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叶炳基和刘发枝把这个想法在会上一说，大家立马兴奋起来，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啊！我们一定要不失时机抓住这个机会，把台湾企业吸引到石碣来！紧接着，石碣领导们多次开会研究商讨，确定了石碣重点发展台商的大思路。思路明确了，目标锁定了，接下来大家立即分头行动，发动一切力量，通过各种关系重点吸引台商。
石碣人感到幸运的是，那些台湾人刚进来时都是以租厂房生产的方式进行试探性的发展。几年下来，投资有所回报后，几乎所有的厂家又开始扩大再生产。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合资公司已成为产业转移的主导力量，两岸间的产业分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分工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种分工逐渐由生产阶段的分工向功能性分工发展。至2002年，台湾赢利最多的20家上市电子企业中的14家在大陆设厂，而大陆工厂的赢利成为其台湾母公司的最大利润增长点。至此，在台湾电子第一代的转移中，石碣成为珠三角最重要的承接地。
令石碣人更感幸运的是，新千年之后，在石碣增资扩产的台资企业开始出现一个新现象，即有些大厂逐渐把产品的研发中心迁移到了石碣。这不仅标志着石碣镇电子信息产业开始由纯粹加工制造真正向创造型生产转型，更标志着这些企业将被真正留住。
第03章 蛰龙。铸城
●不可思议的举动
1994年4月，李近维再次回到东莞出任东莞市委书记，9月，兼任东莞市市长。
时隔6年，今非昔比，东莞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次回来任职的李近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长相虽还和6年前差不了太多，除了眼角略添几道皱纹外，没长胖没增高，但做事风格却明显让以前的老同事们感到了异样——李近维不再是6年前的李近维了。
1983年，在中央举办的学习“一号文件”座谈会上，李近维曾和主办方有过一段语惊四座的对话。李近维发言说：“如果我们在执行好今年‘一号文件’的基础上，还能执行明年的‘一号文件’，那才符合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主办方诧异：“那你怎么知道明年‘一号文件’讲什么？连我们都不知道，你怎么执行啊？”李近维一本正经地说：“但我知道每年‘一号文件’的形成过程，是你们不断总结全国各地的成功经验，通过认真归纳分析论证，才把它写成新一年的‘一号文件’。如果我们在贯彻今年‘一号文件’中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为改革开放探索出一些新的路子，中央认为可以在全国推行而写上了明年的‘一号文件’，那不就等于我们今年执行了明年的‘一号文件’了吗？”全场一片哗然，这个小个头的东莞人说出来的话可够狂妄的！
当年如此狂妄的李近维，在1988年初离开东莞前一直是生龙活虎，胆识俱全，1984年他就提出“农村工业化”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开拓性发展思路，并积极鼓励大家贷款投资，愣是让东莞在短时间内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农业县的帽子，没想到这次回来却跟换了个人似的。
所有的人都明显地感觉到，李近维变了！话说得再白一点，李近维变得保守了，变得缩头缩脑了。
有例为证。
一例，有香港大老板前来谈判，想要出资收购东莞的电厂。李近维的回话只有两个字：不卖！
又例，又有香港大老板放话过来说要收购东莞的一条公路。手下的人眉飞色舞地过来汇报：“人家大老板这次很有诚意，价格出得很高。你说几个亿人家都说可以商量啦，而且……”汇报者特在此略作停顿，故意把“而且”两字拖长，“人家还说要把这条路反承包给我们，只收17％的回报，而且，人家老板说了，20年后还把这条路送给我们！”汇报者紧盯着书记，希望自己的兴奋和喜悦也能尽快地感染他，“书记呀，我们东莞的好机会来了！您算算，我们现在集资款的利息普遍是18厘，甚至20多厘，人家的回报只要17厘，比通常的还低一厘呢，再说20年以后这条路又是我们的了……”汇报者以略带夸张的激情说了半天，期待着李近维能够附和他。可自始至终，李近维一直平静地听着汇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临走时，汇报者又言：“李书记，您快表个态吧。事不宜迟，别的城市也都跟我们抢这桩生意呢。您就快决定吧！”不料，李近维最后的决定还是两个字：不卖！
李近维到底想干什么？他跟钱有仇？难道6年过后，他开始在意起自己头顶上的乌纱帽了？他当初的胆识和魄力哪去了？
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城市乐颠颠地如同天上掉馅饼似的忙着跟那个大老板签约汇款，也眼睁睁地看着有的城市欢天喜地向香港大老板们纷纷卖这卖那，很多人暗自嘀咕开来：这么好的买卖不做傻不傻呀？
不但别人不明白李近维为什么犯这个傻，就连李近维身边的秘书也不解，好奇地问书记为什么要放弃这笔天下最划算的大生意。
李近维没有立即回答秘书的问话，拿笔低头在纸上算着什么，算了半天，回过头来问秘书：“你想不想变为百万富翁？”
秘书莫名其妙地看着书记，如实回答：“想啊，但不敢想，那是不可能的呀。”
李近维说：“那有什么不可能的。你要成为一个百万富翁很容易的呀！刚才我已经替你算好一笔账了。只要你从家里凑够5万块钱参股买我们一条公路，让我们给你一个17％回报率，获得的利润能以17％回报率继续投资的话，那么20年后你就是一个百万富翁了。你知道5万块钱17％的回报率，复息计算，20年后是多少吗？是本钱的22。5倍啊！都超过100万了。到时候你还可以把那条公路送给我们政府，我们政府多感激你呀！”
秘书似有所悟，但还是不解：“问题是我们目前的利息本身就是很高，18厘或者20厘呀，甚至还有更高的，我们怎么会亏呢？”
听到这话，李近维的眉头渐渐拧了起来，他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慢慢踱起步来，似乎对秘书说又似乎在自言自语：“是呀，我们现在的利息是那么高。但这样下去行吗？那么高的利息是绝对维持不下去的，将来肯定要出事的！”
秘书看着神情严肃的李近维，默默地听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半晌，李近维突然停住脚步，问秘书：“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困难的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吗？”
秘书困惑，不知书记这个葫芦里又在卖什么药：“困难怎么会有爸爸妈妈呢？”
“有！”李近维一脸认真，“困难的爸爸妈妈就叫做昨天的失误，同样，今天的失误就是明天的困难。你看呀，以前我们运用的发展手段，不就是从外面拉一些企业进来，从农民那里拿一些土地，从本地和内地再招一批劳动力吗？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大量利用高息贷款建这建那。但你知道吗，现在这种发展手段已经走到极限了，再这么下去就会成为困难的爸爸妈妈了。我们决不能制造明天的困难。现在必须消除各种隐患，把对明天产生不利的种种隐患都认真消除！”
“怎么消除？”
“我心中已经有一个方案了。”
李近维所说的方案就是后来他在东莞市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关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提出的背景和思路，李近维这样告诉笔者：“我1994年再调回东莞工作时，就感觉到东莞原有的发展模式即将走到极限，再不转变，就不能继续前进。但转型升级是需要时间的，首先要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从内涵挖掘潜力，提高经济素质，眼下最关键的就是要解决经济风险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惠州时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这不是个别地方的事，不少地方都同样存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中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高利息集资发展，利息那么高，甚至30厘也有。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这些工业，那些加工业能够拿到那么高的回报吗？我感觉这样发展下去肯定是要出问题的。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后来会发生金融风暴，但我觉得我们必须得为明天排除困难。那怎么排除呢？首先是要心中有数，要让大家知道自己底子怎么样，所以我就每个单位发了张表。”
东莞市委市政府给每个单位发表的行为被称为“摸清家底”，即摸清各政府、企业等所有单位的资产情况。
不料，李近维“粗略”的这一“摸”引发了不少意见。谁愿意把自己的家底亮个底朝天？先不谈企业，首先各镇掌门人就思想不通：别的城市都在热火朝天地大搞经济建设，你追我赶，较着劲地加快发展步伐，你李近维新官上任要烧火我们能理解，可要烧火也应该在发展速度上猛烧几把才是，那些送上门肥得流油的大买卖你不做，现在却关起门来搞清查，这算哪门子事嘛！有这个必要吗？
在一次书记会议分组讨论的时候，有些镇委书记终于忍不住，直言不讳提意见了：“阿维，您去惠州以前不是一直思想很开放的吗？不是总是鼓励我们贷款吗？这次回来之后，我们怎么感觉您变得保守起来了呢？”
“是呀，阿维，您现在是怎么了？”另外一个镇委书记也出声附和。
闻及此言，李近维没有立马回答，片刻，他站起身来，把自己坐的椅子往旁边挪了挪，抬脚跨到椅子上蹲了下来。
大家观察着李近维怪异的一举一动，心中纳闷，书记今天要演哪出戏？
这时，蹲在椅子上的李近维开腔了：“你们大家看着，我蹲在这张椅子上，现在呢，我可以蹲到椅子的最边边上，我都不怕。你们说为什么？”
会场上一片寂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看看蹲在椅子上的李近维，觉得这场面滑稽，想笑。
见无人答腔，李近维便自己作答：“因为这椅子离地面近嘛，我即使摔下来最多也就是擦伤一点点皮，感到痛一点而已。但是，假如你让我蹲在一个离地面十几层楼那么高的地方，没有墙挡着，也让我这么蹲到边边上，你们说我敢吗？”
会场开始有了骚动，还有一些交头接耳的议论声，也有人笑出了声。
李近维却一脸严肃地说：“我不敢啊！我害怕啊！因为这个危险就大了嘛！我蹲得那么高，又没有墙挡着，蹲都蹲不稳，我的心能不慌吗？不错，我去惠州以前，确实鼓励你们贷款，但我现在又要求你们了解自己的底子，尽快减轻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在这里，我希望同志们清楚负债量和负债率的关系，就像蹲得离地高与低，有没有墙壁挡着那样，负债量少时，负债率低，不怕，负债量大的时候，如果我们集体经济的管理不那么到位，这就非常危险了，就像蹲到几十层楼高的边边又没有墙壁挡着一样了。”
说到这，他站起来，提高嗓门对大家说：“我所做所讲的这一切，为的是请同志们注意和更好地应对面临的经济风险。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步都力求稳重。最关键一点，先全部清还高息集资款和逾期被罚息的贷款，逐步把资产负债率给降下来。当年我是主张贷款，市里还帮你们贴息。那时候情况不一样，刚刚起步，需要贷一笔钱来启动经济。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又用了农民那么多土地，现在就要特别强调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增强防范经济风险的能力，要从靠举债建设转向以自我积累为主进行建设了。改革开放政策那么好，我们只能为国家为集体为人民创造财富，而绝不能把一堆烂债留给后人。我们从弄清家底做起，为的是心中有数，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堵塞各种漏洞，把防范经济风险的工作做在前头……”
各镇书记领会了李近维的意图之后，接下来的局面也就顺利打开。
●不作为的大作为
作为一个外地人，笔者在采访李近维前，对他的了解和想象非常模糊。笔者在东莞采访期间，强烈感受的都是东莞人的胆识和魄力，敢想敢做，敢闯敢冲，尤其东莞的领导更是思想解放，所做的事情大多是石破天惊的大手笔，然而笔者发现，从1994年起，东莞突然沉寂下来，前几年高歌猛进的发展步伐在此时好像突然放缓。
的确，1994年到2000年的东莞是无声无息的几年，然而此刻，当笔者写到这里时，不由得有些动情。殊不知，这种无声无息，差点掩盖了一个真正的英雄时代！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东莞人不知道，他们记忆中那风平浪静的几年，曾躲开了一个怎样的暗礁呀！
199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在泰国悄然登陆，这场金融风暴很快席卷整个亚洲，使全亚洲的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这场风暴给中国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在朱镕基总理经济软着陆的政策下，风暴对中国的影响被减到最轻，但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却仍然是巨大的。中国的广东省首当其冲。1998年，广东省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出口下降，内需不足，投资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容乐观。
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并给广东调拨了380亿的借款。广东的各个市都纷纷地向省领导伸出了手。
只有一个城市，没有在这个艰难时刻伸手。
领导把疑惑的目光投向东莞。个头不高的李近维坦然回答：“我们东莞不需要！一分钱也不需要！”
这怎么可能？领导一下子惊呆了！东莞这些年发展那么快，发展路数和其他城市大同小异，所有的城市都出现了危机，你东莞怎么就能安然无恙躲过劫难？不可能呀！
李近维接着说：“我们不但不需要借钱，而且东莞的金融部门还欢迎你们来拆借！”
各市的领导惊呆了！
省里的领导惊喜了！
中央的领导笑开了！
不可思议呀！这样的事只有东莞人才能讲得出来，而且他们确实有这实力！
1999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专门组织有关人员，对东莞市金融运行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撰写了系列调查报告，证实东莞是金融安全区！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回想起前几年李近维的“不作不为”，人们渐渐领悟过来，原来这种不作不为正是大作大为呀！东莞人在骄傲和自豪之际，更感到了幸运——幸运他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拥有一个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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