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冷眼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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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的冷眼狷行- 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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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侨那时住在台北新生北路的陋巷里,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
  李敖敲开严侨的房门,严侨一看来人,立刻惊喜地喊着李敖的名字,跑过来,抱住李敖,流出了眼泪。
  七年隔世,李敖感叹严侨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42岁的壮年!”
  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那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
  问到被国民党抓去以后的遭遇,严侨绝口不向李敖谈在火烧岛上的事,只是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干万不能到那儿去!”
  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严侨仔细看了李敖在《文星》上的文章,核对了几段译文,夸奖李敖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书,严肃地对李敖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严侨回忆说:他被捕后,也十分担心李敖会出事。他判断李敖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给李敖带来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
  严侨那天还告诉了李敖一些令人伤心感怀的事,以及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严师母本是想投靠辜振甫,但辜家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说什么他们不欠严家什么,严家也不欠他们什么,大家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自己跑去做下女——并且是给外国人当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
  严侨拿出酒,师徒二人26年后重同饮,酒后的严侨偶然使李敖看到往昔的风采,但李敖明显感到:老师变颓唐了。
  看到严侨那三个命运多劫的孩子,李敖本想问问他们的情况,可孤儿院长大的那两个好象有点“谈院色变”,就好象严侨不愿谈那使他色变的事情一样,于是李敖沉默了,他在自己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100元,送给三个小孩子。
  在谈话间,李敖将华严的书《智慧的灯》送给严侨时,严侨脱口而出:“那是什么狗屁!”李敖听了一惊:华严可是老师的亲妹妹呀!可转念一想,明白了严侨为什么如此愤激了!在来看严侨之前,华严本要李敖看过严侨后将看到的情况告诉他,但李敖知道自己回去将向华严交白卷了!
  师徒两人都喝醉了。当李敖也醉熏熏地从严侨家中走出来时,已是月影西斜。
  当天深夜,李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看到严侨后的感想,于五日后寄给了胡适。李敖称赞胡适“真不愧是“上夯碧落下黄泉”!,“居然使严侨‘起死回生’”,“把躺在我心里的酒鬼又扶起来了。”
  然而,李敖虽因重逢严侨而欣喜,但是今夕何夕,人与心境都大大不同了,严侨在思想上自暴自弃,在生活上日益沉沦,日日以酒浇愁,李敖觉得两人在交往中已没有思想境界上的交流,而剩下人情和彼此的怜借了。
  李敖最关心的是严侨的健康问题和经济问题。由于长年坐牢与酗酒,严侨的身体已每况愈下,健康明显在恶化。除了喝酒,严侨的香烟也抽得很凶,但每次抽到一半就掐灭了,他似乎对香烟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但又控制不了抽烟的冲动。对他来说香烟显然成了一种道具,使他掩饰内心的恐惧和痛苦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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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胡适五千言书(3)
经济上的窘迫显然更加强了严侨的痛苦和恐惧。李敖决定实实在在地帮助严侨,就为他提出了一个翻译计划,让严侨有计划地翻译些日文中有价值的作品,由李敖负责帮助在《文星》等杂志士发表。刚开始严侨很兴奋,也认真翻译了一些作品,但没过多久,就旧态重现,难以为继了,稿费在〈文星〉上也透支得不能再透支了。
  1962年10月1日,严侨有一封给李敖的信,充分说明严侨本人的因厄和精神上的颓废:
  敖:
  债,债,债!每日过日都成问题了。介绍要学日语文的人给我教。天天为着找“吃饭的钱”忙而愁。青黄不接,把我整坏了。职业一时找不到,做小贩的本钱都没有。翻译东西不是单行本,稿费不够。文星的饯也拿过来了。钱是从“o—a”非常难的,拖车都要有本钱。 “三际未必真”,“实际和幻像之间很难找出界线”。我该是无所求,可是还缺些什么似的。“酒”的兴趣好像失去了。是“好”是“坏”很难断定。人家说“好”就算好吧!人无端地生,无端地活,无端地死——生死之间无端地做一些事(相关关系的遭遇)。空时(space—time)都是变数。对了,我忘了,我们是不能脱离所在的坐标系。所讲的话也能算是话。你好么?不可让自己紧张,尤其是下意识地。
  两人重逢后,李敖只收到严侨这一封信。李敖真想再看到以前那个神采飞扬、才华横溢的老师,再和老师作一番精神上的交流,可惜这都已成往事。
  严侨本来在育英中学有教职,但因为酗酒,最后连这仅有的职业也丢了,生计无着,严侨的酒喝得更凶了。
  在期间李敖经常抽空去看他,送钱给他,李敖手中保存的一张1962年7月15日的荣星医院治疗单就很说明问题。这张单据上开注射费270元,药费35元,入院费120元,共425元,打八折340元。这些钱都是李敖支付的。
  但李敖觉得这总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本办法是使严侨重新振作,而要使他振作,李敖认为最关键的是想法让严侨戒酒,为此李敖伤透了脑筋。
  最后,他决定仗着自己和严侨的一番师生之情与严侨彻底摊牌。李敖严侨的妹妹华严作证,在医院当面对严侨说:“老师,我要仗着你我多年的师生之情,逼你做一次选择了:这次出院后,除非你决心戒酒,我不会再来看你了。如果你觉得这几口黄汤比你学生对你的期许还重要,你就喝下去;否则的话,你就该振作起来,不要使我失望,不要辜负你的生命与才华。你这样做,是帮助你的敌人打倒你自己,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李敖这样做本意是要施加压力,逼严侨戒酒,但当华严通知李敖说严侨出院后仍不肯戒酒时,李敖说到做到,此后就真的不再去看严侨了。
  

1.为胡适辩护(1)
1962年1月1日,李敖发表为胡适辩护的文章《播种者胡适》,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真是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而李敖也就在这丹火中百炼成钢。
  李敖的生活开始不平静起来。他陷入一场文化论战的旋涡,而且成为很多人的靶子。
  事情的起因与胡适有关。1961年11月16日,胡适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英文讲演,后由徐高阮翻译成中文,发表在12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上。文章主张大力引进西方文明,以促进东方的文明。
  这篇讲演辞发表后,被视作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受到了很多批评文章,甚至有人在“立法院”提出质询,一时大有“群起而攻胡”之势,而平时那些自称是胡适的学生或信徒者,此时则以维持“风度”为名,躲在家中,闭门不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敖《播种者胡适》一文在《文星》发表。
  这篇文章是应《文星》杂志之约而写的,写成时间是1961年12月26日,发表时间则是1962年1月1日。此时距胡适讲演整整四十天。
  文章充分肯定了“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并表达了自己对胡适的无限敬仰之情。
  李敖从五四新文###动谈起,明确表示这一运动的最大成绩是“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这个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第一是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因为没有文学的国语就不会有真正的国语;第二把历年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而既然“文学革命被肯定,新思想和新建设必然会跟着到来”,“它们明白地指出了一个思想的方向。”“这两三年的努力简直是奇迹,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这时候,胡适代表了开明的心声与良知。”
  但李敖认为五四运动“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
  纯的文化运动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胡适于是‘看不过去了,忍不住了’,‘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而‘发愤要想谈政治”。
  作者接着概述了胡适“谈政治”的几个回合,随后总结说:“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
  李敖还充分肯定了胡适在教育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到了台湾以后,胡适对科学与技术的推动,更是不可磨灭的功绩,李敖在引用了胡适在1961年1月29日在台湾“国
  科学委员会”委员会议上关于科学的一段讲话后肯定四点火:“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能够抓到这种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们才能肯定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
  谈到胡适的学术,李敖则进行了毫不留情面的批评。他批评胡适不在“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辉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笔下那种‘开倒车的学术’,宁肯牺牲四五十条的‘漫游的感想’来换取《白话文学史》的上卷,毫不考虑两部著作对世道人心孰轻孰重,这是他的大懵懂!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李敖肯定胡适是一个“真”的人,一个热情的人,他“听说一个年轻朋友的裤子进了当铺,立刻寄去一千元”;他是“我们这时代的一个好人,他有所不为、他洁身自爱。”
  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还是一个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胡适之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甚至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
  李敖的这篇文章显然比其他那些批评胡适的文章客观公正,他没有因为胡适有恩于己而一味吹捧,也没有因胡适战斗性不强而对胡适大加抨击,他只是想还胡适一个真面目,想为胡适在历史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地位。
  但没想到这篇文章却引出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场大笔仗,后来这次笔仗又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真是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而李敖也就在这丹火中百炼成钢。
  《播种者胡适》发表以后,很快就有一些报刊转载。
  1月17日香港出版的《自由报》上,发表了马五先生(即雷啸岑,为该报社长)的《由文章谈到胡适》,这是对李敖之文第一篇回应文章。马文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褒贬意义都有,可算是缩影的《胡适评传》”。其他表示赞同或变相支持李敖之文的,还有香港《中国学生周报》中的若兰、《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台湾《作品》杂志中的苏雪林、《民主中国》杂志中的牟力非、《文星》杂志中的王洪钩、东方望、田尚明,此外口头支持和书信支持的也很不少。
  

1.为胡适辩护(2)
当然,反对这篇文章的浪潮也席卷而来,它们的大本营即李敖所谓的“三大‘评论’”,即《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这些刊物上陆续刊登了很多攻击和谩骂李敖的文章,其中主要有任卓宣的《谁是新文化底播种者》(《政治评论》第10期,1月25日出版),郑学稼的《小心求证《播种者胡适》的大胆假设》( 《文星》第52期,2月1日出版)。
  任卓宣,即叶青,他此时正主办《政治评论》。任在文章中把李敖当作“捧胡的人”,他说:“我看了这些话,觉得捧胡的人,颂扬得太过分了;而对于别的更有贡献的人,真可称为‘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则一笔抹杀。深信很多人对于这点会感到不平。就是与《播种者胡适》同时发表的《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的作者,也对捧胡的人平常那种过分颂扬和抹杀他人的事感到不平。为了为了历史事实,为了思想史和新文化运动史,必须有所辨正。而且我们对那些真正有贡献的人,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要表示一点客观的公道。”
  郑学稼则在文章中说:“胡适未曾在十年代中对思想运动吹过什么‘风’”,因而他认为李敖的《播种者胡适》是“瞎捧”。
  《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与李敖的文章同期发表在《文星》上,作者是胡秋原,文中观点与李敖文章也很不相同。
  2月24日,李敖写了《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的答辩文章,文中说:“不幸的是,叶、郑两先生都不明了这点逻辑上的含蕴关系,都硬把我的意思解做胡适是‘惟一’的播种者,别人却没播过种。”接着他以大量例证,对叶、郑二人予以反击。此稿长两万余字,引据原始资料甚多,其气甚壮。对任、郑二氏而言,是一记强力的还击!
  论争在继续。随后任卓宣写了《再论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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