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能把自己的家带到中国或者任何他们占据的地方；有些是日本军队攻占一个地方之后雇佣的文职人员，这批人迅即成为自成系统的官僚机构。日文报纸在占领地一份接一份地出现，当地报纸则被日本编辑和军方新闻检查人员所接管。日本企业家们一路飘洋过海，紧紧尾随在占领军之后。当地日本人开始他们的业务，先是给驻军提供军需品，然后是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与此相关的日本公司很快在新的“大东亚”建立起自己的分支机构和辅助设施。 殖民地官员随后到达。政府鼓励他们把家从日本搬到占领地。出于对日本将在此地长久统治深信不疑，他们实际上也正是这么做的。攻占一旦完成，日本学校跟着就建起来。日本孩子在中国、朝鲜、台湾长大，以殖民者姿态养尊处优地生活在当地居民中。 战争结束后，所有这些人都失了根而四处飘荡。住在港口一带的新移民是幸运的，他们会在盟军监督下立刻遣返日本。有些人在苏军占领下的中国和满洲挨延几个月甚至几年也回不去。在中国，他们夹在对峙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中间，受到的待遇五花八门，有很多些人根本就没有回家，因为在日本，平民的处境十分艰难。 有人突然之间成了被追捕的逃犯，在日本前殖民领地，他们绝望地为果腹蔽体而颠沛挣扎。数千名儿童在这期间死去，其中不少结果在他们绝望的父母手里。 一些地处“大东亚共荣圈”范围内的地名——香港、哈尔滨、北京，曾经如奇异的路标般闪闪发亮。此时，在丢盔卸甲只剩下一条命的日本人耳朵里，已经变得如丧钟一般。有些人是“装在盒子里”回来的——火车开始穿过当年日本的辖区，携带着士兵的骨灰——他们死在千里之遥的海岛上，守卫着自以为是国土的地方。成千上万个家庭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妻离子散，剩下的只有苦痛。 发表在这一章的来信的作者，有些曾为殖民者或辖区官员，有些是占领地的平民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在战争期间千方百计与漂流在外的父亲、兄弟、儿子保持联络的家中亲人。一些打散了的家庭已经没有了团圆的可能。很多孩子留在了中国，直到1980年代，日本政府才开始作出系统努力，接收这些丢了的“战争孤儿”。他们回到本土，大部分人只能说中文，绝望地找寻将他们丢弃的日本亲属。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塞班流亡
美军在###登陆时，我还是小学生一年级学生。我在###出生、长大，四面环绕着南国美丽的大海，渡过了和平的岁月。 美军飞机来轰炸了，接着，军舰炮火轰击，最后，美军登陆。 父母、姐姐、我、妹妹五个人，和其他的难民一起，在丛林里到处奔逃。最苦的是没有水的日子。夏日骄阳暴晒之下，汗流如注，可是又没有水喝，太难受了。逃亡的路上，日本伤兵和岛上的土人哀求我们：“带上我一起走吧！” 父亲把我们安顿下来就去找吃的，一面大声喊着“我不同来，千万别动地方。”一面离开了。他捡回的食物有水果、甜菜、还有日军士兵丢弃的剩饭。 在丛林里生活了两个月，几乎连思维的能力也丧失了。日本人、土人的尸体堆积如山，看多了神经已经麻木，根本无动于衷。活着的人的样子，就象现在电视里常见的非洲难民的似的。 最后累得动也动不了。正在这时候，被美军抓住送进俘虏营。全家在一起活下来的，就只我们一家，这真是个奇迹。 小松惠 49岁 教师 户田市
在槟榔屿迎接开战
我对此次大战中“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两种境况，都有极深的体验。当时我在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开商店。宣战那天天还没亮，突然英国官吏把我们五十三个日本人以“侨居交战国人员”的名义关押在拘留所里。但刚过了二个星期多一点，当地的各民族代表来请求我们：“现在市内完全陷入无政府的恐慌状态，请直接担任治安维持总指挥。”据说面对我空军连日轰炸，以及陆军在哥达巴鲁强行登陆，猛攻槟榔屿，防守的英印军队不战而退，已逃向新加坡。 这样，包括我们这些侨民在内有四十万人口的槟榔屿，实现了兵不血刃的占领。日本人会会长被推为市长，我作为经济部长，致力于保障粮食流通和调查保护占领物资。我们成为绝对权力的拥有者，生活有如王侯。 次年，即昭和17年2月，新加坡陷落，在军队指导下成立槟榔屿州政厅，我们成立了物资配给合作社，帮助当地居民安定生活。之后，日本宪兵队进驻，大量肃清反日共产分子，我作为翻译，在槟榔屿拘留所协助宪兵调查。 终战的时候，我是缅甸第三派遣军第三十三军参谋部副翻译，作为“十参谋案”的嫌疑人，被关押在抑光拘留所，受到连日拷问，半年以后终于被释放。不久，又作为“槟榔屿宪兵队事件”这两件事件都与战时日本军队的暴行有关。（英译者注）嫌疑人被送回老家槟榔屿。但因不符合“合并审判”条件，根据“不能重复定罪”原则，经过两年多的拘留，无罪释放。但是，我们中有二十三个人以“参与者全体有罪”被处以绞刑，这是一大事件。 吉田为吉 77岁 无业 神奈川县 。 想看书来
马贼枭首示众
我们生在旧满州，小时候，那里马贼横行，双方不分昼夜地开炮射击。我们的城镇住满了军队，简直就是兵营。 军队经常出兵###马贼，也经常抓回几个俘虏，在城外枪毙。我和几个朋友就到城外的刑场去看，大概对这种残酷场面已经麻木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可怕的时代。 “斩首示众！”蜂拥而去的人声中，我们也跟着去看。几个人头排成一排，切齿怒目、穷凶极恶，仿佛死有余恨。身边围观的中国人人山人海。当时是出于什么心情，去看这种残忍的刑法啊？ 盐原铃枝 61岁 家庭主妇 岛根县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高级军官家属的特权意识
战争期间，我在上海的造船厂工作。我的上司娶了一个中将的女儿。丈母娘不时地来看女儿。丈母娘在租界里中国人开的商店买了一个纯金搭扣的坤包，搭扣上有一点划伤，于是命令我的上司去交涉退货，中将夫人——那位丈母娘也跟着一起去。我用磕磕巴巴的中国话和那个店主磕磕巴巴的日本话打交道。 店主不肯让步：“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仔细看好了才买的东西。也许掉在地上，自己把它碰伤了。”夫人瞪着店主，说道：“咱们要是中尉中佐那么样的小官儿的太太也就算了，咱们哪能用这种搭扣上有伤的包儿？！”我觉得对不起店主，可是还得客客气气地：“这位是中支方面最了不起的陆军中将的夫人。”好说歹说，对方总算明白了。中将夫人的这句话，四十五六年来一直噎在我心里。 那时候各工作单位都给家庭主妇办空袭经验讲座。我妻子告诉我，一次讲座后，中将的女儿说：“要是有空袭，只要把东条给我们家孩子的祝语绑在头上，拉起孩子的手避难去就没事了。”听到这儿，我问我的妻子：“就没长辈出来教导教导她吗？”妻子说大家都低着头沉默不语。 当时高级军官家属的特权意识真让人受不了，我认为这方面还没受到批判，实在成问题。据说现在很多女性都具有批判精神，我相信这是很有效的“战争制动器”。 长谷秀雄 75岁 社团工作人员 熊本市
确保中国劳工工作
到昭和18年，解决劳动力不足成了军需工厂最重要的课题。这一年四月，我与三菱长崎造船厂三名同事一起，受命从华北把820名中国劳工输送到长崎。我们来到北京的北支劳工协会总部，这里挤满了从全国32家军需工厂来的押送员。我们在旅馆等消息，不久得到了去沧州领人的命令。 我们向沧州地区指挥官——一个日军大尉打听劳工是怎么抓来的，他说：把那些晚上出来闲荡的青年，安上“偷猎”的名目，不由分说抓来就是。第二天，50名用细麻绳捆着的劳工，由我指挥着日本兵和新政府士兵，用刺刀押送，步行两公里去车站。送行的人中，有的用充血的眼睛瞪着我，有的好象是母亲，双手合什向我哀求……装运劳工的列车开动了，母亲们在站台上，哭喊着用双手敲打着车厢。 这样搜集来的劳工们，用日本的运煤船送到下关。到达下关以后，计划变更，他们又被运到煤矿，听说在那里被残酷地役使。 虽说是公司命令的差遣，可是至今想起这事，我的胸口仍然作痛。 长谷场季人 75岁 退休教师 熊本市
哈尔滨，只有一个人到场的同学会
“梦境一般的哈尔滨，我的第二故乡。松花江静静流淌。白俄成群结队在夏天的太阳岛上渡假。街道两旁排列着西欧风格的房子，石头铺成大路。鲜花盛开。冬天则是一片冻土的世界，寒气把整个城市变成一座通体透明的水晶宫，江面水面都是冰，人们乘雪橇往来。冬天是这样寒冷，可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在校园形成的天然溜冰场尽情地溜冰，非常高兴。” 结婚十七年来，我无数次一边看照片，一边听我丈夫这样回忆。对于我来说，哈尔滨是只存在于想像中的城市，而我们将在我丈夫退休以后一起到那里去旅行。没想到去年夏天，有幸得到全家访问哈尔滨的机会。我丈夫操着回国以来从来也没用过的中国话，象以前一样和市民交谈，他四十年来的心愿终于应验了。我们查看地图，找到了我丈夫当年就读的小学。校方一片好意，给我们打开门，让我们参观校舍。校名已经变成“马家沟小学”，但那建筑是我在照片上看熟了的，一点也不错。我丈夫站在当年的老地方，让上高中的长子给他拍照留念，他小声嘟喃着：“这个同学会只来了我一个人！” 白梅国民学校五年级二组，是真实的存在吗？那张照片上的老师和同学们，后来都走上了什么样的人生之路呢？ 我们找到了我丈夫的旧居。旧居已经一分为二，给两个家庭居住，门厅也被分成两半。从外面回来的一位美丽的女士，可能是住户吧，看到突然出现外国人，好象有些吃惊。她好象明白了我丈夫连说带比划的解释，一边点头微笑，一面说“进来看看吧？”。我丈夫谢绝说：“非常感谢，不过还是不进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附近住家的中国人陆续从家门走出来张望。他们向我们说“再见”，挥手送行。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天色还没有暗下来。 城市开发急速进行，我们的背后就有一组完工的塔楼。我丈夫的旧居不知什么时候肯定也会拆除。我们再一次回过头去，凝视旧居。 大野由美子 43岁 家庭主妇 名古屋市
禁止报道初雪的日本军队
昭和18年底，我在满州国三江省省会佳木斯市做《满州日报》佳木斯分社记者。除了重大新闻向《满州日报》全国版供稿外，我的主要工作是给《三江日日新闻》写报道。 一天早上，我正要出去采访时，沟口分社长被军方叫去，社里一片骚动。据说原因是我写的关于初雪的报道。那时报道管制森严，对军方稍有反抗立时就会被停刊。可是连初雪的报道也禁止发表，也太厉害了，简直是杀气腾腾嘛。 一向不服软的分社长，疲惫不堪地回来了：“军方说，可能让苏联了解北满气象的新闻报道，一律禁止。怎么争取也没用。” 国境线上的黑龙江和松花江冬季冰冻，用雪橇可以自由出入。对这一气象情况，苏联不会幼稚到要看日本的报纸才知道吧。我又是生气，又是吃惊——日本军队竟有如此超乎想象的弱点。 也许因为这件事，不久，作为“日苏战争报道班主力”的我，收到征兵令，被送到冲绳前线去了。 本昌太郎 66岁 作家 东京
战争的礼物
我在终战前夕成了战争孤儿，对我来说，战争必受诅咒。我的父亲是职业军人，我几乎从来没有和他共同生活过，对于父爱，我没有什么感受。只是每当升学、就业、结婚这些人生的大关口时，就体会到没有父亲的不幸。不过，最近我的看法多少有些变化。 单身母亲家庭的确有缺陷，祖母和母亲一心想的就是让孩子们活下去，对我采取了极少压抑的自由的养育方式。在急速转型的民主社会中感到迷茫，每天忙于生活，所以不能保持足够的礼仪，我也许是有这个毛病。但是，在失意中，能够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事物，依自己的意志行动。如果严父在世，恐怕必得要求自己的女儿要“有点女人的样子”，成为没有自己的主张的女性。 年过七十的母亲一边照顾卧床的祖母，一面照看店里的生意。因为失去丈夫，母亲成为独立生活的女性，到老都不依赖别人生活，而我凡事自己作主。也许这就是战争意外的礼物吧。 广重清子 44岁 主妇 山口市
我想到北京去
我们的祖父于昭和25年在北京去世。时隔36年，我们终于得知祖父的遗骨被收藏在北京的观音寺中。祖母乍闻喜讯，血压升高，不得不卧床休息，但说想立刻就去迎回骨灰。但是，祖母已经不能独自行动，让我代她去，所以我尽快学习中国话，好向中国的人们致谢，感谢他们长年守护祖父的骨灰。 在中国内战时，祖母突然当上女军医。那时祖母正怀着我的父亲，临产时，她坐在无脚椅子里，周围放着应急物品，一直等到天黑，生产一直持续到夜里。那时刚发生过火灾，没东西吃，父亲从空空如也的肚子里生下来，营养失调，到现在还是只有一只眼睛看得见，找不到固定的工作。 祖父名叫岩村元始郎。在北京住了大约十年。终战以前，因为精通中国话，离开他工作的华北新报社，作了随军服务人员。在东京的时候，祖父当过女校的老师，也许他教过的孩子还记得他。 我就是打工也要筹到钱到北京去。 岩村燕士 12岁 小学生 横浜市
领取遗骨的伤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