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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古田会议决议》指明了军队政治思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分析红军中错误思想的八种主要表现，决议指出这些错误思想是因为红军成分及党的领导机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造成的，对红军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革命给予红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并有使红军离开党的领导的危险。因此，“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上述观点的提出，从根本上确立了思想教育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军队思想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如关于党内教育，决议规定了政治分析、组织常识、上级文件、社会调查、马列主义、社会经济科学等10个方面的内容，提出了党内教育的18种方法，包括办报、办训练班、开政治讨论会、开活动分子大会、开展批评、谈心等活动。关于官兵政治教育，决议规定了土地革命、武装组织、三大纪律、群众工作、苏联红军、目前革命阶段及前途、红军白军比较等19项内容，提出了上政治课的“十大教授法”。这些教育内容和方法，后来在红军各部队得到广泛推广。
第三，《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军队思想教育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如理论联系实际，开展积极思想斗争，实行分类指导，注意疏通诱导，加强思想教育与关心官兵物质文化生活相结合，等等。这些原则是对我军初创时期思想教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反映了思想教育的客观规律，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总之，正是通过古田会议，毛泽东关于加强军队思想建设的主张才得以系统化、理论化，并开始为红军各级指挥员所接受。《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毛泽东军队管理思想的正式形成。后来，在上海的党中央充分认可了朱毛红军的这些做法和经验，并通过下发文件专题介绍，召开全国军事工作会议推广，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学习，派红四军干部到其他红军部队任职等方式，积极推广古田会议精神，使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军的一系列主张，贯彻到分散在各地的红军部队，我军建设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关于古田会议精神及其对我军建设的重要影响，叶剑英元帅有一段经典评价，他认为古田会议对我军建设，对我军政治工作的建设，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从古田会议到现在，我军的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它的基本原则和基础，还是古田会议奠定的。正因为如此，在毛泽东时代，军队特别重视学习、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年年复古”。意思是说，不管客观环境条件发生多大变化，人民军队的建设和管理都必须遵循古田会议精神。如果背离了古田会议精神，军队建设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毛泽东关于军队思想建设理论的形成和确立给了人们一个深刻启示：思想教育的价值并非一目了然。对思想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管理者往往会经历一个过程。因为，每个社会组织都有专业方向和发展目标，业务工作始终是各级管理者关注的焦点。而思想教育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其最大的特点是看不见、摸不着，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远不如其他工作那么直接，那么明显。所以，如果管理者急功近利，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很容易出现单纯业务观点，忽视单位的思想建设。只有经过反复实践，充分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有可能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形成抓思想建设的自觉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来自竞争对手的巨大压力，企业家一般都很务实，倍加珍惜资源，讲求效益。所以，在企业发展的一定阶段，忽视思想文化建设的情况在所难免。事实上，就是一些比较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企业，也大都经历过一个认识过程。如任正非就有一个观点：“当一个公司的资产达到一定规模时，往往最难突破管理难关，绝大多数超大规模的企业都在这个时候垮台了。”因此，华为公司要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克服经验主义，对走过的路进行深刻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吸收业界最佳的思想和方法，再提升一步，形成指导公司继续前进的理论，并以这一套理论来统一全体员工特别是各级领导的思想。正是根据这一观点，华为公司在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公司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借助专家力量，用了两年时间，形成了《华为公司基本法》，人称“华为公司的古田会议决议”。华为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万科公司的王石也曾对记者谈到：“万科的企业文化是从创立之初到现在的一个积累总结的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司并没有形成明确、统一的文化理论，也没有自觉地展开企业文化建设。只是从2001年起，公司才开始“有意识地把企业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进行有意识的宣传，既针对公司内部，也针对公司外部。我们把企业的宗旨确定为‘建筑无限生活’，把愿景确定为‘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领跑者’，核心价值观定为‘创造健康丰盛的人生’”。
不过，目前国内像华为公司、万科公司这样系统地梳理、提炼并有意识地宣传、推广企业文化的企业还是少数。多数企业虽已意识到企业文化现象的存在，了解到优秀文化的价值，但企业上下尚未形成真正的共识，更缺乏抓企业文化建设的紧迫感。红军是通过古田会议统一认识，走上思想建军之路的，企业是否也需要召开自己的“古田会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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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军队思想建设理论的主要观点
通过长期实践和不断摸索，毛泽东形成了对军队思想建设问题的系统认识。其主要观点有：
高度重视人的因素，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大力加强政治工作，把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工作的首位；坚持思想领先原则，用主要精力做好人的思想工作；坚持用先进的理论教育人、武装人、改造人，着眼于提高人的根本觉悟。
1高度重视人的因素，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基本上是依靠缴获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因而“硬件”始终不如作战对象：从红军初创时期的梭镖大刀、土枪土炮对白军的汉阳造，到八路军、新四军以汉阳造对日本鬼子的歪把子机枪、山炮野炮，到解放战争中以三八大盖对国民党军队的美式飞机、大炮，再到朝鲜战场上与武器装备最先进的“联合国军”直接较量。但毛泽东认为，决定军队战斗力的诸要素中，人是第一重要的。他有一句名言：“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强调人的因素第一，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继承和发展。
西方管理学一向是见物不见人，只是近一二十年，人的因素第一的观点才开始为管理学者和企业家们所接受。
随着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的因素将越来越重要，对管理者做人的思想工作的本领，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军队战斗力由多种因素构成，通常强调三要素，即武器、兵员及二者的结合——编制体制。在构成军队战斗力的诸因素中，哪一个起决定性作用？显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着军队建设的方向和重点。近代以来，西方军事理论一直将武器装备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衡量一支部队战斗力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其武器性能和火力配备。而毛泽东则认为，决定军队战斗力的诸因素中，人是第一重要的。他有一句名言：“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
强调人的因素第一，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观点：“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页。从这一论点出发，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在毛泽东看来，世间万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强调人的因素第一，某种意义上是武器装备长期落后于对手的人民军队的现实选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基本上是依靠缴获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因而“硬件”方面始终不如作战对象。从红军初创时期的梭镖大刀、土枪土炮对白军的汉阳造，到八路军、新四军以汉阳造对日本鬼子的歪把子机枪、山炮野炮，到解放战争中以三八大盖对国民党军队的美式飞机、大炮，再到朝鲜战场上与武器装备最先进的“联合国军”直接较量，境况莫不如此。如果我军官兵迷信唯武器论，根本不可能有战斗意志。只有坚信人的因素第一，树立敢打必胜、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信心，部队才能有高昂的士气。
强调人的因素第一，也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继承和发展。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古代军事家大都持整体论的战争观，认为战争是敌我双方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种因素的活的对抗，而不是单一的兵力较量。因此，兵力上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完全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依靠正确的指挥和高昂的士气，达到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目的。进入热兵器时代后，虽然军事实力不再取决于兵力多少，开始更多地表现为武器装备水平的差异，但军事家们依据整体论战争观，强调弱势一方可以凭借主观努力战胜强敌的基本信念，却大都没有改变。如“同治中兴”时期的名将曾国藩就多次表示：“炸弹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不在器。”因而，“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唯求忠义良将不可得，令人叹息。”
西方管理学一向是见物不见人，只是近一二十年，人的因素第一的观点，才开始为管理学者和企业家们所接受。翻阅近些年新出版的管理类书籍，可以找到许多类似毛泽东的论述，如“人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事业的成败取决于人”，“办公司就是办人”，等等。历史上一贯主张“唯武器论”的美军，在经历了朝鲜、越南战争的失败，总结了经验教训后，也开始意识到人的因素的重要。如美陆军新的《作战纲要》就明确提出，“人的因素将在未来的战役和战斗中起决定作用”，“士兵是陆军作战原则的核心，是陆军取胜意志的基础”，“归根结底，决定胜利的是士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军近年来也开始提倡“软管理”，要求各级军官改变传统的带兵方式，由“命令—服从型”向“领导—追随型”转变。
西方管理学开始重视人的因素不是偶然的，也不仅仅是思想方法改变的结果。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恐怕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形态的变化有关。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典型的生产模式是“福特制”，工人沦为生产流水线及机器的附庸，从事的大多为简单的体力劳动，并不需要主动性和创造性。管理这样的工人，管理者很难想到“人的因素”。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原有的劳动方式日益为自动化生产线所取代，员工不断地被解放出来，越来越多地从事服务性工作和创造性脑力劳动。创新成为企业最宝贵的资源，服务成为企业提供的主要产品。而不断的创新、良好的服务均以员工的积极主动为前提。所以，对人的管理自然成为管理的重点。
可以想象，随着知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的因素将越来越重要，对管理者做人的工作的本领，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彼得·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一书中指出，“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会成为管理的重心”。“越来越多的‘员工’需要被当作‘伙伴’来管理——合伙关系的定义就是所有伙伴都是平等的。也因为这种‘合伙’关系，所以伙伴不能被使唤，他们需要被说服。管理工作越来越像‘推销’的工作。推销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我们要什么，而是会问对方要什么，价值在哪里，所认定的绩效是什么。这时X理论、Y理论或其他任何管理理论都派不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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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力加强政治工作，把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工作的首位
认识到人的因素第一，自然引出如何开发利用的问题。毛泽东的办法是把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工作的首位，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从根本上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意思是说，政治工作对于我军，就像水、食物、阳光、空气对于人一样不可离开。
战争年代我军是靠政治工作，靠加强军队革命化打天下的；即使在现代战争条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