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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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土改-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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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淤积地,成了国民党官僚、党棍及当地豪绅恶霸争夺的血腥场所。国民党反动政府于1930年前在湖南设“湖田局”,后来又改用“湖田清理处”等名目,来尽情的*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横沙岛一样,土地兼并者向“局”、“处”纳入一笔钱,领取了执照,就获得了公开强夺土地的权利。更有些恶霸豪绅和帮会头子,不用到反动政府领照,当他们看到某块洲土将要淤现的时候,便带着打手乘划子兜上一圈,周围插上标记,这块淤积地便算是属于他了。当这块洲土出水的时候,任何人不能动一粒土。结果这些人纷纷成了“洲土大王”,他们都拥有1万亩至数万亩以上的土地。
  荒洲圈定以后,地主们组成堤务局,招来成千的工人和农民,开始筑堤开荒、修垸子。这一点,和东海边的横沙岛有很多相似之处。
  农民从各地来到这里开荒,每亩荒洲先向地主缴五六斗至1石(音dàn,旧时计量单位,1石等于108斤)的“进庄”(押金),写下佃约。然后搭个茅棚安身,开始一棵一棵地砍掉洲上的芦柴,起五更睡半夜的排除洲内的渍水,用劳动来创造可耕的土地。押金每年加重,第二年、第三年当荒洲变成良田时,押金也由1石变成2石3石甚至4石。
  地主修垸子是不花本钱的。
  头年修个皮,
  二年修半截,
  三年留个尾,
  四年才补齐。
  ——这是一个在垸子里教书多年的小学教师,对地主筑修堤垸的生动描述,也指出了不花本钱的原因所在。
  举例来说吧:一个4000亩大小的荒洲,第一年可收2400石谷的押金,堤却只“修个皮”,用一半以上的谷去放高利贷;到第二年,又借口堤未修成要佃户再增押金,经过三年时间,本加利,利滚利,增加押金又有新利,单利息修这个垸堤就用不完。
  另一方面,修堤时间拖长了,工人的工资也就更便于拖欠、克扣,许多工人修了两年堤得不到工钱,只能得到几张兑不到钱的“工票”,等到第二年春荒严重的时候,工人们只好把工票以三成或五成的价格低价卖给堤务局。湘阴老修堤工人罗春堂对这笔账记得很清楚,他说:“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我在和丰垸修堤,堤务局讲好了每方土(440担)2斗米,但直到第二年,才给了我几张工票,每方土的工票只够买2升米。”在罗春堂作工的那个垸子,有几十个工人饿得不行,向堤务局要工钱,地主们就从县里搬来枪兵,进行了一次大屠杀,4个工人牺牲了,十几个受了伤,还有十几个被按上“土匪”的罪名,押在牢里。
  这就是滨湖每个垸子成长的历史,荒洲就是这样变成良田的。这些良田是地主的吗?不!地主们是用比强盗还卑劣的手段从劳动人民手里抢去的。
  洞庭湖滨土地集中到惊人的程度。据湘阴、汉寿、沅江3县7个村的调查,仅占人口3%的地主,即占土地总额的61%。这还只是代表一般地区。较突出的如湘阴全县占户口%的地主,即占土地总额的71%;其中个别地区,几乎全部土地都为地主所占有。如锡安区康宁垸,地主占有全垸土地的90%以上。

第一章  黑手高悬(7)
一切罪恶的剥削,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当农民谈及他们被剥削的情景时,凄惨地说:“没有田作啊,不受他们(地主)摆布,又怎么办呢?”是的,地主就是利用农民“没有田作”,对他们进行押金、地租、高利贷等多种剥削。这些剥削方法彼此结合,像一条铁链一样紧紧地束缚着农民。
  地租租额,一般为每亩1石5斗至2石,形式上约占每亩常年正产量(3石到4石)的40%到50%,实际上要高到60%或70%。因为地主按“毛亩”索租,毛亩是包括了不能耕作的的房屋、路基、牛棚等地基,以及地主出租写佃约时,以少写多的虚数在内的。通常实耕田仅占毛亩三分之二,或更少些,这便大大加重了租额。
  农民佃田时须先缴押金,每亩多为3石,是一种野蛮的额外剥削。地主们在计算押金时,又常“因时制宜”地将谷折钱,或将钱折谷,折的价格由地主决定。农民常因此负债终身或破产。
  湘阴普庆垸地主李炳炎的佃户,永远忘记不了李炳炎是怎样地将押金以钱折谷,来加重剥削他们的。1945年,国民党政府宣布禁用银元。李炳炎硬把殷春生开始租地时缴的140块银洋的押金,折成了14石谷(当时市价每石谷仅三元)后,又嫌押金少,*生再拿出11石谷。自耕农王锡林是这样破产的:1932年,他借了李炳炎25石谷,第二年还不起,就被李炳炎利上加利,把12亩7分田(内有3亩祖坟地),全部夺去抵了债。田仍由王锡林种着,并逼着他拿出30石谷的押金,随即又欠了新债,不到几年光景,王锡林家里所有的树木、家俱、房屋等,便都成了李炳炎的财产。
  李炳炎的剥削事实和本领,在滨湖农村,并不突出,用当地农民的话来说,还只是个三五百亩的“小角色”,他当然不能与“洲土大王”们相比,即使比起另一“小角色”蔡策勋,也还逊色。
  蔡策勋是沅江二区五村的地主。1950年7月初,当有关调查人员从益阳经沅江到湘阴时,曾听到许多农民对他痛恨的控诉。这里只举一例:
  1944年,日军侵入沅江时,风声很紧,蔡策勋把家务连同十几亩橘园及一块荒地,交雇工向菊秋代管,仓皇到亲戚家逃难。临走时他对雇工说,回来时平分橘园的产品。第二年蔡策勋回来了,向菊秋靠了全家辛劳,已把橘园培植得十分繁茂,挂满硕大的蜜橘,还有一个月就可丰收了。蔡策勋见财眼红,心生鬼计,硬说向菊秋偷卖了他的家具,把向菊秋押送乡公所去坐牢。邻居们同情向菊秋,把他保释出来。蔡策勋又使出毒手段。一夜,派枪兵逼着向菊秋离村,不走,就要拉出去打死。一场丰收的希望,变成了眼泪:向菊秋不但没分到蜜橘,一年工资也落了空,深更半夜,他带着妻儿,一步一回头地离开那即将丰收的橘园,叫着苍天,逃难他乡。这样,蔡策勋就独吞了300多担蜜橘,100多石红薯和10多石棉花。
  至于那些“洲土大王”,如南县的汤东荪、湘阴的陈锡珊、沅江的王一华、汉寿的高耀林等,在他们所统治的大块地区上——他们都霸占着十几个到几十个垸子的大部或一部土地,绵延达数十里,农民就是他们的奴隶,任他们抢掠和屠杀。1946年,高耀林带着200多打手,武装抢劫全固垸农民的菜子,装满4只大帮子船。王一华常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强迫佃户提早缴租,缴不起的就记在账上,秋后以每石谷5斗利索还。1947年提早收租时,又东垸有个姓曹的佃户,被逼情急,打伤了两个催租的枪兵。第二天王一华即通知乡公所增派了两挺机枪,12个枪兵,捉住曹某,说他是“暴徒”,立即枪杀了。佃户们畏于王一华的淫威,只好忍气吞声,任凭摆布。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黑手高悬(8)
于是,在这号称米仓的洞庭滨湖区,出现了一幅罪恶与悲惨的图景:一面是洲土大王们的荒淫享乐,一面是贫穷佃户的怨恨悲鸣。湘阴陈锡珊用农民血汗换来的稻谷,填满了高大的“万石仓”,在长沙修建起美丽的洋房;沅江王一华终夜聚众狂赌,输赢动辄数百亩土地,酒海肉山的尽情挥霍,连家里养的两只洋狗,每天也吃10斤肉;南县汤东荪女儿出嫁时,餐餐“美援”大米,仅给女婿定制的一把金盒牙刷就用掉30多石谷——这够一个农民两年多的生活啊!
  而那些农民呢?终年辛勤地劳动在土地上却不得温饱,成年不断的吃着碎米和野草。
  当农民们缴不起租谷,押金被扣光了,家产荡尽,无力种田的时候,只有靠双手到柴山(未开发的荒洲)去打柴,或下湖捕鱼来生活。据调查,湘阴锡安区就有1万多樵民。1948年,到洞庭东湖打柴的有三四万人。渔民呢?益阳三区有1100多户;沅江全县3000多户,湘阴锡安区有8000户。洞庭11县樵民和渔民数目是很大的。
  即使是渔、樵,也依然逃不脱残酷的封建剥削。这里是“强占山、霸管水”的世界。每个湖,每座山,都被强暴者掠为己有。沅江恶霸地主皮东清,曾强占过从沅江到岳阳间的大小鱼湖。汉寿“洲土大王”高耀林霸占有信阳洲等五六个柴山。
  樵民们一天辛苦得来的柴,柴山老板(地主)硬要抽去20%至40%,人工、运费还得由樵民自己出。有的老板不要柴,按镰刀索柴课,不管你打多打少,每年(只有六七月能打柴)每把镰刀要缴谷4石左右。有一年在飘尾,一个姓王的大地主来收过一次;伪岳阳县政府来收过一次;国民党军官总队也来收过一次。这样每把镰刀收去了8石谷。樵民对哪个也不敢不给,有时双方争索柴课,发生殴斗时,遭殃的也是樵民。
  渔民在湖里捕鱼,必须缴“渔课”,一般占捕鱼量40%到60%。“洲土大王”还购置专事巡湖索课的汽轮、木船,威风凛凛地在各鱼湖中来往巡视。1948年快过年了,沅江一区渔民余长生,还没有一粒米,乘夜驾船到日落滩湖,想捕点鱼换米过年。不幸被巡湖的碰上了,当场把鱼网扯得稀烂,鱼也没收了。湖主还吩咐保长罚了他5块银洋。他哪里拿得出?眼睁睁看着一家人的命根子——渔船,被湖主划走。
  此外,渔民们还受着国民党的“月捐”、“渔业工会会员费”等征课,及鱼行的高利贷和佣金等中间剥削。
  许多农民都说:“要说苦呀,他们(樵民和渔民)比我们还要苦!”
  伴随着残酷的封建剥削,洞庭湖滨是一次又一次的水灾。有的垸子7年之中溃垸3年,也有一年内连遭两次水淹。1949年(当时尚未解放),滨湖11县共溃决堤垸441个,淹没垸田174万余亩;另有垸堤虽未溃决,渍水成灾的垸田253万余亩。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计减少稻谷产量1490余万石,使120余万灾民流离失所,很多人陷于绝境。
  激流冲跑了农民的房屋、牲口、农具,吞没了将要收割的稻禾,不少人被夺去了生命。这是天灾,但是,这天灾是由人祸带来的。亲身经历了两个不同世界,解放一年后的滨湖农民,看得更清楚。1950年4月间,华容新生大垸的修复工程完工了,远近15000余农民赶来祝贺,并送了一幅生动的对联“六十年来,封建地主修堤,总是溃口;个半月里,翻身农民挽垸,一举成功”。为什么封建地主修堤总是溃口呢?农民们都说:往年修堤的经费都比今年多,真正用在堤上的最多超不过四成,其余的被堤务局委员们塞进腰包,或者是住旅馆、嫖*、吃大餐以“事务费”的名义报销了。要是像今年一样,真的把农民们拿出的修堤经费、渔课和贷款都用在堤工上,垸堤是能够不溃的。

第一章  黑手高悬(9)
滨湖各垸均设有堤务局,解放前为地主劣绅把持。当权地主常把名义上东佃各出一半的修堤费,用虚报、挪移种种办法,全部或大部转嫁到佃户及小农户的身上。堤务局委员们并不将治水防灾放在心上,而是把堤务局当成贪污自肥和尽情挥霍的机关。就拿抢险来说吧,购买防汛器材的钱款,作为“事务费”——包括旅馆费、招待费、旅费等报销了,大水发来,便手忙脚乱的派枪兵拆掉农民的房子,收拾破被烂席,赶着农民去抢险。洪水冲垮了垸堤,委员们又可藉口“赔偿农民损失”,趁机发一笔“抢险财”。
  各垸堤务局开支“事务费”通常占总经费60%以上。汉寿县太和垸堤务局半年的账目,各种事务费名目十数项,纸张费一项即为18石米,烟丝费是7石米。澧县七里湖地主周承霖当堤务主任时,曾利用修堤贷款,做了一笔生意。他以银洋2元1角1石谷计算,领了300石谷的“贷款”,只花1元8角钱1石,买到300石谷;待谷价涨到4元时,再把谷卖掉;又用这笔款,放了一次“拆息”(一种短期高利贷)。于是,周承霖由拥有200亩田骤增至700亩田了。这在滨湖官吏身上,是极普遍的事情。
  再看,垸堤溃决时的事实:湘阴县十一区余家垸,地主易景山当堤务主任,1949年除按每亩收3斗堤费外,还向伪政府贷了700石谷和2两4钱金子的贷款。贷款经伪省参议员胡达、县参议员刘爱山层层贪污,钱款到垸子,又被易景山一伙预支了,堤却未修,也没准备防汛器材。农民们着急了,去问易景山,易景山说:“我们的土质好,浪越打土越紧。”
  5月17日夜,大风浪来了,堤上的土一块块崩下来。农民们急忙找堤务局,易景山就在这风浪紧急的时候溜走了,眼巴巴看着溃了堤。接连又淹没了*、复兴、林新垸等3垸13000亩良田。
  和丰垸1949年未溃垸。1948年水位比1949年低二三尺,垸堤本可不溃。水势正紧,堤务主任廖子成(地主)到外垸催租去了,留下他的走狗刘仕卿(堤工长)在局主持。6月20日有几个农民,发现在廖子成田的附近堤上,有漏洞浸进水来,当即鸣锣救险,刘仕卿极力阻挡。因为,按老章程,在谁田里堵口,谁出抢险费,刘仕卿想替主子省些钱财。他用手枪把农民赶散,随后就和一些狐朋狗友喝酒打牌去了。漏洞越冲越大,大水灌进了和丰垸,刘仕卿还在和朋友们玩牌。就这样,3万余亩即将收割的稻禾,2万多人民的财产,葬送在这个小流氓手里了。
  洞庭湖在泣血,洞庭湖在呻吟!是天灾,更是人祸!
  4、泣血的花赛圩
  花赛圩位于安徽省郎溪县城西约20华里,紧靠南漪湖,周围45华里,17个自然村,分成三个行政村。据《朗溪县志》载,开国大土改前,这里计有男女人口2100人。这一带土质肥沃,有良田9800亩,但其中占总人口%的农民,只有土地900亩,不到总土地的1%,而恶霸大地主吴国光一家50人,仅占总人口的%,却占有99%以上的土地,即8900亩。农民们在吴国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过着十分困苦的生活。“谁养活了谁?”从这个圩里就可以得到最好的答复了。
  远在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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