办厂？”
“我最近也在琢磨这事。我认为我们这里有非常有利的一面，主要是大陆的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且这里的工人勤劳、刻苦，领悟能力很高，手也很灵巧，非常适合做加工制造业，再加上我们同根同源，很容易沟通和融合。所以我也在想，其实这里应该是他们发展的最好基地……”
那天晚上，他们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兴奋。
第二天，叶炳基和刘发枝把这个想法在会上一说，大家立马兴奋起来，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啊！我们一定要不失时机抓住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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