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到办公室，晚上9点钟出去，有时候忙了就睡在我们的办公楼，这种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现在日本有六家报纸在用我们的技术，当然都是小的，还有个中等规模的正在考虑部分用我们的系统。还有一个汽车杂志，三个版，每个版都是双周刊，一次出1000多页，这一本杂志用我们近五百套前端软件和后端输出软件，价值400万美元，在中国很难想像一个杂志社一次就买400万的软件。这个市场大得惊人。进军日本市场就可以靠日本这个大市场，把年轻人推到市场最前沿。
我经常想，为什么中国人到硅谷很有创造力，做第一流的工作，为什么在国内做不到？我们就是得不到最前沿的需求信息。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某些环境下把优秀的年轻人放到这种需求刺激的最前沿，让他出成绩呢？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创造这种环境。我们进军日本市场的决策很大程度也是为了这么一个目标，能够得到最前沿的需求刺激，能够刺激我们年轻人的创造才华。年轻人最大的愿望是获得成功，当然也需要住房，将来也需要自己的小车，这是应该的，但我觉得他要能够全力以赴工作的话，首先是一种成就感，同时需要一种团结和谐的气氛，希望能够得到长进。
第八个抉择，是我们准备进军广电业，这是1995年的一个抉择。方正一直靠出版市场赚钱。虽然我们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扩大市场，但是十年来我也一直忧心忡忡，10年我们主打的产品还在出版这个领域，没有崭新的领域，这是我一直苦恼的一个问题。我记得当年四通的2401打字机非常成功，1988年，万仞南曾经讲过，四通每年要出一个2401这样的拳头产品，后来知道搞个拳头产品是多么的难，四通再也没有第二个拳头产品可以跟2401相比。我们呢，也一直在这里忧心忡忡，我们的出版系统一直维持了十年的兴旺，今后还有几年的兴旺，我们有没有新的支撑点？
1995年忽然给我抓住个机会。1995年9月4日，李岚清同志找了杨伟光台长。因为看到中国的动画不够发达，所以要中央电视台跟北大方正合作，做动画制作。他9月4日谈话，我9月8日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马上产生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方正可望进入广电行业，以中央电视台动画为切入点；策二个想法，由此带来的无限的需求刺激，会使我们成长一批将才和帅才。从李岚清同志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起，我们就开始进入广电行业整个的领域，包括广告制作，资料检索，以及整个智能的管理。我相信3年到5年之内，方正广电行业的收入会达到、超过出版系统，而且会出现一批将才和帅才。这样我们找到了第二个很大的支撑点，一个很大的市场，充满前景的，充满挑战的，可以让大量的年轻人出成绩的领域。这是我第八个重要的抉择。
我们还要年轻人树立一种团队精神。我觉得方正的成功在于一批有思想有头脑的科学家和一群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的合作。方正成功决不只是因为有一批像我这样的科学工作者，恰恰是因为北大培养了一批企业家，两者的结合才能把工作做好。我觉得我一生，有很多地方不如别人，但我有两个优点：第一，洞察力，对机会的敏感；第二，我老觉得我不如别人。我总体上信心非常足，比如我们要占领日本市场，我们要成为中国广电行业的老大，我们进入海外发达国家，我们充满了信心，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但是我总觉得我不如人，跟我合作的人，我觉得这个人那一点比我强，那个人另外一点比我强，我老觉得别人比我强。松下幸之助成为日本的管理之神，他说：“我有三个缺点，都被我变成三个优点：因为家里穷，知道奋斗才能成功；第二是，没文化，懂得要自学，第三身体不好，懂得要依靠别人，三个弱点变成三个优势。”觉得别人比自己强，能听取意见，我觉得这是取得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年轻人也需要能听取意见，能够团结奋斗。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的结合是北大方正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当年松下彩电刚到美国的时候，一点名气都没有。但日本四家彩电厂商订立协议：在国内卖高价，谋求利润，在美国全部卖低价，成本价，占领美国市场。不到10年，松下和另外四家厂商的高性能和低价位的彩电把美国厂商打得一塌糊涂，这是下围棋的做法。美国是喜欢打桥牌，两家联合起来跟另外两家激烈的竞争，英特尔和惠普两家发展了下一代的CPU，这两家200亿的大公司能够合作，和另外几家竞争，这是打桥牌的做法。中国就喜欢打麻将，（笑）孤军作战，看住上家，防住下家，盯住对家，自己多摸点好牌，（笑，掌声）自己和不了，也别让别人和。这种状况被称为东方的妒忌，你急，我妒忌你，比你还要急，是非特别多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也有在团队精神上非常出色的典范，我觉得我23年来学习的一个榜样就是搞原子弹的这个榜样，当时都是一批30多岁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邓稼先，他本来是美国博士，很有才华，但邓稼先最伟大的是让才华比他更加出众的人能够发挥作用，邓稼先的手下当时对原子弹做出头号贡献的是周光召，对氢弹做出头号贡献的是余敏，这两位的才华都在邓稼先之上；邓稼先的伟大，在于让才华比他更加出众的人能够发挥他们的本领，所以我们要学习邓稼先。
杨振宁先生曾经是邓稼先的中学同学，大学又住在一个房间里，非常了解；他跟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战后在一个物理研究所工作，所以他对两个体系都非常了解。他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他讲：“邓稼先假如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领导美国的原子弹，假如奥本？海默是个中国人，不可能成功领导中国的原子弹。”这两个人有很大的性格上的差别，邓稼先非常的和善，爱护人才，大家一想邓稼先做的事情，都会全力以赴地去支持。老邓普遍得到大家人格上的尊重，是我自己能工作，大家也能发挥积极性的这种类型。而奥本？海默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人，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他的导师曾经描述说，研究生奥本？海默经常打断别人的讲话，甚至于打断导师的讲课，走上黑板，拿起粉笔说：“你刚才那段话，可以用我下面更好的办法来替代。”然后滔滔不绝讲下去――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中国需要有邓稼先，也需要容纳奥本？海默，但可惜中国的社会环境往往容纳不了奥本？海默。所以中国要取得成绩，可能更需要邓稼先这样的人，既有才华，又能容纳别人有才华，当然我希望今后中国也能容纳奥本？海默。
最后我送给大家一个公式来结束我的这场“狗皮膏药”式的演讲，这是美国心理学家荣格的一个公式，我非常赞赏，就是“IplusWeequalstoFullI”，人家很强调要体现自我价值，体现自我价值，需要把自己溶在“We（我们）”这个大集体里面，最终完全体现自我价值。我非常赞赏这个公式。把这个公式奉献给大家――“IplusWeequalstoFullI！”，谢谢。（长时间的掌声）
理解现代经济学
钱颖一
因为我们一方面要研究经济，一方面又要建设经济。在我看来经济学科的建设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经济学科的国际轨是什么？二、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钱颖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祖籍浙江，生于北京，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提前毕业。80年代初赴美留学，198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耶鲁大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即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系助理教授，1999年至2000年在马里兰大学任经济学教授，从2001年起至今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钱颖一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组织和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今天演讲的大背景有两个：一是中国加入了WTO，二是我们正在努力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经济学教育恰好夹在这两个大背景中间，因为我们一方面要研究经济，一方面又要建设经济。在我看来经济学科的建设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经济学科的国际轨是什么？二、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经济学科的国际轨是什么。这又分两个方面，首先是国外经济学科的制度与运行，其次是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与内容。第一个问题我去年在北大演讲的时候已经讲过，介绍了国外经济学科的体制、运行特色以及规律，这里不再重复。我今天介绍的是我理解的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和内容。
这个问题有五个方面。首先定义什么是现代经济学，这一问题国内和国外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接下来分四个方面说明：先介绍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次谈谈我如何理解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这是一个现在十分热门的话题。接下来介绍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前沿和发展特点。我们的用意并不在于面面俱到地表明现在有什么前沿，而在于从这些发展中找出规律，让我们借鉴。最后我会讲到中国的经济改革，看看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否适合用来分析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
首先申明，国际上所讲的经济学学科不仅仅指经济学专业，还包括金融、贸易、财政等等，是广义的经济学。其次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讲的现代经济学，是国内经常提到的西方经济学，指的是过去五十年来世界上发展起来的被公认的主流经济学。
首先介绍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我既不讲流派、学派，也不讲新思潮新方法，而把注意力放在框架上。因为，通过在国外的学习和工作，我认识到，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学派，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可能有的观点激进有的观点温和，可能有的多用数学有的基本排斥数学。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用基本一致的分析框架。
过去，国内是把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说史来学习的，学习其中的流派、学说等等，关注的是各个流派之间的不同，一个推翻另一个。没有注意到其中隐含的基本一致的分析框架，这一点是与国外的经济学教育不同的。
说到框架，有三点：
第一：视角。经济学的视角，即所谓的“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视角代表了现代经济学中比较一致的分析方法、切入点，这恰恰是其他学科不具备的。
经济学有三个基本原始假定：个人偏好、技术制度约束、资源禀赋。个人偏好中经济学假定个人是自利的，但是不要望文生义，自利完全可以包含利他。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从这三个基本假定出发而且一般只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去研究一种均衡的状态。谈到均衡，也不要望文生义，认为经济学只研究均衡。例如，供求相等是一种均衡，但经济学并不只研究供求相等的情况。计划经济下长期处于短缺状态，经济学也研究“短缺”这种“均衡”，只是需要重新定义。
我们应怎样看待并估计某种状态呢？经济学家特别注重效率。由于对效率的关注，经济学家分析问题是总是出人意料。人们的直接感觉或者说第一反映考虑的并不是效率而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例如，讲到经理和投资者的矛盾，要不要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人们会觉得，如果保护小股东的利益，小股东的利益增加，经理人的权益会受损。如果不保护，则小股东受损，经理的利益增加。但是，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不是简单的重新分配问题，如果不保护小股东，下一年小股东就不会拿出钱来，经理就当不成经理。这一视角是政治学、社会学所不具备的。
总之，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分析均衡状态，并评估它的效率，即是否能在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增加某个成员的利益，这就构成了所有经济学家分析问题的基本视角，不论他是左派是右派，奇Qīsuu。сom书喜欢运用数学还是排斥数学。
第二：参照系。现代经学理论提供了多种参照系，最重要的有三个：
一是资源配置问题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没有政府干预时，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把资源如此配置，使得均衡点是有效率的。
二是产权问题上的科斯定理：如果没有交易成本，产权分配与效率无关。
三是公司金融领域的公司金融领域的MM定理（莫迪格里阿尼…米勒定理）：公司价值与公司融资中股本金和债务的比例无关。
这三个定理的作用不在于他们准确地描述了现象，而在于他们为进一步描述现实的分析提供了参照系。正如阿罗在讨论到经济理论的作用时所说的：一般均衡理论有五个假定，每一种假定都以一种方式与现实不符，但它是现代经济学中最有用的定理之一。为什么？按我的理解，它提供了一种参照系。参照系在任何一个理论结构中都是有用的，正如在物理学中，无摩擦的状态是不现实的，而无摩擦状态下的定理也是最基本的。有摩擦的情况是从无摩擦的情况推导出来的。经济学中也是如此，科斯定理中交易费用不存在是不可能的，MM定理中说公司价值与公司融资中股本金和债务的比例无关，也是与现实不符的。它们的作用并非直接描述问题，而是给了一个标尺，当我们遇到问题时，可以拿此去比对。
我在哈佛大学做学生时，一个教授说过，一个受过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人与没有受过的人的区别在于：受过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人心中有几个参照系，谈到问题时总会和这个参照系做一个对比，从中引出种种分析。就像常说的“记者经济学”，许多记者有锐利的眼光，分析问题十分深刻，感染力也很强，但他们写的东西与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写的东西是有差别的，差别在于：经济学家心中有参照系，写起东西来是具有一致性的。
有了参照系本身还不够，因为参照系离现实太远，现代经济学还有第三个部分：分析工具。
分析工具往往表现为数学模型，但也有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