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误解了，或者被“摆”惯了，或者把摄影记者当成与照相馆的工人一样，认为摄影记者就是要“摆”照的，所以也容忍了；
4。 摄影记者误认为“组织加工”或“摆布”是创作方法，加上单纯任务观点，就以为不摆是完不成任务，编辑“一定要”，怎么办？而且由于不深入生活，不了解生活，以为要报道某一事件，就“只有这个场面”、“这个角度”、“这个表现法”，而不善于从侧面去表现，换个场面或角度去表现，不善于机灵地从实际出发修正自己的主观计划。
这里关涉到一个重要问题，即摄影记者的角色问题。角色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自身的角色定位，不少从业人员认定，“摄影记者”就是“上面”下来的、拿照相机的干部，来的目的是为了搞好宣传；二是公众对摄影记者的身份定位，就是“上面”下来干部与“照相馆工人”的混合体。当然，掌握稿件生杀大权的编辑们的意志与偏好，也会对摄影记者的角色定位形成重要影响。多方面的因素规定了形成“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的土壤与气候。
时任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社长章洛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对此问题提供了答案：
人民的摄影记者以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人民的宣传员而自豪。他的作品应该是体现人民性与党性的。通过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
1956—1957年间，来自新闻界内部，包括记者与编辑，及那些新闻官员们对“摄影记者”有什么样的定位呢？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道德期许呢？在讨论“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时，葛力群、黎航的总结颇有代表性，也最能体现那一年代大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对“摄影记者”身份的看法：
作为人民的摄影记者，我们认为不论他担负着哪一方面的工作，都有责任把人民群众中所发生的各种生动事迹，用最优美、最典型的形象，真实地反映给读者。
强调这样一种“责任”，实则把摄影记者定位为“图片宣传员”。在当年，甚至包括多年以后，在新闻业业内的书面表述，或公开的表态中，没有人会以“照相的”或“照相馆的工人”来称呼摄影记者，但在私下里，仍有一部分从事文字工作的同事认为拍新闻照片的人大多没有、或也不需要什么文化、思想，只要人高马大，身体强壮，苦大仇深，根正苗红就可以了。这也是随着讨论的深入，有关摄影记者摆布加工甚至造假等问题，遭到来自那些以文为生的同行们诟病的原因之一。
那么，宣传的应有之义，就包括按照特定主体的特定愿望，放大一些信息，缩小另一些信息，对我有用的多说，放大；对我没用的最好不说，让人见不到。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为一种手段，“摄影记者”们“组织加工”一下，“摆布”一下，又有何不可呢？
那么，公众是如何为摄影记者定位的呢？
1956年8月28日，读者“化南同志”在一篇“不能滥用记者职权”的来信中，通过“与这个要求不相称的一个不愉快的事情”，对“摄影记者”进行了描述，他的观点说明了当时一般受众对“摄影记者”角色的模糊定位：
作为一个摄影师、宣传员，摄影记者的行为应该是谦逊、公正、为人表率的，这不仅是记者本身的任务决定的，也是人民群众所要求的。
那么，“摄影记者”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呢？“摄影师”的定位相当于蒋齐生所描述的“表面上的照相的”；“宣传员”的定位相当于“上面”派下来、“下面”必须服从的干部，也就是蒋所描述的“中央”、“北京”、“党报”下来的人，他们“下来”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的。这种模糊定位，与来年形成的“新闻记者要坚决做好党的喉舌”的鲜明主张形成对比。
对“摄影记者”作为“记者”的诉求，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诉求，恰恰在许多场合、许多时候成了空白。而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的争论，在许多时候，是非莫辨的局面源头恰恰就在这里。
业内、业外如此一致的定位，到底对“摄影记者”的工作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呢？“摄影记者”们又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呢？角色错位，到底又生发出哪些让后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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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同事的揭发信
更为激烈的讨论意外到来，源自三个同事的揭发信。
在1956年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的讨论中，“揭发”一词语气最重，也最具评判意味，不只是道德评判，还包含更加严厉的、业务规范方面的责问。但，这个词的使用在那一年的新闻业务讨论中，仅是一个特例。
这三张图片如从画面推敲，是很不容易看出破绽的。但是经人揭发后，它的真实性就站不住脚了。
树喤并不是当事人，事情也不是由他“揭发”的。他只是在一组由“袁苓同志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拍摄的三张图片”过去5个月以后，在一篇《杂谈组织加工》的文章中使用了“揭发”这个词。
1956年10月31日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新华社吉林分社雪印、胥志成、田建之分别给北京总社写来文章。雪印文章的标题是《是组织加工呢？还是摆布？》，胥志成文章的标题是《第一汽车制造厂报道工作的一些体会》，田建之文章的标题是《与袁苓同志一起工作的一些收获》。
上述三篇文章中都谈到了袁苓这年6月份在第一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一汽”）采访时拍摄的照片，及这些照片的拍摄过程。而这次采访恰恰是由袁苓负责，分社的同事“只是向袁苓同志学习的”。
雪印称：“因自己水平有限，所以提出下面几个具体例子，供同志们研究。”
“第一汽车厂试制解放牌汽车”一图，在拍摄时是把“解放牌”汽车的外壳罩在了苏联产的“吉斯”车上，这样，外表看起来就像国产的“解放牌”汽车。胥志成证实了雪印的说法：
这张照片是我和袁苓同志一同组织的。事后，我觉得组织得过分了。不应该这样组织加工。我们是为了走在试制汽车文字消息的前面，却在没有试制“解放牌”汽车前把照片拍了（当时还没试装“解放牌”汽车，正在用苏联的总成装吉斯车）。我们拍的是苏联吉斯车，把一辆吉斯车的水箱外罩和发动机外罩换上“解放牌”的拍了。
第二张照片的内容是“在发动机车间的*工部里，检查员郑国秀和王凤芝正在用空气测量仪检查发动机上的部件*”。
田建之叙述了“这张图片的拍照经过就是这样的”：
拍这张照片时我也在场，当时，检查台上没有一个*，*早就检查过了，为了拍照，重新让他们把*摆在检查台上。十多个*只有两三个是国产的，其余都是苏联造的。为了不使苏联*上的俄文拍出来，袁苓同志把有俄文的一面转到背面去。检查，按规定是由一个检查员进行工作（这个检查台是由郑国秀负责）。为了使画面生动一些，袁苓同志从另一个检查台叫来一个检查员参加检查。
表现汽车厂职工文娱生活的图片，也是组织拍摄的。雪印记述了“同志们在会上谈到的情况”：
在画面上，走在马路上的一批人是找来的，其中还有本社记者胥志成同志。胥志成同志对我说过好几次，说袁苓同志拍职工生活图片时，他已经做了好几次导演。另外，还有一张也是反映职工文娱生活的，画面是一群姑娘在跳舞。记者找来了一批女工，选择背景，把这些女工拉到从来没有跳过舞的草地上要她们跳舞而拍摄的。
为何会有这三篇文章，集中谈到了同一个问题；由分社送达总社的背景是什么，是理论探讨的自觉，还是另有隐情，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上述现象，是当时各家媒体摄影记者中间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新闻摄影从业人员，包括记者与编辑们最为困惑的事情。因而，在新华社，雪印说的这句“提出下面几个具体的例子，供同志们研究”不是可有可无的客套话。
7月下旬，恰恰是北京分社*那张“北海公园儿童车”照片引起讨论的时候。几乎同一时间，在吉林分社领导的要求下，分社参加一汽报道工作的同事开了个小组会。会上，大家“觉得袁苓同志在明确报道思想和深入采访上给自己有很大的启发”，但对于采访过程的“组织加工”和“摆布”问题“没有明确”。大家的共同疑问是，像这样拍摄图片是否可以？今后遇到类似情况是否可以这样做？
在吉林分社一汽报道工作小组会召开前一个月，即1956年6月25日，岳国芳以“工业图片能拍好吗？”为题，从技术角度介绍了这组照片的拍摄经验。对于检查员检查*一图，岳写道：
图片上人物、产品很突出。工人背后似乎用了辅助光，使女工的头发后面有一圈白色的光泽，增加了女工的立体感。画面上，由于车间的背景和女工身后车床的衬托，显得很匀称，看起来姑娘们的劳动是熟悉的认真的，富有生产气氛。
这篇文章的后面，附了三张袁在一汽拍摄的照片。在“附图二”检查员检察*照片的上面，岳国芳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这三张照片究竟如何拍摄的？希望袁苓同志能很好地介绍一下，从而使我们的工业图片质量提高一步。
7月底，由中央新闻组全体记者参加的“好图片评选会”上，袁苓拍摄的那张“欢庆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照片，“获得一部分同志的好评”，理由是，画面上人物情绪很好，表现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职工们欢庆第一批汽车试制成功的热烈气氛。另外，光线也不错。月度好图片评比，介绍这张照片的优点时，也用了不少溢美之词：
照片的构图优美完整、主题突出。从照片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个宽敞明亮、整洁的车间里，汽车正在装配着。由于记者站在高处并用竖画面处理，以致我们不只看到一辆而是无数辆汽车，从而有力地表现了总装配车间的特点和规模。
这张照片在摄影技巧上获得相当的成功。
袁苓本人“介绍一下”的文章还没有出来，却看到了上述三篇分社同事——采访的合作与协助者们写的讨论文章。岳国芳请袁苓介绍经验，提出“这三张照片究竟是如何拍摄的？”这样的问题，相信也是发自内心、真诚的，来自技术层面的追问。以后半年内到来的大规模的讨论，议题远远超出了这篇文章追问的范围。没有资料显示岳在讨论中所持的态度，但有多位后来参加讨论的同事却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岳这篇要求袁“介绍一下”的文章。
此刻，袁苓给“新闻摄影部”写了一封长信，题目叫做《对雪印等同志反映的情况的补充和说明》，权当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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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公关（1）
答辩与对话总是一定语境下的表述。争辩的双方虽以不同乃至对立的方式建构对自身有利的“现实”，但他们又拥有共同的对话前提。在那些公开的文本背后，还会有许多外人难以得知的人情世故，难以猜度的世态人心。这些“前提”包括一些在当时单位环境里不言自明的话语与表述方式，事后解读起来却有可能困难重重，或产生歧义，甚至发生误读。有些话上得了台面，而另一些话却上不了台面。那些有血有肉，存在于私人话语空间而又上不了台面的叙述，就永远隐没在正式文本之外了。
但，业务研讨的公开文本还是值得信赖的。当事双方与公众都在场，很多道理自然就要讲到明处。把文本呈现在公众话语空间内，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讨论的透明度。可疑问还是存在着：当初的合作者，是如何走到讨论的对立面的呢？这期间发生了哪些变故呢？
“我同意这些材料在刊物上发表。”袁苓的态度可以证明，在诉诸社内相关从业人员正式讨论之前，摄影部有关人员征求过双方当事人的意见。
袁苓进而表态说，这类问题的公开“会吸引更多的同事，会引起较广泛的讨论，我也可以得到更多的批评，从而可以帮助我，帮助更多的同志进一步弄清问题和提高”。
那么，一个摄影记者，在1956年，如何进行自己职业生涯的“危机公关”呢？这次“危机公关”关涉了哪些当年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呢？
袁在答辩开始，便表明了自己的姿态：
我个人很欢迎吉林分社雪印、胥志成、田建之三位同志从另一个角度检查了我在汽车厂工作的情况，特别是提出了我在工作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重要问题。直到目前，我在实际工作中表现方法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对应于上述田建之对“检查员”一图问题的陈述，此处袁所用的“检查”一词，似乎与之呼应，并使得应答者看似增加了一些轻松的意味。但很快，他就把问题归结到“实际工作中表现方法”这一操作层面上。
在进一步展开之前，袁表明自己的工作态度是：
在汽车厂的采访中，总的讲来是这样一种态度：力求采访深入，反映问题正确；在具体工作中要多和群众商量、尽量采纳对方意见；在照片表现上要反映本质、力求生动，方法可以灵活。
这种表述，任何挑理儿的人都难予以否认。这种工作态度几乎可以上升为对整个新闻从业人员的要求，并成为工作准则。但，袁还是在最后一句话中给自己留了口子，那就是“方法可以灵活”。当然，在采访一汽这种具体工作中，也不例外。
具体讲来，照片大体是用两种方法拍摄的，一种是现场抓的（不是偷着照的，因为拍照片以前要经过反复的采访过程，实际上并做不到这样）；一种是经过提出意见互相商量后拍摄的。
如果只谈后者，那么毛病多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对生活不熟悉。对情况没有摸清楚，而又操之过急，因而照片上表现的事物时有假象之感。当然，即便是抓的，也可以抓住假象的东西。
袁在这里并不是在泛泛地谈问题，所有的话语都针对来自三位同事的“举报”。第一段陈述了自己的“表现方法”；第二段为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