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摄影创作方法的根本特点，不是什么“组织加工”和“摆布”，而是选择——从生活中，从大量的新闻线索中选择有报道价值的、有教育意义的新闻，并从被选中的新闻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选择拍摄最能反映这一事件的本质与意义的镜头，选择有代表性的一瞬间（人物活动或一定场面）的镜头。
蒋认为，最能体现新闻摄影特征的，是时事政治新闻的采访。因为对这类新闻来说，由于主要参加者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国内外重要人士，所以，从未见有某个摄影记者在现场进行“组织加工”和“摆布”的，却拍出了不少好照片。摄影记者在这时，不管你来自哪里，你的牌子都吃不开，无人会容许你的“干涉”，即便是十分合理的“干涉”。蒋上述所举的例子是指时事政治新闻摄影中的“中央新闻”。
显然，蒋的认识并不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特别是多数地方摄影记者的意见。由此而来的争论，为这次业务研讨增加了新的内容。
仅仅过去半个月，2月5日，新华社陕西分社姜国宪在“给《新闻摄影》（活页版）编辑同志”的一封信，及随后所附的长篇文章《对“组织加工”问题的探讨》中，对蒋齐生等人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在这封信的最后，他还建议组织分社记者踊跃参加讨论，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每个分社记者今后的实践”。
“仅仅部里的同志发表意见是不够的。”信的末尾出现的这句话，透露了当时有关“组织加工”问题讨论中，编辑部热，而大量分社一线采访记者对此并不抱太大热情的局面。
既然是论点，目前又在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谈谈自己的看法，不管对否总会有好处，如果是香花，当然再好没有；如果是毒草，放出来也才能被砍掉。
姜列举了文字记者是如何做时事新闻报道的，并认为“这对弄清这类图片新闻究竟是怎样的规律，也许不是没有用处的”。
当英法向埃及发动军事进攻时，总社急电通知分社报道各界人民支援埃及的情况。这时，正是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分社记者就组织大会通过“谴责英法侵略埃及的电文”，又组织代表中的著名工农劳动模范人物座谈支援埃及的决心，另外又组织*教徒举行座谈和签名，支援埃及，这样在短时间内，很快地完成了报道——完成了政治任务。摄影记者也同样进行了“组织加工”，报道了同样内容的新闻图片，完成了报道任务。
姜还举例说：
过去在报道有关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主席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政治新闻时，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均有类似的采访方法。
针对这种情况，姜不解地责问道：
文字方面的这种采访方法，从来没有听人说过是不必要的、不可以的，相反，是作为一种必要的、正确的方法采用。摄影报道比之文字，有更多的困难，为什么不可以采用“组织加工”的方法呢？
作为时事政治新闻的一部分，“中央新闻”的拍摄情况如何呢？姜又举了个例子：
当毛主席到飞机场会见伏罗希洛夫主席，女学生向他们献花的时候，由于她们内心充满了对领袖的景仰和热爱，自然地会出现欢乐喜悦的情绪，记者也可以预先知道她们在什么地方献花，因此，当然不需要叫她们笑一笑、情绪好一些，或者叫她们到什么地方去献。
姜认为，利用新闻事件本身的状况，就可以形象地报道中央新闻。但其他的新闻类型，都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吗？都有这样的规律吗？考虑到这种意见与蒋提出的观点只相差半个月，并且完全相左，姜文章的针对性不言自明。
显然，企图以中央新闻摄影的规律来确定整个新闻摄影的规律是不恰当的，企图以此来否定“组织加工”的必要性也是不可能的。
姜在文章中还将了那些反对“组织加工”的同事一军，显然，在他看来，这一问题上，一些人的意见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
任何经过中央新闻采访锻炼，有技巧、有修养的记者，如果他认为新闻摄影完全可以从大量的线索中选择有报道价值的、有教育意义的新闻，并从被选中的新闻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选择拍摄最能反映这一事件的本质与意义的镜头，选择有代表性的一瞬间（人物活动或一定场面）的镜头拍摄，而不必要进行“组织加工”就能拍出合乎形象要求的照片，那么，最好请他以自己的实践来证明他的论点是否正确，谈空话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在时政新闻采访中，出现姜的文章中列举的那样的事情，蒋这个写文章多于拍照片的人或许从未见过，也没有人对此进行描述。果真如此的话，那倒是一个奇迹。
在这一年的6月中旬，柯善文更是对蒋齐生等人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那是偏激，欠缺对客观事实的全面分析和观察”。
目前新闻摄影的采摄规律不应只限于一个。不可能用中央新闻组的采摄规律来代替地方摄影记者的采摄规律。条条大路通北京嘛！客观条件不同，硬要求全国一致，过去的事实证明那是很难行得通的。同时给工作的发展带来了阻碍。
官方话语遭遇个人表达
有关新闻照片拍摄过程中的“选择”问题，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在1956年新华社第三次摄影报道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也有所涉及。这篇发言的题目是《新闻照片必须完全真实》，副题为“反对虚构和摆布”。石少华提出，新闻照片必须完全真实。新闻照片所报道的内容必须是真人真事，而且，要把它表现得自然、生动、准确。但在反对虚构、摆布的同时，他又提出也要反对自然主义的问题，并解释说，自然主义的报道，同样是不真实的。它对现实生活没有深刻的理解，把非本质的东西和本质的东西混淆起来，甚至本末倒置，把消极地记录生活表面现象，当成了事物的本质，歪曲了事物的真相。
石少华要求记者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分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哪些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哪些只是属于表面现象。由此，引出了拍摄过程中的“选择”问题。他警示说，如果不经过认真选择，就不能正确反映被拍摄对象，甚至歪曲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
如何在“选择”和“虚构与摆布”之间划出界线，并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既不“过”，又不出现“不及”的情况呢？在此，石少华没有给出具体答案。但是，从他列举的事例可以看出，他所说的“选择”更多的时候是针对摄影图片的宣传功能来说的，而不是针对新闻摄影本身。在他的发言中，没有把“宣传照片”与“新闻照片”的概念区分开来。历史地看，在那个年月，许多时候，“新闻照片”与“宣传照片”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
石少华举例说，有位摄影记者，在“六一”儿童节时，把儿童们上车的情景表现得混乱不堪。当然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它并不代表事物的本质，而只是一种非本质的现象。因为新中国儿童的本质特征是有纪律、有礼貌、讲文明、守秩序的。他还进一步评价说，如果我们把这种非本质的现象报道出去，同样会给人以假象，影响人们对事物本质内容的认识。
采访拍摄以前，摄影记者是否可以与被采访单位“协商”呢？石少华给出了具体答案。有时，摄影记者面对正在发生的新事物，为了把它表现得完整些，或使主体物突出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事先合情合理地向被采访单位提出一些适当的建议和要求，是可以的。
他又举了两个例子。拍摄签字仪式时，如果摄影记者知道原来准备的地方太狭窄，任务活动拍摄不全，因而预先请有关方面适当安排一下场地；拍摄两个人谈话，如果谈话的人坐得较远，不能同时进入镜头，因而建议他们坐得近一些，这都是允许的。
他还列举了“志愿军胜利归来”这样一张“组织”得较为成功的照片。这张照片的上半部，刚好拉开的车门里涌现出一群愉快的“最可爱的人”的面孔，下半部是拥上来献花的儿童，车上车下彼此呼应，形成一幅兴高采烈的画面。石少华透露，这张照片拍摄前，记者便发觉迎接的人很多，很热闹，但挤得水泄不通，很难表现得当，于是就请有关方面把欢迎的场面组织得更有秩序一点，不致过于拥挤。这样当火车满载着回国的志愿军到达车站时，少先队员们一看到志愿军叔叔，立即涌上去欢呼、献花。此刻，摄影记者们站在早已选好的角度上，迅速地记录了“这个动人的场面”。
石少华还就拍摄过程中一些技术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某些情况下，对拍摄现场“做一些技术性的调整”，如会议桌上的茶杯、暖瓶放得太杂乱或在画面中太突出，在不影响会议进行的情况下，对他们略加整理，这是允许的。
鉴于石少华在新华社乃至整个摄影界的身份，及其本人在1949年以后新闻摄影界的号召力，他的这篇讲话在整个新闻摄影界影响深远。无疑，这也是新闻摄影中最重要的“官方语言”的组成部分。
但，这种“官方语言”却遭遇了来自基层分社普通摄影记者的不同意见。
1957年“鸣”、“放”期间，新华社江苏分社许必华，对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并且把问题归结为摄影部的“领导问题”与“领导作风问题”中体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与宗派主义”。
他提出，摄影记者长期以来争论的组织加工问题，摄影部并不是有领导地进行的，只是零敲碎打，讨论到最后不了了之。
一些领导在参加讨论时，更缺乏虚心求教的态度，表现出一种“老爷作风”。他们的发言或文章，有很多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态度极其粗暴。
许必华认为，在工、农业摄影报道中，存在着大量的摆布照片，这和摄影部的领导没有根据摄影的特点进行领导有很大关系，他们经常按照总社文字报道提示生搬硬套，硬把一些摄影表现不出来的东西扔给记者。因此，往往运动一来，就连忙下命令，要分社组织反映，记者当然不敢违令，只好到工厂里、农村里去拉拉扯扯，组织一下，加工一下，摆一摆，最后出的照片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许必华举例说，这一点也许在1953年公布宪法后的“反应”报道中最为明显：全国各地都是“人加报纸学宪法”的场面。他还补充说，不仅各项政治运动的摄影报道如此，就是日常报道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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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照不宣
到1957年3月，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的书面争论还在进行之中，在一步步的讨论过程中，逐步摆脱了就新闻摄影谈论新闻摄影，及那些操作层面上的事情，渐次涉及到新闻摄影的特征、功能及方向等问题。
一部分讨论者认同新闻摄影作品必须坚持文献性、纪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与此同时，有关新闻摄影的“思想性”与“教育作用”，亦即新闻摄影的功能问题被着重提了出来。
盛继润在《试谈“组织加工”》一文中提出：
一张成功的新闻图片，不仅能够反映现实，而且能够表达作者的思想，影响着读者的感情，它的任务也不仅是再现现实生活的真实，更主要的还是通过它自己特有的造型形式，用社会主义精神去鼓舞和教育人民，从而成为一种反映与认识我们周围现实的有效艺术手段。
与单纯强调文献性、纪实性或艺术性相比，盛把问题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把“成功的新闻照片”的标准提到了一般摄影者难以企及的高度，并增加了意识形态色彩——社会主义精神。
这一年多的讨论实际效果如何呢？柯善文透露，记者们碰在一起时，谁都不愿正面谈起反对或赞成“组织加工”的话题，但是彼此心照不宣。①
作为新闻摄影的一种手段，盛又承认：
事实上，不管“组织加工”问题讨论如何热烈，反对“组织加工”的呼声如何响亮，而在我们的记者中，差不多都是怀着各自的“秘密”在从事工作。所谓“秘密”就是“组织加工”。其所以成为“秘密”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结论，“组织加工”的方法还被认为是非法的、不光彩的手段。因而，尽可以彼此“心照不宣”而终不愿公诸桌面。
面对彼此“心照不宣”这样一种现实，盛举出“组织加工”的大旗，呼吁道：
“我们为什么还不敢果断地去承认它”，让“组织加工”合法化，从而把各自的“秘密”摊开来呢？
至于盛本人在“组织加工”方面的作为，同事姜国宪有这样的描述：
有许多生动自然、艺术性较高的照片，就是经过组织加工拍摄的，例如，盛继润同志拍的“又长高啦”、“推土机群”、“活跃在酒泉盆地上的女勘探队员”等三张图片，就是参加第一次摄影艺术展览会的佳作，其中“又长高啦”一张，还在国际上获得好评，这能说“组织加工”拍不出好照片吗？
不过，纵然是“心照不宣”，大家也有不好意思提出组织加工的时候。那件事情发生在1957年上半年，也就是有关“组织加工”与“摆布”问题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之前，一位组织摆布的北京记者因摆布受到了处分。
河北分社摄影记者盛果讲到了自己采访中的一次经历，就觉得当时没有组织一下，“照片拍得太可惜了”。
我在饶阳县五公村拍摄耿长锁农业社第一次使用拖拉机开始春耕，打破地界。有两户农民在过去因为争地界闹得两家打官司不说话，参加了合作社以后，他们在一个生产队里下地劳动，处得很和睦，当拖拉机第一次在地里春耕时，他们两家就跑到地里去刨地界，耿长锁也跟在后面。
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很有说服力的新闻了！于是，就有很多记者也跟着来到这里，当时有《人民日报》的记者、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新华社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