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和她的语气的急迫。
2001年夏天的那个下午，我站在了俄勒冈大学妇女研究系典礼上，接过了我证书，讲述了伊蕾的故事。自那次一别，我就再没有和伊蕾联系过。那刻，我站在那里，呼唤伊蕾。我说：“伊蕾！我得到证书了！伊蕾，你听到了吗，我拿到证书了！我是为我们学的！”
回顾上30年中国女性的精神历程，我想，是有一大批知识女性从不同角度走向了女权主义。我们几乎都是从个人出发的，个人的经验构成了我们精神历程的基础。我们从小被教育相信男女平等，相信我们与男性一样。我在唐山地震前一天的行军就是一代女性这个信念的象征。然而，生活现实，特别是日常的生活现实挑战了我们的信念。我们一个一个地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成为了女权主义者。
在中国，女权主义者活动领域目前主要是学院、新闻出版和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学院，如果在图书馆查一下近些年出版的书的目录，博士和硕士论文的目录，我们会发现女权主义者在女性知识分子中的扩大每年都是以倍数增长的。北京国家图书馆目前（2006年2月）在女性主义条目下共有191本书，只有7本是1994年我离开中国之前存在的，其中三本是硕士或博士论文，从没有正式发表过。仅2004年一年，44个条目包括书和论文出版出现。由此可见女权主义思想在学院和出版界的发展状态。
每个写了以女权主义为条目的书的作者都由自己的道路走向女权主义，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历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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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1）
楚树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央电视台国际报道顾问，中华美国学会理事、中国亚太地区学会理事、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理事、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理事、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著有《接触与防范：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冷战后中美关系走向》、《国际关系基本理论》等，合著有《国际关系学概论》、《留学美国纪行》，主编有《跨世纪的美国》、《世界、美国与中国》等。
我的信仰是这样炼成的
在做人方面，我一直是一名中国人、一名中国的北方人。我的原籍是吉林省通化市。虽然因为外表，有些人说我像南方人，但我是一个地道的北方人，东北人。我不在意国内对东北人有多少好的或不好的评价，我具有的就是东北人的性格，比较直爽、直接，讲究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不拐弯抹角，也不掩饰太多，有话就说，有什么意见就发表。
在做学问方面也是这样。我信奉那种做学问深入浅出的精神。探讨问题、研究思考可以很深，但表达出来应该很浅，让人家懂，所以我写东西、讲课、讲演、接受采访等表达时都很简单，几乎到了白话的程度。要深入浅出，要直接，不要拐弯抹角，欲说又止，更不要是是非非，说的和要表达的意思不一样，说假话，这些我是反对的。所以，做人做学问，我是北方人东北人的性格，有不利的一面，但是我认为，真诚还是人最重要的，是现代化的需求，其实也是全球化的需求。过去人类生活节奏比较慢，你拐弯抹角不直接别人可能能猜到，也有时间猜；现在世界是竞争的，全球化节奏很快，所以还是直接表达，可能有时候显得粗鲁一点，这我还是注意的，尽量不粗鲁，不骂人，不说脏话，不说土话。东北土话那些不好的词我克服，但口音我不忌讳。也不是说南方人做人做学问不好，各有优势嘛，我就按照东北人这个性格去做人做学问。
1965年我上小学，但是，1966年，我们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期间没有条件好好学习。所以我常说我们这一代是失去的一代。所谓失去的一代，就是我们那时候没好好学习。“文化大革命”时，学校秩序很乱，也没条件好好学习，学些没用的，搞运动，那是个不讲学习的年代。我爱学习，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曾被学校定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当时只能自己找书看，但是能找到的书也不多，工科是《电子集成电路》，《晶体管集成电路》等，更多是的看文科的书：历史、哲学、文学。初中我就看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哲学史简编》，这些当时都是北大正式的专业课教材；马列著作我也读了很多；文学方面，比如那些中外小说，《林海雪原》、《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等，包括诗歌。
高中时，我曾在学校组织过一个特别有名的马列著作学习小组，不但一起学习，我还给同学们讲，所以自己读了很多。坦白说，马列著作我当时读得并不很懂，尽管我还给人家讲。但是，它在我心中扎下了根，以后我反复学习、理解，对我影响很大。《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等书，我都从那时一直保留到现在。这些书有些我带着到部队当兵，到大连读大学，到北京读硕士，到美国读博士，最后又带回国。
我读这些书，绝不是跟潮流，而是因为信仰。我到今天也信共产主义，我认为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是实话，他们是严肃的学者，而且，他们是伟大的学者。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创作《共产党宣言》时，资本主义生产力很不发达，全世界（包括资本主义最早的英国）多数人都很穷。就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那样，当时的工人阶级生活得很悲惨。他们创立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为了找到一个使大多数人不这么穷的办法。至于各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走了多少弯路，那是以后的事；共产主义创立时的动机、目标都是良好的，为了多数人的利益的，是神圣的。我18岁入党，到现在快30年了。我爱唱卡拉OK，经常唱《国际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我认为它是正确的，是人类的伟大理想，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那是另外一回事。
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2）
小时候，对人生、对未来也有一些规划和理想。我的理想是从小学三年级看《参考消息》就开始逐步明确的。所以，真正对我有影响的不是书，而是《参考消息》。与现在不同，那时候的《参考消息》必须县团级以上才能订阅。我父母都是工人，当然没有这个资格。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处长，我一去他家玩就借机看《参考消息》。人家家长看我这么喜欢看，以后就每天从单位看完带回家给这个同学，同学第二天再带给我。我就通过这种比较迂回的方式看，这完全是一种兴趣的吸引。当时不像现在，报纸也不多，与当时的《人民日报》、《吉林日报》相比，《参考消息》关于世界的消息多一些，是一个看世界的万花筒，什么都有。它培养了我对世界的心胸、视野、兴趣，朦胧中就希望今后可以做外交国际关系。最初隐隐约约，后来就非常明确地定了两个理想：第一，专业上我要选择国际关系、军事这类的；第二，我要来北京。其实，我直到研究生复试之前都没来过北京，当时只是简单地以为做国际关系或军事研究就必须来北京。
问学之路阴差阳错
1976年高中没毕业，我就选择了当兵。作为一名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这段军队的经历对我以后研究国际关系有直接的帮助和影响。当时不能考大学，高中毕业一般是下乡插队，所以，当兵也是最好的出路。当时学校的好学生很多当兵，我一直是好学生，班、年级、校学生干部，所以当兵也是当时自然的选择，最好的选择。我前后有8年的军龄，从战士到干部到军事院校教员，对我后来理解、从事外交国际关系、特别是安全问题研究起了基础的作用。
大学阶段是每个上过大学的人一生最难忘的时期，也是实现自己理想的最佳时机，但当时我既没能学习国际关系专业，也没有能够来到北京。人生一半的事情不是计划的，所谓时事比人强。人要努力，但是一生中，包括事业、恋爱、婚姻，都得讲缘分、机遇。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允许我们报名。我复习的时间前后加起来一共25天。我所报的几个学校的国际关系或相关专业都没有考上，成绩差得很远。我后来还跟女儿讲，自己当时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后来就被调剂到大连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我中学时学的是俄语，1978年，全国很多外语院系想从英语考生中招生比较困难，招不满。所以当时采取的办法就是从文科考生中招。主要是通过面试，看发音是否清晰。后来，我就收到英语语言文学系的通知书。这就是阴差阳错，现在再也不会有谁一个单词不会就进了外语系的。
我对英语一直不太感兴趣，也承认我学外语没有天赋。我与那些中学学英语的同学相比，有差距。尽管学习上我很努力，还是一直处于中下水平。在“英美概况”、“阅读”、“翻译”等课上，我有优势，因为我读的书比较多：包括英语世界的政治、地理、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的书，但是我对科技方面的不感兴趣。
除外语外，大学时期文学方面的书读得比较多。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被压抑得太久了，所以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有一种爆发，就出现了所谓的“伤痕文学”、“暴露文学”，倾诉“文化大革命”给人们造成的深深的伤痕，暴露一些人的腐败、黑暗。这些对我们那一代学生影响很大。那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代！经过十年浩劫，百废待兴。《花城》、《钟山》、《百花》等一些文艺杂志突然涌现，真有点类似文艺复兴的场面。当时外面的东西，外国文学、校园文化、港台歌曲，包括琼瑶、三毛的作品，大量涌了进来，使我们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们没事就泡在图书馆里，一进馆，首先抢这些流行的文学杂志，之后才看专业书。
总起来说，这些阅读对人的影响是积极的，使得大家一股劲地向上。“文化大革命”十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思想上非常单调、空虚，突然看到外面的世界，体会到很多人生的真正的东西，包括黑暗的东西，对人们的冲击很大，使人们看到光明，重燃对美好的向往。1979年中美建交，正好是我上大学学英语的第一学期；1984年中国女排兴起，我们这代人对女排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的。对我们来说，中国的兴起和女排的兴起是同步的。女排的兴起代表着中国的兴起，这说明一切都在兴起。所以，人是跟时代、国家、社会同命运的。个人离不开国家、社会，不是高考恢复招生，我不会上大学；没有国家的兴起，没有改革开放，中美不会建交，当然就没有我们出国留学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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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3）
大四时的第一次考研也没有成功。我当时报的是外交学院，各科虽然都在及格以上，但却没有考上。这一次的失败对我打击很大，从幼儿园开始算起，那是我第一次努力后的失败，所以我很痛苦。但我没有放弃，第二年又试，终于考入国际关系学院，一下子实现了我的两大目标：来到北京和读国际关系专业。
跟大学阶段完全不同，研究生阶段我的学习如鱼得水。我的专业课学得很好，应该算是出类拔萃，但是，学校里的多数课程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我非常努力地自学，经常泡在图书馆或待在宿舍自己看书。因为书借得多了，所以图书馆管借书的老师跟我很熟。这一阶段，我读得最多的是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史，美国的地理、历史、政治方面的书。我还是对美国问题感兴趣。
1983年我读研究生时，国内刚刚开始介绍引入西方国际关系学。所以，当时读到像《国家间政治》这类的书，大家真是感觉眼前一亮。当时，国际理论方面的书，对我来说还是摩根索的这本影响最大，这本书让我觉得国际关系就是这么一回事，认为他的这本书讲到了国际关系的核心。
我是“知美派”
80年代中期，国内兴起留学热潮，我也受潮流的影响，于1988年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去美国读书，在当时也算是赶潮流，随波逐流。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有大批人联系出国。我这个人比较落伍，比较迟钝，什么事情赶不上头班车。周围有亲朋好友和同学都在动，但自己却没想到要动，感觉这事跟自己无关。但是后来，走的人越来越多，研究生时的同学、大学时的同学有一半都走了，我就感觉到自己也得走这条路，感觉这条路需要走，也值得走。
留学回国后，我曾与爱人一起出版过一本《留学美国纪行》，其中记录了我们留学美国的苦乐。1988年，我还被国家教委、劳动人事部教委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这是我珍惜的最大荣誉，是因为它是对我回国这条路的肯定。用一句话概括，对我们那个时代的留学生来说，我们这一生中最苦和最幸福的时光都是在留学时期度过的。苦有几方面。一个是生活方面，当时中美物质生活水平差距太大。中国留学生刚下飞机后，手中还有一二百美元的人都不多，而美国人拿着这些钱可能一两天都活不了，而我们要靠这些钱吃、住、行一个月半个月。我算好的，因为有资助，但我也在餐馆打过工，虽然比起来算是打工打得少的。那是最初级的体力劳动，没什么技巧。老板多数是港台地区的，很多人瞧不起我们大陆来的。这种苦是心理上的苦，是一种尊严的苦，也是一种价值观的苦，是一种扭曲和不平衡。客观地说，这个打工经历对我的性格影响不大，因为我这工打得并不是很无奈，只能说，那种苦我也经历了，那种滋味我也尝到了。
另外一种苦，也是最大的苦，就是孤独。在国外，你英语再好，再西方化，那里毕竟不可能是你的家，周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