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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本年共写各种体裁的文章四十篇，其中可以归入学术研究一类的有二十三篇。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1《迦梨陀娑评传》
这看起来像是一部书，实际上只是一长文。共有下列的内容：一，名字的解释。迦梨是女神名，陀娑是奴隶，合起来就是“迦梨女神的奴隶”。二，生卒时间。众说纷纭，一般的说法是他大概生活在约三三零年至四三二年的笈多王朝时期。三，时代特点。笈多王朝全盛时期，城市繁荣，商业兴盛，国内外交通方便，贸易发达。四，作品。有真有伪。一般认为真者有长篇叙事诗两部、长篇抒情诗一部、抒情小诗集一部（也有人认为伪）、戏剧两部，另有一部，真伪难辨。五，语言工具。主要是梵文，另有少量俗语。六，艺术风格。他笔下的梵文，淳朴而不枯槁，流利而不油滑，雍容而不靡丽，谨严而不死板。七，在国外的影响。影响极大，特别是剧本《沙恭达罗》更受到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等的交口赞誉。歌德和席勒曾考虑把它搬上德国舞台。八，在印度国内的影响。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印度许多语言都有《沙恭达罗》的译本。一直到最近，还有人用梵文原文上演此剧，可见此剧为印度广大人民所喜爱。九，迦梨陀娑与中国。他的抒情诗《云使》在几百年前就有了藏文译本，此译本至今尚存。至于汉文翻译介绍则比较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从梵文译为汉文的著作，包括《沙恭达罗》、《云使》等等。本文的内容，上面已经谈到过。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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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序》
本文原为《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一书的序言。收入《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时，改名为《少数民族文学应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轨道》。
这一改名，实际上是画龙点睛。因为，有一些比较文学家有一个论点：比较文学的研究只限于国与国之间。我本不是比较文学研究专家，没有读到过有这样论点的文章。但是，在深圳召开的一次比较文学研讨会上，有人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并没有过细地考虑问题的含义，率尔答曰：中国民族间文学的比较应该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后来，为《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一书写序时，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认为自己率尔而答还是正确的。欧洲与中国不同，几乎都是单民族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多民族——民族多到五十六个，而且还有可能增加——的国家，几乎等于一个欧洲。在这样的情况下，严格遵守欧洲学者的教条，等于“食洋不化”，是绝对不应该的。文中我还大力提倡中国民族文学间应积极进行比较的研究。
3《〈印度社会述论〉序》
我先讲了世界上四个文化体系，可以归纳为两大体系。此时我还没有明确提出东西之分。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上面虽已多次讲过，但是此时还不像后来那样明晰，有点混乱。这是我对东西文化理解的一个过渡过程，值得注意。我把中印分列两大体系中，这是不准确的。对于中印文化的区别，我提了一些意见，也不见得很准确。比如说中国思想准确明了，印度则深邃混乱等等。我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天人合一”的想法。在这方面，中印是一致的。下面我讲到中印文化交流有极长的历史，到了近代，因受外来侵略者的压迫，交流几乎中断。新中国成立、印度独立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文化交流又开始活跃。可惜我们两国对彼此的研究，又很不够。《印度社会述论》是一部应时的好书。
4《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
在陈寅恪先生的遗物中，有二十多本笔记本，本不厚，是二三十年代德国常用的那种样式，我于一九三五年到德国时还使用过。这些是二十年代陈先生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所使用的。内容很庞杂，也颇乱，看样子像是先生上课时随手携带的。但是里面也并没有正式听课的记录，也不像是为积累写论文的资料而使用的。陈先生没有用德文写过任何论文。而且陈先生写论文积累资料的方式，不像一般学人常常使用的写卡片的办法，也不使用笔记本把有用的资料抄在里面，而是采用眉批的方式：读书时遇到有用的资料就写在书眉上，或者文前或文后的空白处，甚至在没有空白的时候，写在字里行间。比如《高僧传》、《新旧唐书》、元白诗、《世说新语》等等，都采用眉批的方式。从字迹上来看，有浓有淡，有正有歪，决不是出于一时。等到资料批够时，便从书上移到稿纸上，成为完整的论文。
但是，在上述二十几册笔记本上还没有见到这种现象。我们从中所能见到的，只是先生治学范围之广。这同他后来回国后所写的那一些有名的论文和专著中所显示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5《对当前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点想法》
近几年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全世界思想文化界有了一个新动向，注意的人还不够多，即：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开始刮目相看了。西方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有识之士头脑开始清醒起来，他们认识到，只有东方文化能济西方文化之穷。我国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工作，研究重点之一就是东西方的文化。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肩上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我们必须跟上这个伟大时代的步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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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
这虽然不能算是一篇专门的学术论文，但是其中畅谈了我对学术和研究方法的看法，却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自选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偏爱考据。事实也确实是这样，我在上面的叙述中，已经多次谈到我对考据的重视，为考据辩护。在清代学者所划分的三门学问中，我最不喜欢义理。我认为，所谓“义理”跟作诗一样，各人谈各人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在考证中，我最服膺胡适之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决不能分割开来。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研究学问都必须先有假设。没有假设，新意何来？没有新意，则必然会故步自封，陈陈相因，学问焉得而进步？我个人认为，假设越大胆越好，胡思乱想，想入非非，都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假设还不就是事实，而求证尚缺。求证则是越小心越好，无论小心到什么程度，都是应该赞赏的。必须上下左右，面面俱到；牛溲马勃，败鼓之皮，都能为你所用。经过反复推敲，细致琢磨，然后才能下结论。如果在求证时发现假设有问题，不管你认为你的假设有多么美妙，多么舍不得，也必须毅然决然加以扬弃。古今中外学术都有为了证实自己的假设而伪造数据或实验结果者，这是道德品质问题，必须予以最彻底的揭发和最严厉的谴责。
7《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大会是成功的。第二，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和为人的看法大家基本一致。陈先生不标榜自己是*主义者。但是他的思想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只能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第三，我们能从寅恪先生那里学到些什么？研究学问好比接力赛，青年要接陈先生手中的棒。但讲到“超越”前人，却要慎重。年轻人不能在任何方面一下子就能超越老人。我还讲了要向陈先生学习的几点。
8《再谈考证》
这又是一篇谈考证的文章，目的在反对有人把考证学与清代文字狱联系起来的观点。我认为，考证学之兴是中国学术发展的规律促成的，是内因决定的，而不是由于文字狱等外因。我引证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观点。梁认为，考证学是中国几千年学术史上四大学术思潮之一，是由于学术思潮之盛衰兴替而形成的。
9《论书院》
这是一篇比较长的文章，主要讲中国古代书院这个教育组织形式，在今天还有借鉴意义。我列了六点：一，书院可以成为当前教育制度的补充；二，书院可以协助解决老年教育问题；三，书院可以发挥老专家的作用；四，书院可以团结海内外的学者；五，书院可以宣扬中国文化于海外；六，书院可以保存历史资料。我感到，教育为立国之本。但是我国教育有极大困难，首先是经济困难。教育本来可以公私两条腿走路，我们却只有公家一条腿，如加上私人一条腿，允许私人办学院，则经济困难就可以缓解。办书院还可以比较充分地发挥已退休的老专家的潜力。
10《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一、西域的含义“西域”这个名词，经常出现于中国古代典籍中；但是，含义并不是十分明确的。广义的“西域”包括中国以西，甚至以南的诸多国家和地区，连印度、尼泊尔等国都包括在里面。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可以为证。狭义的“西域”往往只指中国新疆一带。中国古代正史上，往往有“西域传”这样一章，从章中所列的地名中可以推测出“西域”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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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我是主张文化多源产生论的。在林林总总的世界大小国家中，几乎每一个国家，不管它的幅员是大是小，历史是长是短，几乎都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如果归纳一下的话，我认为，人类文化共有四个体系：（一）中国文化体系；（二）印度文化体系；（三）回族*文化体系；（四）希腊、罗马西方文化体系。如果再进一步归纳的话，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为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人类全部历史创造出来的就是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没有一个第三文化体系。
对于四个文化体系的详细介绍，我在这里一概省略。因为我在前面已多次谈到，在别的地方还会谈到。
三、西域在四大文化体系交流中的地位谈到这个题目，我先讲一句有极大概括性的话：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交融汇流的地方在全世界只有一个，这就是狭义的“西域”，也就是中国的新疆。我在本文中分别介绍了各不同时代文化交融汇合的情况：（一）汉代；（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隋唐时代；（四）宋元时代；（五）明清时代。也由于上述的原因，详细的介绍一概从略。
四、结束语我在其中讲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传了出去，对世界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又善于吸收其他国家的文化，从而更丰富了自己的文化。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文化总是要交流的，文化又不能永远定于一尊，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1《新博本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第142张译释》
这是一篇译释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的文章。前面已经谈过几次，后面还将会谈到。因此，本文用不着再介绍。它只说明，我对这一部吐火罗文残卷的译释工作没有放松。
12《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这是一篇讲座报告所使用的稿子。文化交流是我一生中最爱谈的题目之一，研究的时间颇长。这一篇报告很长，讲的问题也多。一，文化交流的必然性。我首先给“文化”下了个定义。又区别了“文明”和“文化”的含义。我主张文化产生多元论。多元文化一旦产生，必然交流。二，文化交流的复杂性。讲了三个小问题：（一）研究的方法；我倾向于影响研究，认为平行研究难免玄乎。（二）传统文化与文化交流；传统文化表现文化的民族性，文化交流表现文化的时代性。外国汉学家撰写的《中国晚清史》中所谓“历史继承”指的就是传统文化，其所谓“现实创造”指的就是文化交流。这与“体用之争”与“本末之争”也有联系。（三）全盘西化；我们现在非西化不行，但决不能也不会全盘。下面我举了“糖”的交流，梵文s＇arkarⅲ〉匚腸īnī，以及西方国家语言中的“糖”字，说明了交流的复杂。
13《关于神韵》
在中国文学史上，“神韵”是一个常常出现的词，论诗，论画，论书法，甚至月旦人物，都使用它。到了王渔洋笔下，他论诗主“神韵说”，与袁子才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还有其他一些学说，并驾齐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流派。
但是，“神韵”二字确切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这有点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哪一位诗人或理论家都没能够完全说清楚。连主“神韵说”的王渔洋，也没有能完全说明白。他用来说明“神韵”的，仍然不出严沧浪那些老话，什么“镜中之像”，“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此等等，仍然令人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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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援引印度古代文论的说法，来解释中国的“神韵”。
印度古代文艺理论有长久的发展史，在世界文论中能自成体系，公元九世纪至十世纪是发展的全盛时期。九世纪出了一位文艺理论家欢增，写过一本著名的书，名曰《韵光》，把语法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分析方法运用到分析诗的形式和内容上来。十世纪又出了一位文艺理论家新护，他的名著是《韵光注》，继承和发展了欢增的理论。他从注重形式转到注重内容上来，创立了新的“诗的灵魂”的理论，也就是暗示的韵的理论，为印度古代文艺理论开一新纪元。
这个理论的轮廓大体是：词汇有三重功能，能表达三种意义：
一、表示功能表示义（字面义，本义）；
二、指示功能指示义（引申义，转义）；
三、暗示功能暗示义（领会义）。
以上三个系列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说出来的，包括“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