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种苦，也是最大的苦，就是孤独。在国外，你英语再好，再西方化，那里毕竟不可能是你的家，周围也不是你熟悉了十几年、几十年的，成长于斯的文化氛围。有些人装作很欣赏美国的文化、音乐、美术、诗歌、体育，但那只是从艺术、形式的角度，而不是从情感和经历的角度。人们对文艺作品的欣赏，很多是情感上的东西。就像当看到电视里的运动员唱起国歌时，我们也会跟着激动，也会掉泪，因为我们一下子想起了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历史，包括个人的经历，有太多的情感在里面。在美国，我们可以欣赏它的文化，但不能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因为它歌颂的东西与你的经历无关，与你关心的东西无关。有留学生讲过这样的话，当时美国正在打一场仗，美国人看新闻是抱着一种揪心的感情，但中国人不会，中国人只是把它当做新闻看。越是感到这种文化与自己无关，自己就越是无法轻松，因为人这种动物是有感情的，人需要关怀别人、关怀什么和需要被关怀。人一轻松就会感到孤独、无聊、沮丧，甚至精神上就会出毛病。作为留学生，我们在那里最大的苦就是孤独，就是周围的一切与你无关；与你有关的，你关心的东西离你十万八千里。像我在书中写的，中国人在哪里都谈中国的事，因为这些才是令我们为之揪心动情的事物。
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4）
而最大的快乐，就是在美国的学业所具有的挑战性。我们的功课很有挑战性，非常系统，要求非常高，你必须全力以赴，而且不能该读的都读，该学的都学。因为课程的关系，我必须修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美国政治等，这些东西都要系统地读。对我影响比较大是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美国政治思想、政治学和关于美国文化的书。这让我感到在美国读博士真是货真价实。美国的成功就在一个“干”字，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不干，或干得不够。
我的研究方法论应该说也是在美国受训而形成的。我特别强调依据、论据，我的书有的很厚，其实书里的观点结论并不很多。只是，为了一个观点的提出，无论是直接提出还是间接提出，我都得用大量的东西去说明，去铺垫。假如从第一页到第五百页都是观点，都是结论，那么，这个书肯定没有什么价值，无非是空发议论而已，没有说服力。
相对于国内其他的美国问题专家，我的有些优势并不是我个人独有的，比如说学术上的系统训练。当然，国内搞美国研究和对美工作的专家，真正能在美国读书、生活、工作6年——真正地在美国读美国研究的，还是比较少。我特定的优势在于我“读美国”读得较多。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讲到过国内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我从来不认为我对美国最了解、水平最高，但我敢说我“读美国”最多。当然，来到清华以后，这方面的书我读得少了，那是因为，我从事研究的面比以前更广了。
从1978年开始学英语，特别是从1985年研究生毕业到今天，我每天都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若是哪天太忙顾不上看，我之后也一定会补上的。19年来，坚持天天读，一天也没间断。我不敢说中国没有第二人能做到这一点，但我敢说中国确实没有几个人能像我这样。还有《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远东经济评论》等周刊，我也一期不少。还有学术刊物，如《外交》（Foreign Affairs）、《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大致有20种，我也是每期都看，找有兴趣的看。再加上美国大使馆基本上每天都给我寄二三十页官方的英文资料，加上《###》，加上国外朋友寄给我的各种研究报告，加上一些书，另外我每年去美国四五次，出国出境十余次，无论感性的、理性的，还是直接的、间接的，我读的都比较多。这不是说我的水平特别高，而只是说我比较勤奋阅读，勤于扩大我的阅历。我的自我界定是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我希望自己能够名副其实，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尽量成为真正了解美国国情的中国学者，并为中国服务。这是社会给我们的责任，对我们的需求，也是我们的使命。
国内有人把我称作“知美派”，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评价。与此同时，美国等国际政界、学界、媒体的一些人把我定位为“对美强硬派”；而国内有些人却更愿意把我这类研究美国的人定位为“亲美派”。“知美派”是对我的肯定，认为我对美国的看法等都是有依据的，还是了解美国的。“对美强硬派”，主要是美国外交界、使馆、军方，以及亚洲的外交界、欧洲驻华使馆界，包括一些媒体对我前几年的一些评价，也符合当时的事实。整个90年代的多数时期，中美关系一直吃紧，中美关系一直是斗争为主。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服务于中国政府的一个研究者，我的立场、责任是非常明确的，我要维护中国的利益。我的情感也是我的立场的反映，我那时候讲出一些情感上稍嫌极端的话是很正常的。我性格比较直，很多时候说话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想法。所以给人这样的印象。
“亲美派”的称呼则是出自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因为我总在讲事实，而不是跟着大众的情感潮流走，不高喊口号，在社会中处于非主流状态。其实，“亲”什么国是社会上很多人对不少国际问题专家的误解。具体到我，在爱国方面我敢说我做的不次于任何人。我碰到的情况、抉择，任何一个人碰到，我不相信会做得比我更爱国。在大家都不回国的时候，我回国了。爱国不是高调，而是需要来点实际的、具体的行动。我跟美国联邦调查局作斗争保护国家，有多少人能做到？所以，不要比谁更爱国，这个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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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5）
要说亲不亲美，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我肯定亲自己的国家。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之间，一定要我选，我可能会亲美国一点，因为我在美国生活过，对那里的了解多一些；现在每年往那跑的次数最多；那边的朋友多，文化熟悉，而且有些东西让我欣赏。所以，我不掩饰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中我最喜欢美国。
回归中国传统
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来清华以后，在清华执教的课程主要是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这一时期，我的研究方向、兴趣都有了一些转变。其中，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战略问题等。
直到三四年前，我发表的文章、我的内部报告、我写的书的主题都是中美关系。我最初的关注点是美国。硕士时虽然研究苏联，但我的基础，我的语言能力，我的兴趣，我了解得多的还是美国。长期以来，也是因为需求导向，就我们国家的国际问题研究来说，我们更需要了解美国，更需要和美国打交道，美国是最重要的。我自己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分工也是这个。但是，现在已经有所改变。我鼓吹一个观点（现在还没有被多少人接受）：美国现在变得对中国越来越不重要。我认为这是最近几年发生的变化。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增长，是靠国内市场。再有，中国重要的国际日程基本都完成了。以前美国重要，是因为我们要加入国际组织（联合国、世贸组织），要办奥运会，美国是必须过的一关，但现在它已经无奈于我们。另外，我们在缩小与它的实力差距，我们可以自主发展，依靠自己的力量。当然，有它的那些市场、技术更好，但没有也不是绝对不行的。
人的本性总是求新求变，但不是见异思迁。做事也要求新，在不变中有变。不变的是我仍然搞国际关系，但是各个时期的重点不一样。中美关系重要，但假如我自始至终就只搞中美关系，我可能也会觉得无聊，这中间创新的东西也不会太多。所以我要在大的领域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开辟新的、小的领域。我会不断去找新的兴奋点。因为世界在发展，中国在发展，需求在变化。我认为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中国学者研究国际问题的最终落脚点是中国，这不是事先的设计，而是原先就存在的一个逻辑，这也是从美国学者身上看到、学到的。像斯卡拉皮诺、哈利·哈丁（Harry Harding）等，他们研究亚洲，研究中国，但最后都是落脚在美国，为美国服务。我们也应该这样。而且，从情感上讲，这也是必然和自然的归宿。我们研究国外问题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为了自己的国家。所以，虽然美国仍然是我研究中最基本的，或说是主线的部分，但是，中国问题的分量一直越来越大，包括中国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外交文化、对外关系等，关于中国的研究越来越多。现在，我和我的一个博士生在写一本关于美国政府和政治的书。为了这本书，我准备了十几年，这是对我研究美国十几年的一个总结。这本书写完后，我虽然还会继续关注美国政府政治，但以后不会写太多这方面的文字了。我会更多地写有关中国的东西。我现在越来越重视价值观，重视文化，重视政治哲学和人本哲学。
虽然我留学美国，又主要做美国研究，但是，从思维、价值观、文化上来讲，我受东方哲学，受中国人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还是比较深。
像《论语》、《孟子》、《老子》、《中国通史》等，这些我都已经读过了，“四书五经”，我现在也在读。因为这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我都是近两三年才开始重读。以前研究动向多，研究美国现实时间长后，慢慢就发现，美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根子还是哲学，还是文化，还是价值观的问题。我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文明之间不一定冲突。但文明、价值观、文化确实是根本问题。人的区别，民族的区别，国家的区别，不是种族，不是物质，根本的不同还是价值观。这几年，我在这一点上的感触越来越深，所以，我在政治哲学、人本主义、人文哲学方面的涉足越来越多。
中国文化确实是和合文化。无论人和人之间，国家和个人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本国和各国之间，我们确实都是强调一个“和”字。“中庸之道”、“和谐”、“仁”等等，我们的文化哲学中突出强调的就是“和”。当然了，我们还是“和而不同”。不是说大家都完全一样，而是说不同的东西大家要和谐、合作。我觉得这是我们同基督教文化最大的差别。基督教文化是说非我族类的就是恶。布什、里根都用“邪恶”来说苏联、伊拉克等国。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基督教文化就是善、恶对立，是非对立的，没有什么中间地带。然而，世界上的事务是复杂的，不是非黑即白，不会一个人坏，就百分之百一切都坏；也不会一个人好，就高大全什么都好，没这种人，没有神，只有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我认为就是孔孟之道、儒家确立的，强调和谐、中庸。由此而向外扩展到人际关系、家庭、国家，以及社会和世界的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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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6）
我这个人最大的偏好是喜欢自然，崇尚自然。自然是最美丽、最有力的，不可抗拒的。我相信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初中时读《中国哲学史》，有很多地方没有读懂，但是这个我读懂了。中国这些传统文化我原先就受到影响，现在是更加相信，世界就应该“和”，人和自然界就应该“和”。我非常赞赏环境保护主义，我常想我退休了就做“自然之友”。这一点对我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形势比人强”，尊重世界潮流，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要顺应自然的力量。
很多学者好像都有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趋势，只是有的人明显，有的不明显。这就回到了“一切科学到最后都是哲学”，这句话绝对正确。看东西方哲学，看各个时期的哲学，看东西方发展大势，我感觉中国的哲学最接近于自然。最有利于人类，最代表世界长期发展的趋势。它承认不同，强调不同东西的和谐共处。既然永远不可能消灭不同，那么就应该共处，所谓“和而不同”。“全球化”、“相互依赖”其实就是中国从先秦哲学中就讲的“世界大同”，包括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的思想。世界全球化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共产主义也是这个方向。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
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缺少的，都有理论流派上的归感。不久之前我一直是现实主义者。现在也不能说不相信现实主义了，但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也包括我，越来越重视国际体制、国际规则、多边的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包括全球化的影响力，其中一些人称之为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是不能完全按照一个理论来解释的，完全按照现实主义也不行，国际关系中确实也有不属于力量的，但完全靠国际制度、国际组织也不能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建构主义重视国际行为中文化的作用，也都是符合实际的。
1988年在美国时，我读了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当时还是接受的，因为它的新现实主义归根结底还是现实主义，只是在继续坚持国家实力、国家利益的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结构的理论。新现实主义认为结构是力量的分布决定的，和现实主义没什么差别，承认有国际体系、国际结构；而经典现实主义甚至这点也不接受，只是强调国家利益。
归纳到我身上，可能过去有80％到90％是相信现实主义这套认识和解释国际关系的理论；现在，现实主义的这套理论的对我的影响就大大地减少了，恐怕只有50％了。现实主义的有些方面我还是接受，我还是用它来在观察、理解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但是，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国际规则、社会文化这些在我的身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体现。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