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差不多。他认为：“利润不是原因，利润是结果——是企业在营销、创新和生产力方面的绩效结果。同时，利润也是对企业经营绩效唯一可能的检验方式。”“利润还有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未来的成本”。“企业的首要任务是求生存。换句话说，企业经济学的指导原则不是追求最大利润，而是避免亏损。企业必须设法赚取额外的资金，才足以承担企业经营中不可避免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准备金唯一的来源就是利润。”基于上述分析，彼得·德鲁克强调，管理者应该追求的不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必要的最低利润”。因为，过多的利润不利于企业实现其创造顾客的宗旨，而过低的利润又不足以保证企业抵御未来的风险。
实际上，国内一些优秀企业家对利润也持同样看法。如《华为公司基本法》第11条在谈到利润时就强调：“我们将按照我们事业可持续成长的要求，设立每个时期的合理的利润率和利润指标，而不是单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最后，再来看看教皇保罗二世是怎么说的：“一家商业公司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赚取利润，而是要让人看到，它是一个由人组成的团体，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满足其最基本的需求，并且以服务于全社会的方式组成一个特别的团体。利润是商业的生命调节器，可是，它不是唯一的，人性和道德因素等别的原因也应该被考虑在内，这在长期看来至少与一门商业的生命是同等重要的。”
总之，办企业不能不讲金钱，但要想把企业做大做强，真正成就一番事业，又必须超越金钱。首先是管理者自身要超越，然后应该引导多数员工逐渐超越。切实解决好“老板为何办企业，员工为谁干工作”这一根本问题。古今中外无数事例表明，人是可以超越金钱和物质追求的。引导员工树立远大理想和事业心，把企业视为生存的场所而不是谋生的场所，把工作视为人生的目的而不是谋生的手段，应该从事业本身而不是从事业发展给个人带来的好处中，激发出精神动力，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才是真正的“没有管理的管理”。
提出一个宗旨不易，将宗旨灌输到组织中去，让其得到组织全体成员的认同，显然会更难。杰克·韦尔奇认为：“商业生活中的人们谈论了太多关于使命感和价值观的事情，但结果常常是说得热闹，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没有人希望得到这样的答案，然而，这两个术语显得既高深又含糊，导致那样的结局仿佛也是自然而然的。”《基业长青》一书作者也强调，理念的价值不在于新，而在于真。“有些组织通常都有伟大的意图和鼓舞人心的梦想，但是，它们没有采取关键的行动，把意图转化为有形的办法。”毛泽东的军队管理思想之所以可贵，不完全在于他提出了军队宗旨，而在于他找到了将宗旨灌输给组织成员的有效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强有力的思想教育。
00近年来，企业文化一直是管理学研究的热点。只要是系统地讲授企业管理知识，就不能不谈及企业文化。但凡成功的企业家，对企业文化均情有独钟。受此影响，各行各业的管理者对文化及文化现象都十分关注，而且兴趣浓厚。如今搞管理的不谈点企业文化，简直就是不入流。
可透过种种高谈阔论，实事求是地分析国内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不难发现理论与实际、说的与做的之间，尚存在较大差距。多数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实际上处于“看起来很美，说起来很甜，做起来很难”的境况。前不久“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次关于企业文化的专题调查，结论是：“企业经营者大多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在行动上还存在较大差距。”“总体来看，除少数企业已进入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化提高阶段外，多数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尚处于基本形成和酝酿探索阶段。”
为什么管理学者和企业家们如此心仪的企业文化总飘在空中，落不了地？怎样才能让思想文化真正成为企业家得心应手的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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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有什么用18
认真分析国内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不难发现三个问题。一是认识不到位。虽然一些企业家嘴上也说企业文化如何重要，可内心并未真正认清其价值，自然也就谈不上抓企业文化建设的自觉性了。这可以从企业家对同行的看法中得到印证。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专题调查，近90％的被调查者认为企业文化很重要，可同一批人，当被问到“在你接触的企业家中，有多少人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时，回答却是三分之一。二是理论不成熟。对究竟什么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包括哪些内容，这些内容之间是什么关系，应如何分类等基本理论问题，专家们的看法大相径庭。如果说“1 000个读者心中有1 000个哈姆雷特”，那么，1 000个专家恐怕能给出1 000个企业文化的定义来——许多专家本人的说法也无定论，一会儿一变。什么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恐怕企业文化理论最典型不过了。三是实际工作中不知道该抓些什么，该怎么抓，缺少真正的内行和称职的骨干。这个问题更突出，也最重要。因为，如果不清楚抓什么，怎么抓，无法真正发挥企业文化在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提高，理论研究得再透彻也毫无意义。
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笔者认为，不妨回头看看毛泽东的思想工作理论。因为，毛泽东是我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创者，是公认的思想教育大师。企业文化虽然不同于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但了解管理学史的人都清楚，企业文化研究发端于美国，可美国管理学界开始重视文化因素，以至提出企业文化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受日本管理的启发；日本企业管理重视思想文化建设，某种程度上又是受中国“鞍钢宪法”、“大庆精神”的影响；而“鞍钢宪法”和“大庆精神”等，实际上是学习、借鉴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特别是思想建设理论的结果。所以，认真研究一下毛泽东关于军队思想建设理论的由来发展、基本论断、主要内容及方法经验，对管理者深入研究企业文化理论，破解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三个难题，无疑会有帮助。
核心价值观有什么用19
一、毛泽东军队思想建设理论的由来和发展
毛泽东的这套管理办法是在他带兵实践中被逼出来的。
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缺少城市工人群众参与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有没有可能不走以往农民起义军的老路，建立起一支以农民为主，却又无产阶级化的革命军队？如何建立这样的军队？这是全新的问题。
在巩固和发展红军的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思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他不仅深入到官兵中间，亲自做思想工作，经常给部队讲课，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倾向，而且注意总结经验，使之上升为管理理论。
《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队，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服从无产阶级领导的，服从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需要的工具”。
毛泽东关于军队思想建设理论的形成、确立给了人们一个深刻启示：思想教育的价值并非一目了然。对思想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管理者往往会经历一个过程。红军是通过古田会议统一认识，走上思想建军之路的，企业是否也需要召开自己的“古田会议”呢？
将管理与教育融为一体，力图通过教育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来达到管理目标，是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色。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一系列精辟的阐述。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组织下，我军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夸张地说，思想教育堪称毛泽东领导下人民军队管理的一绝。时至今日，国内外学者谈到毛泽东，大都对其通过灌输影响官兵思想的本领赞不绝口。可有谁知道，毛泽东的这套管理办法也是在其带兵实践中被逼出来的。
我军是在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创建的，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强大敌人的包围中。在新的革命高潮一时无法到来的情况下，弱小的红军能否生存，如何发展，当时党内及社会上是有不同看法的。如1929年陈独秀在《论红军问题》一文中就提出，如果革命高潮不能很快到来，朱毛一类所谓的“红军”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因为偏僻农村的社会环境及生活方式，会使这种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队伍日渐流氓无产阶级化，会不时发生领导层内讧，最终脱离党的领导，变成新式流寇。陈独秀断言，这种“红军”没有存在价值，也没有任何前途，只能导致党内许多好同志的无谓牺牲。
如果纯粹从理论上推断，陈独秀的分析不无道理。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缺少城市工人群众参与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有没有可能不走以往农民起义军的老路，建立起一支以农民为主，却又无产阶级化的革命军队？如何建立这样的军队？这是全新的问题。不仅陈独秀持怀疑态度，就连当时实际上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和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无法给出明确答案。
如果说党的其他领导人只是从理论上意识到红军的巩固、发展及无产阶级化可能出现问题，那么，亲自组织和领导这支队伍的毛泽东，对问题的感受显然更真切、更深刻。事实上，初创时期的红军本来就成分复杂，加上环境恶劣，出师不利，部队的士气一度非常低落。不仅士兵和基层军官失望、彷徨，不知出路何在，就连一些指挥员也发生了动摇，离队的离队，叛变的叛变。如秋收起义部队的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等，就先后以向上级汇报情况为借口不辞而别。“三湾改编”后，部队整编为一个团开赴井冈山。上山不久，团长陈浩、副团长韩壮剑、参谋长徐恕等又密谋拉队伍叛变投敌，被毛泽东及时发现并处决。
要巩固和发展红军，最难的还不是对付动摇分子，而是如何做好留队官兵的思想工作。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说不清真正的红军到底该如何建、怎样管，官兵中各种想法都有，出现了许多不良倾向。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列举了其中的八种，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读过毛泽东这篇文章，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不难感受到，当时官兵的思想多么混乱，要巩固和发展这支军队多么不易。事实上，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在全国各地曾组织领导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可获得成功并保存下红军部队的只是少数。一些起义之所以没能成功，起义部队之所以没能保存下来，与领导人缺乏理论指导和带兵经验有直接关系。
正是在巩固和发展红军的实践中，毛泽东认识到思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他不仅深入到官兵中间，亲自做思想工作，经常给部队讲课，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倾向，而且还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使之上升为管理理论。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页。“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为此，必须“加紧政治训练”。《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页。“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页。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有了注重从思想上建军，将思想教育作为管理部队基本途径的明确意识。
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军的主张，开始并没有为红军其他领导完全理解和接受。朱毛会师组建红四军后，领导层内部围绕如何建军、如何带兵等问题不断引发争论。部分同志受旧军队单纯军事观点的影响，以为红军的任务与白军相仿，只是单纯的打仗，因而“军事好，政治自然就好”，不管用什么方法带兵，只要能打胜仗就行。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分歧公开化了。表面上看，当时争论焦点在设不设立红四军的军委，可问题的实质却是究竟应该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如何建设这支军队。由于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军的主张带有相当的独创性，与以往任何军队的管理都不同，故当时并没有被多数同志接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影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落选了，不得不离开红军领导岗位。部队思想建设受到削弱后，各方面工作都受到影响，红四军接连打了几次败仗，人员损失了三分之一。经过正反事例的对比，红军指挥员们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毛泽东重回红四军领导岗位。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在总结建军两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亲自为大会起草了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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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基本精神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队，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