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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之不欲兴问罪之师，乃是老谋深算，因为叶赫之结蒙古，一方面恃以为援，另一方面亦是故意激怒太祖，希望满洲兴兵，则不但叶赫与蒙古组联军，足以相敌，而且明朝亦一定会从清河、抚顺发兵，东向夹击，危亡立见。
同样的，太祖不欲伐明，亦是怕叶赫与蒙古拊其背；决定“固疆宇、修边关、务农事、裕积储”，自是持重的做法。
可注意的是，此后事态的发展，第一，三个月以后的闰八月，长子褚英因罪为太祖所杀，所得何罪，迄今不明，只有就官书中现存的记载去猜测。《东华录》顺治五年三月“幽系肃亲王豪格”一条下记：
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豪格应拟死；得旨：“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诸王大臣复屡奏言：“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乃从众议，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其所属人员。
是则褚英的罪名与豪格相似。按：豪格为太宗长子，顺治异母兄。入关后平四川，斩张献忠于阵，但与其叔摄政王多尔衮不和，削爵系狱，其妻且为多尔衮所夺。《清史列传？宗室王公卷二》记：
（顺治）五年二月凯旋，上御太和殿宴劳。三月，睿亲王（多尔衮）以豪格徇隐随征护军参领希尔根冒功事，又欲擢用罪人扬善之弟吉赛，议罪削爵，系之，卒于狱。八年正月，上亲政，念其枉，复封和硕肃亲王，立碑表之。
十三年九月追谥武，再立碑以纪其功。
据此，则豪格之获罪，别有缘故，后当详考，大致亦为不得皇位之故。当时以豪格之罪名比拟褚英，则褚英当亦有反太祖之事实，而与太祖不愿兴兵征叶赫及反明有关。
明朝人的记载，如《从信录》等，记褚英之为父所诛，是由于反对太祖叛明之故，此可能与事实适得其反。因为就现有的资料来看，太祖是采取稳健的步骤；而“诸王大臣”主张兴兵，此“诸王大臣”当然包括褚英在内。此后不久，太祖正式称帝，亦是由于“诸王大臣”纷纷劝进，过拂部下之意，势必影响士气，不得不然。
太祖建国在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年五十八岁，称号为“天命皇帝”，后世误以为建元“天命”。其实，太祖此时不但无代明而有天下的雄心壮志，甚至根本不想维持传统的帝制，谆谆以共治为嘱。据满洲老档《武皇帝实录》载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三月初三日事：
皇子八人进见问曰：“我等何人可嗣父皇，以登天赐之大位，俾永天禄？”帝曰：“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如是同心干国可无失矣。”
这是太祖制定的国体，孟心史称之为“联旗制度”。但此制度要维持不坠，实在很难。八固山除了四小贝勒以外，四大贝勒都想继承帝业，最后由皇太极继位，出于代善父子的拥立；否则相互砍杀，绝不能成一统之业。
袁崇焕镇守辽东（1）
明亡清兴，实有天意，有清太祖、太宗及代善，并有明熹宗、思宗。明朝并非无人，袁崇焕、孙承宗、熊廷弼无不可以制满洲，但其遭遇，真是令志士丧气。当然，误国的疆臣边帅亦不是没有。先谈袁崇焕，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十一本传：
袁崇焕广西藤县籍，东莞人，万历己未进士，为邵武县令。天启壬戌，升兵部职方司主事。时广宁失陷，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
按：广宁失守在天启二年。熊廷弼为经略，王化贞为巡抚，两人不和，而内阁及兵部皆袒护王化贞，因此熊廷弼虽有大举的计划，却无由实现。
天启元年，原为抚顺游击而投清的李永芳勾结了王化贞部下的一个游击孙得功，由孙得功向王化贞献议，说李永芳有心反正，只要一发兵，里应外合，足以大破清军。王化贞大喜，以为立功有秘计，益发轻视熊廷弼。见此光景，熊廷弼便上奏乞休，朝廷亦已许了他。不道尚未能离任，太祖已在天启二年正月对辽河发动攻击，孙得功想绑架王化贞投清，幸有别将相救，得免被俘。
熊廷弼痛恨王化贞偾事，同时深知敌人还不敢渡辽河而西，因而随王化贞入关，打算着朝廷知道他的才具，既然王化贞失败，自然就会想到他，那时再来经营，亦还不迟。
《袁崇焕传》又说：
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胸不敢任，袁崇焕独攘臂请行，与阎鸣泰同出监军山海。巡抚刘策议于山海关外掘壕堑，筑备城关……崇焕言守关当于关外守之，筑城与掘壕俱不便，请罢。阁部孙承宗自请至关，相度形势，是崇焕言。掘壕议遂寝，朝议遂以孙承宗为经略。
按：此记殊有未谛。山海关外另筑重关，议出两王；两王者，蓟辽总督王象乾，及代熊廷弼经略辽东军务的王在晋。当时大僚多不愿到辽东是事实；而王在晋功名心切，首辅叶向高因许以“关门一年无事，即予封拜”，因毅然以兵部尚书出镇辽东。但实际上不但未到辽东，连辽西都未到，只在山海关内坐镇。关外已经弃守，但非满洲所占，而是蒙古喀尔喀、土默特等部在盘桓。其时的情势非常特殊：满洲与明朝都在争取蒙古，满洲希望蒙古进攻明朝，所以让出关前之地；而明朝则以为蒙古为我“守边”，所以经常有巨款犒赏，名为“行款”，蒙古兵则称为“西部”。王象乾的长技，即在结纳“西部”，以“行款”买得个无事，待老解职，挟丰盈的宦囊回老家去求田问舍，做权绅鱼肉乡里。
王在晋到镇，就照王象乾的办法，打算着干满一年便可入阁拜相。不道忽然动了功名之念，计划利用西部收复广宁，王象乾便极力劝阻，他说：“收复广宁而不能守，朝廷不念收复之功，只问失地之罪，岂非自取之咎？为今之计，不如在关外设关，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
他说这话是有私心的。原来他的辖区虽为蓟、辽，但辽事有经略、有巡抚，所以实际上只是管蓟州，蓟州不失，即无罪过；如果关外设关，关内的蓟州又多一重保障，更可高枕无忧，所谓“守住山海关，即是保卫京师”，这“京师”二字应改为“蓟州”才符实际。
王在晋的本意亦只在守山海关，欣然纳议，请巨款在关门外八里铺筑关城。宁远道袁崇焕及王在晋的好些幕僚都不赞成，而王在晋不顾。
奏疏到京，首辅叶向高以为仅凭书面上的说明无法判断，次辅孙承宗自请“身往决之”。到关一看，认为王在晋的想法根本不通。据《明史？孙承宗传》，当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孙：“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
王：“否。当更设兵。”
孙：“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址，旧城之品坑（高阳按：掘壕成品字形谓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设，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王：“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
孙：“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
王：“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
孙：“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乎？”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袁崇焕镇守辽东（2）
按：以上一问一答，如不明山海关的地形，不知王在晋的荒谬。山海关的正面，亦即由南面的海边，往北抵山，约计四十里。北面转折往西之处即“一片石关”，俗称“九门口”，为山海关的要隘，故当设兵防守。由一片石往南凡历五关到海，其中有一个关就叫“三道关”，北距一片石、南距山海关各为二十里。王在晋的意思，新城如不守，四万新兵可由“三道关”入关。所谓“旧关”，则指原来的山海关。及至孙承宗诘以“兵逃如故，安用重关？”自觉失言，因谓另筑三塞以待溃卒。真是越说越不成话了。
论理语穷，于是孙承宗就地召集军事会议，议守关外。关外又守何处呢？袁崇焕主守锦州西南的宁远；阎应泰主守宁远以南十二里海中的觉华岛，此处为后来明军屯粮之地；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城”，此城在宁远之西一百六十五里，而宁远距山海关一百九十里，换句话说，中前所城在山海关外二十五里之处。很显然，王在晋是怕关外守不住，为了逃起来方便，所以主守中前所城。
孙承宗支持守宁远之议，但希望由王在晋提出建议，谁知花了七昼夜的工夫，未能说服王在晋。迫不得已，还朝以后，据实上奏。
孙承宗的奏疏中说：
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筑，曷若筑宁远要害；以守八里铺之四万人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浚而横击之，即无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总之，敌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
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也。
按：宁远即今兴城，乃恢复辽金的旧名。兴城以东为杏山及松山，当小凌河西岸；渡河为今锦州，明朝称为广宁中屯、左屯卫；过大凌河在今沟帮子、镇安一带，始为明朝的广宁卫。
觉华岛今称菊花岛，在兴城以南十二里海中，上有海云、龙宫两寺。明朝通海运时，东南粮秣接济山海关，即囤觉华，虽离海十二里，实为沙滩，水浅时涉足可过，不烦舟楫。所谓“三岔”，当指小凌河自海而北，过杏山后，分出女儿河、汤河两支流，遂成三岔而言。当敌窥宁远城时，必须过杏山、松山，渡双树铺河，方到城下；此时觉华岛的守卒，由东面在小凌河西岸登陆，预备烧断敌军在双树铺河所搭浮桥，拦腰袭击，则敌无归路，必当速退，可解宁远之危。
奏疏以外，孙承宗复在熹宗御经筵时，面奏王在晋不足任，于是调为南京兵部尚书，并斥责逃入关内、附和筑城之议的监司邢慎言等。辽东经略一时不得其人，孙承宗奋然请行，诏“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并以阎应泰为辽东巡抚。《石匮书》卷八《孙承宗传》：
承宗请行边，天子御书饯送，诒书郑重，以汉诸葛亮、唐裴度为比。出镇之初，关门三十里外，斥堠不设；经营四年，辟地四百里，徙幕逾七百里，楼船降骑，东巡至医无闾。
医无闾山在今镇北附近，已及广宁；易言之，王化贞所弃的广宁，几已收复。至天启五年八月，孙承宗为阉党所攻去职，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孙承宗前后在关四年，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造甲胄器械等攻守之具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而满洲始终不敢犯。孙承宗不去职，岂有后来清兵入关之事？
明末清初与山海关有关者，有两高第：一为山海关总兵，本人即为榆林籍，后降于清，随多铎征河南，《清史列传》列于“贰臣”；一即此处要谈的辽东经略，他是关内滦州人，字登之，两榜出身，在孙承宗出镇辽东时，为兵部尚书，亦主撤兵守关，孙承宗驳而不行。明朝的兵部尚书，既掌军政，亦主军令，犹如现代集国防部部长与参谋总长于一身，称为“本兵”，威权极重，孙承宗驳了他的政策，认为大损威望，因而不睦。既代孙承宗为辽东经略，自然一反孙承宗所为，撤关外之兵。袁崇焕时为宁前道，不奉命，他的理由是：“我是地方官，守土有责，情愿死在宁远，不撤。”高第无以相难，只好不闻不问。
在孙承宗守辽的四年间，满洲只零星骚扰，不敢大举入侵，因为太祖极见机，知道孙承宗不好惹。现在换了与王在晋一丘之貉的高第，自然不客气了。高第头一年十月到关，太祖第二年（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正月率诸贝勒大臣西征，统兵号称四十万。一路势如破竹，高第坐视不救。
袁崇焕与总兵满桂，只数千兵，固守宁远；太祖旨在攻关，关门一下，宁远不溃即降，无足为忧，因而绕城而西，横截山海关大路，同时分兵取觉华岛。不道袁崇焕在城上发炮，太祖不敌而退。《石匮书》袁传记其事云：
丙寅（天启六年）北骑四十万逼宁远城，城中戍守数千人，兵势单弱，城外有红（衣）炮数门，无敢发者；崇焕事急，勒唐通判亲自发炮。凡放红（衣）大炮者，必于数百步外掘一土堑，火着线，即翻身下堑，可以免死。唐通判不晓其法，竟被震死；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辽东人谣曰：“苦了唐通判，好了袁崇焕。”
此真齐东野语！袁崇焕复因崇祯中清太宗的反间计而被杀，传首九边；天下皆以为袁崇焕通敌倾国，虽正人君子亦然，毫无例外，此所以张岱贤者，能有如此笔墨。
捷报到京，本为阉党的兵部尚书王永光，一反支持高第的态度，上疏请重用袁崇焕：
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国外事权，悉以委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
“悉以委之”则竟是以袁崇焕为实质上的经略；所升的官职则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既有奖，自有罚，论高第不救宁远之故，他说关兵只得五万，若救宁远，万一关门有失，危及京师。于是阉党打算趁此机会整孙承宗。其时孙承宗已罢官回原籍畿南高阳，得到消息，派人跟户部去说：“我交给高尚书的兵是十一万七千；上年十一、十二月，高尚书领的饷亦是十一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