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苛Φ幕够鳎�
论争在继续。随后任卓宣写了《再论谁是新文化底播种者》，郑学稼写了〈论白话文和白话文学的运动——附答李敖先生》，而李敖却懒得理他们了。他对自己说：“算了吧！放他们去吧！”
1962年1月26日，李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发表在2月1日 出版的〈文星〉杂志。李敖称自己这是在提倡“西化运动和反对提出传统的运动”，是他“从事这种努力的一个起点。”此文的发表，将文化论战点燃得更加如火如荼。
1962年2月25日，叶青主持的〈政治评论〉发表周若木一万多字长文〈论中西文化问题〉，和莫辛的〈全盘西化论的提出及其评论〉，前文中称李敖是“胡适的鹦鹉”，“一方面为‘魔鬼的辩护师’辩护，又为‘蒙古医生’看病，可说是辩护者的辩护者、医生的医生，既乱捧又乱骂的双料货色。”后文则认为李敖的文章仍不过是“胡适之、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翻版而已。”
1962年2月24日，胡适逝世；3月1日，〈文星〉第53期出版“追思胡适之先生专号” ，刊有胡秋原七万多字长文〈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和一封“徐道邻先生来函”；3月10日郑学稼在〈政治评论〉第8卷1期发表〈论全盘西化和批发西化〉；3月25日，〈政治评论〉第8卷2期看出叶青〈全盘西化论之分析〉、〈再论谁是新文化底传播者〉两文，对李敖的观点继续进行批判。
当然，李敖也并非全然孤立，支持他的人主要有居浩然、殷海光等，他们或写文或写信，为李敖摇旗呐喊。
对批评自己的文章，李敖认为只有徐道邻和胡秋原是光明正大的批评，所以于3月27日写了《我要继续给人看病》，专门答复徐、胡二人。
从4月份起，论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参加论战的人数比以前多了，方式也由单兵作战发展为集团作战，当然，这主要是指反对李敖的人，而李敖虽然也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但那都是人自愿的，而非李敖拉来的。
4月10日，任卓宣在《政治评论》上发表《文化创造论之确立》，声援胡秋原。4月18日，台北《民族晚报》发表《唯“美”人物》，含沙射影地骂李敖是说“一位‘狂热的西（美）化派’”，说他“用尽了尖酸刻毒的字眼，骂尽了近三百年来四十余名学者名家。”5月1日，徐道邻夫人叶一风在《文星》发表《谩骂不能推行西化》，说像李敖“这样激烈的主张‘全盘西化”，真是使他担心“没有了中国”。同期《文星》上还有梁容若的《如何奠定现代化基础》、沈国钧《“文化问题”底讨论与问题》。5月3日到6月1日，胡秋原在〈世界评论〉第四、五、六期上发表七万多字的《文化问题无战事》，5月3日的《世界评论》上还发表了林植的《日本曾是中国藩属吗？》和郑学稼《五四运动与虚无主义》。5月10日《政治评论》刊有任卓宣《中西文化问题之总结》和一篇《为西化问题给胡秋原打不平》及署名仲平的《不要假装不知道》等文。5月16日，《世界评论》发表周伯达《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平议》，其中第五节以“标准的虚无主义”为题专谈“深受胡适器重的李敖”。5月25日，《政治评论》在《漫谈》栏里发表笑生《浮夸青年何以读书多》、冠南《中西文化结合的近例》。从5月份开始，台湾的“青年国民党”人也加入进来，他们在自己的机关刊物《醒狮》连载一系列文章批评李敖。6月1日，梁实秋在《文星》发表新作《我对讨论中西文化问题的建议》，也有旧作重刊〈自信力与夸大狂〉；同期还有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6月10日出版的《政治评论》则以“读者投书”的形式，对文化论战中的各派力量进行评价。
。 最好的txt下载网
1．为胡适辩护（3）
在这后一轮论战中，李敖愈战愈勇，一鼓作气发表了数篇文章进行攻击和反击。4月23日，李敖写了一篇〈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发表在〈文星〉，揭露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女权的罪行。同期《文星》上还有魏廷朝《从巴札洛夫谈起》一文。接着在6月1日出版《文星》上，即有郑学稼《论巴札洛夫》发表，将论战进一步引向深入。在6月16日出版的《世界评论》上，胡秋原、魏廷朝两人继续在“巴札洛夫”身上做文章，同期还有胡秋原的〈关于翻译介绍和研究〉、〈希望青年超然门户之外，励进真知之中〉，说李敖“一切出之儿戏”。
反对李敖者此时开始了集团攻击，他们利用各种刊物，大开什么座谈会、研讨会，试图形成对李敖的“围剿”态势。5月13日，《政治评论》社举办‘中西文化座谈会”，邀请“对此问题有研究及有关系的学术教育权威人士参加”，任卓宣为主席，参加者有沈刚伯、吴相湘、徐复观、陈大齐、方东美、田培林、胡秋原、方子卫、郑学稼、吴曼君、王集丛、赵一苇等。与会者纷纷指责“胡派言论……用尽一切诬赖之方法、丑诋之辞汇、凶横之气势，较之斯大林对付其政敌、希特勒之屠杀犹太人，有以异乎？”大家一致认为“‘西化’之说根本不可通，‘全盘西化’更不可通。”6月，张铁君主持下的阳明山“三民主义研究所”，在〈学宗〉第3卷第2期上，编了“三民主义与中西文化问题研讨特辑”，发表数篇文章攻击李敖；7月15日，《醒狮》举办了一次国民党内的文化座谈会，出席者有“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中国青年国民党”创国民党人，“天人学会”、“诚学会”“惕社”发起人，报刊杂志总编辑，总经理，大学教授、系主任、“中央级民意代表”等，“皆为对文化问题素有兴趣或研究者”。也基本上是众口一词抨击李敖。
一些报纸、刊物也以“民意代表”的身份公开发表社论，反对李敖。4月16日，《自由报》发表社论《对最近文化问题论争的看法》，认为“一般知识群对于这次论争寄予相当的兴趣和期待”。同一天，《世界评论》也发表社论《为“中西文化论战”说几句话》，其中谈到：“最近有一个新名词，叫做‘文化太保’，是由于某极少数知识青年的行为影响而产生的”；5月10日，《政治评论》发表社论〈中西文化论战之歧出》，文中称：“正进行中，出现了一个‘浮夸’‘狂妄’的青年，在某刊上发表一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以目空一切的态度，恶毒地责骂了四十个学者名家。其在当代的人，不写文章者以‘童言无忌’视之，被便得意忘形，以为他人不能答辩；写文章者一加答辩，彼除来一篇《我要继
续给人看看病》外，还拉一些青年来帮腔，实行‘人海战术’，大肆围攻，不可一世。”5月25日，《政治评论》再发表《怎样加强文化作战？》的社论，指出“全盘西化”是“违反民族主义”的。6月25日，〈政治评论》又刊出社论《他们对于中西文化问题的看法》，说：“胡适诬辱整个东方文化为无灵性，显然是对中国文化估价甚低之意，而对于西方文化则估价甚高。这是一看《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讲词，便知道的。因此，应该抛弃中国文化，采纳西方文化。讲词中也露出这个消息来。于是捧他的人，即报纸所谓‘狂热的西化青年’，遂把过去很多评论中西文化及解决此种问题的主张一一责骂，而重行叫嚷‘全盘西化’起来。”
李敖当然也没闲着，除了前面已提到的外，还有7月25日写的〈“文化太保”谈梅毒〉、8月27日写的〈由一丝不挂说起〉等。他的这些文章，性质虽然很庞杂，但所宣扬的理论重点不过如下：
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死的文化。
二、死的文化至多只适合死去的时代。对今天的时代来说，只能做文化史和博物馆的材料。
三、死的文化中纵使有一两个活细胞（所谓固有文化的“优点”），也对话生生的现代不能移植。
四、就好像一座又笨又旧的大挂钟，纵使其中有一两个齿轮没长锈，可是对我们新式小巧的手表毫无用处。
五、所以我们不要它！
六、洋鬼子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好奇和骗人以外，只是一种学术研究。如同他们研究一个死去的恐龙、一个吃人的野蛮民族一样。他们并不是提倡恐龙行动或是吃人文化。
七、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科学’’与“民主”，只有“玄学与教条”。
八、……（略）
九、世界第一流的讲究科学与民主的强国，从来不搬弄什么五千年固有文化，从来不认识什么尧舜禹汤文武，但是他们是强国。
十、我们老老实实跟在强国的屁股后面学就是了，背着这个传统的大棺材干什么？
十一、我们要追求西方活泼泼的大美人，不要抱东方的冷冰冰的臭僵尸。
十二、所谓什么“国情不同”的借口，纯粹是一派妖言，所谓什么“超越前进”，“融合中西文化的长处”等等，完全是不要脸的夸大狂。
十三、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快快抛弃传统的死文化，快快按部就班的学习西方的现代文化。
这些思想是李敖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战文章的一贯思想，表现的方法和文章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思路却是基本一致的，只要读一读这些文章，即不难看出这一点。
。 想看书来
1．为胡适辩护（4）
这一场论战的始终，都收在他的〈文化论战丹火录〉中了。
。。
2．在文献会混饭（1）
为了混饭吃，李敖暂且去了文献会。一次罗家伦和陶希圣来参观李敖的卧室，竟看到李敖在墙上挂着〈花花公子〉上的大幅裸体女人照片时，两人不禁面面相觑，先后夺门而出。
我们上面说过，因生计问题，姚从吾准备将李敖推荐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辑委员会”去暂且糊口。他把这意思告诉吴相湘，吴相湘也极为赞成。吴相湘赞成是因为他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一直想拉李敖搞近代现代史，但因为姚从吾也是他的老师，挡在中间拉李敖搞中古文，他就一直不便多说，这回是姚从吾老师的意思，他自然乐为奔走。
吴相湘跑去找陶希圣，陶希圣立刻表示欢迎李敖去。
不料当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高兴地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李敖时，李敖却面有难色。李敖表示陶希圣是汉奸，又是国民党中的红人，他实在不愿意和陶希圣接近。
吴相湘劝李敖说：开国文献会并非陶希圣一个人的，罗家伦也是主持人之一，并且你去只是帮忙编民国开国时史料，是以整理辛亥革命史为主，可以发扬先烈们的幽光潜德，跟陶希圣的身份有什么相干？国民党史料不开放，你去可以趁机看到一些史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还是去吧！
姚从吾老师也劝李敖不妨暂时去，他说他已和胡适谈过，胡先生也说不妨去。
在两位老师的劝说下，加上自己目前实在需找个饭碗，李敖只好答应，暂时去文献会混碗饭。就这样，他上了“贼船”。
1962年1月29日，旧年将至，姚从吾老师给李敖送来1000元，并附一信，嘱咐李敖“往事己过，今后仍应潜心学问，努力考试留学，期为国用。”并劝李敖“应善用才智，志于大者远者，切勿沾染骂人恶习，尤忌常作辩难文章。像近日一二野鸡学人，下流乱骂，连村妇都不如，自当以为戒！钱宾四先生近来专心办新亚，理应加以尊重。各行其是，不应无端招骂。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尚祈三思！顾某亦不值得一提；提了他不是反是替他作宣传了么？凡此均恳专予考虑为要！”
两天以后，姚从吾转来陶希圣的信：“兹拟请李敖同学参加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辑事务工作，按月津贴新台币1000元。”
李敖的新工作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了！
姚从吾老师在陶希圣信上加注：“李敖同学：顷接吴先生通知。敬转上，希即前往该会接洽为感！”并另给李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希望您能静静的考虑考虑，集中全力于一下子；并借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同时对于英文也望继续努力，期能自由运用。如此一两年后，民国史有了底子，且可考取留学。这对于您应当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只要善用才智，把握住这个机会，先在民国史的研究中有些卓越的表现，将来成功是可以预卜的……您还是我们研究室中的基本分子，盼望随时赐予启导与辅助。”
同一天，李敖还收到了吴相湘的信，信中说：“顷接陶先生来信已将弟工作安排，每月津1000元，自二月一日起开始，望即于明日前往仁爱路二段九巷27号该文献会为要。从此安心工作，切忌多言，得来亦不易也。”
姚、吴两位老师给李敖的信都嘱他安心工作，缄默为上，切忌多言，都是肺腑之言，也是迫于形势之言。他们都希望李敖这个学生能安心从事学术研究，将来出国深造，不要再写“惹是生非”的非学术文章。这的确是一条光明的道路，也是很多学人孜孜以求的阳光大道。但这也说明他们不理解李敖，虽然如此，李敖对老师的真诚关怀还是深表感激的，这使他在战斗中时时感受到为人关怀的温暖。
姚、吴两位老师所担心的，显然是李敖自在《文星》第四十九期发表《老年人与棒子》起不断发表的炸弹式的文章已经惹恼了不少文坛显要，这对李敖的成长是不利的。特别是李敖发表了《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后，更无疑是丢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从此在台湾文坛上引发了长达四年的“中西文化论战”。在这篇文章里李敖批评到“钱穆”（钱宾四）、“顾翔群”（“顾某”）、陶希圣等，而李敖去文献会报到的这一天（1962年2月1日），恰就是这篇文章在《文星》发表的这一天，他们早在这之前已经看到过李敖的这篇文章，难免不担心，所以劝李敖仍旧走做学问的道路，不要乱写文章。另外他们仍将李敖视为自己一路的人，让李敖去文献会，不过是将李敖“暂时寄存”在那里，目的是希望这个职业可以先使李敖得以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