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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怎样被展示在博物馆会堂里。我躺在一个巨大的黑漆棺材中，棺材上刻着传说中的动物和原主人的名字，他肯定会晃着驱逐令将我赶出这个棺材。
唉，如今我已追悔莫及。要是当初认真为我的后事打算的话，我会要求佛教式的火化，一下子就消失了，免得被肉体束缚。
关于我骨灰的容器，没有单个骨灰盒是合适的。我会选择九个尺寸不同的精细盒子，都来自于我的“不朽者”商店。比如，一个曲线型的来自南宋的盒子，一个圆形的陶渊明用来收集菊花的盒子和我最喜欢的、故意定了很高价格以便卖不出去的、一个明朝黑色皮革的刷子盒。我以前常常将它打开，深吸一口里面的空气，并用我的脸去感受诗一般的气流。
九只精心选择的盒子，要按照我的遗嘱放在桌子上，排成三行三列，像掷三次清朝硬币一样——既随机又有含义。九个从社会精英里挑出的朋友，每人让他选择一只盛有我部分骨灰的盒子。
按照我的要求，他们要把我带到一个可爱的地方——可不是什么壁炉台或者史丹威钢琴上——然后撒掉骨灰，但是把盒子留做纪念。九只盒子在博物馆里，随着岁月流逝，其价值会越来越高，人们会记住我“不断增值”。
啊哈，他们读到这样的遗嘱一定会捧腹大笑的。因此，我那骨灰的处理过程就会轻松愉快，我就不用躺在那开着盖的棺材里被人看了。
但是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在等着看这出好戏呢。
我这短暂一生里，不同阶段的朋友、熟人、陌生人们，一个接一个站在棺材前说“再见”。许多人都很好奇地看殡仪人员是如何掩盖死人的伤口的。“哦天哪！”我听见他们互相大声嘀咕。
看见他们如此古怪地摆布初登死亡舞台的我，我自己也吓了一跳：他们用一块银光闪闪的围巾做了个大大的蝴蝶结围在我受伤的脖子上。就像是包着铝箔的、将要被放进烤箱里的火鸡。
更有甚者是楚塞拉·本尼，追悼会上最最悲伤的司仪，也是全场哭得最厉害的人。
挂在追悼会上的照片，是三年前我们去不丹探险时拍的。
照片上的我又强壮又快乐，但发型实在是差劲——三天没有热水洗头了，头发油腻地打着绺儿，额头还有道深深的压痕，那是太阳帽压出来的痕迹。
喜玛拉雅山——谁知道在那里旅行会这么热？谁知道本尼偏偏会把这张照片，作为一个女人生前“最美丽”的形象挂在追悼会上？谁又会知道那个傻乎乎的殡仪小姐，会给我做个一模一样的发型出来，皮肤涂得像Brokpa姑娘一样黑。现在人们记忆中的我已完全走样了，像个缩水起皱的芒果。
观看自己的葬礼（3）
我并不期望大家说：“噢，我记得璧璧，她很漂亮。”没这意思，我在少女时代就清楚什么是美。我知道自己的缺点，我身材小，腿也不长，像匹蒙古小野马；手和脚硬得像没被读过的书；鼻子太长；脸型太尖。每一点都是勉勉强强，那是我妈妈家族的遗传，先天不足，永远都补救不了。
我不计较我的长相，小时候更不在乎，但我长到青春期时，才知道女人的魅力是如此重要。我把本就很浓的眉毛画得更深，骨节突出的手指戴上戒指，把乱糟糟的头发染成各种颜色，编成大辫子梳在背后。我用突兀的颜色修饰自己，刀剑般铿锵有力，又搭配着细腻的纹理。我戴着项坠和大勋章。我的鞋是自己设计的，圣达菲的一个制皮工人做的。
“你见过传统波斯拖鞋那样把鞋尖卷起来吧？”我提示那些对我的鞋盯了很久的人们，“你们想想波斯人为什么那样做？”
“为了表示他们是上等人。”
“让他们的脚指着天？”
“为了藏卷起来的短剑。”
我终于骄傲地回答了：“答案可没那么吸引人。他们王宫里铺着地毯的大厅很长，翘起来的鞋尖能把长裙子的下沿抬起来，好让他们拜见国王时，避免踩到自己的裙子而跌倒。知道了吧，那只是为了实用。”
每当我讲到这个，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们看到我时就会说：“我记得你，你是穿怪鞋的那个。”
追悼会上，馆长泽兹说我有一种“绝对值得纪念的、像赛克勒（Sackler）收藏品中最好的肖像一样有象征性”的风格。虽然有点儿夸张，但那是衷心的话。在我已故的心里，我确切地感受到不安。
此时，我可以感到其他人的痛苦，我亦同样悲伤——但是很奇怪，我又很高兴。
我没有儿女，没有可爱的女儿或亲爱的儿子来承受失去妈妈的痛苦。但突然间这种悲喜蒸发了，我陷入更深的思索中。
在我的整个生命里，没有人完全爱过我。我曾认为史蒂芬·希弗深爱过我——对，史蒂芬·希弗，那位有争议的著名人物。这是太久以前的事了，在粉皮肤的众议员宣称他的画“猥亵并且非美国”之前。
想知道我的意见？诚实地讲，我认为史蒂芬的《选择的自由》系列作品太过考究和死板。其中一幅油画，画的是美国国旗盖着些东西：带有USDA（美国农业部）邮戳的死牲口、安乐死的狗和电脑显示器——总之，是一堆一堆的过剩产品，表示不道德的浪费。
史蒂芬本人从没想过要表达这些，是第一修正案成员组等组织，从作品中看到了意味深长的含义：美国人如何需要丑陋的震撼，来认识自身的责任。后来史蒂芬·希弗的作品被批判时，第一修正案成员组等组织都站出来为他辩护。
其后几年，混乱变成了全球变暖和核武器威胁，他的名头也就这样来了。甚至教堂和学校都出现了他作品的海报和明信片，大都市的画廊还在旅游景点兜售他的限量版丝绢画，一起卖的还有Dali？、Neiman和Kinkade的作品。
我本该为生命中有这样一个男子而感到骄傲。社交上我们是典型的二重唱。至于闺房之乐，我承认我们有过无数个狂野之夜。但我不能放弃我的工作来做他的陪衬。他经常做有酬讲座，参加纽约理事会的年会，或者光临豪华上流场所，甚至每晚几家。我们在一起时，喜欢互相取笑。但我们不温柔，对冲动时说的话从不后悔。
时光逝去，鲜花枯萎，万物难免渐渐衰落。没有争吵或讨论，我们开始忽视对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保持着朋友关系——参加聚会时仍假装亲吻脸颊。因此，我们没有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们防止闲话还是相当有成效的。
史蒂芬现在深受年龄和瘫痪的困扰，我得知此事很难过。朋友说他签了Gicle？e古画复制合同，出自他手笔的画，在eBay网上起价24。99美元，不用预订，这个价格还包含了画框。如我所说，真的很悲哀。
我有其他稳定的男性伴侣，我对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喜欢，但又不算刻骨铭心。当然有许多失望，也有为了某种激情，而将睡袍撕碎这样的插曲。这睡袍可比那男人贵多了。
但现在扪心自问：自己有没有过真爱呢？是否有人获取了我的心，而不仅仅是我的情？
说实话，我的爱一无所有。
这是我的错，大概是因为我的本性吧。我不能让自己成为那种漫不经心的人。爱情不就是失去理智吗？你不在乎人们怎么想，你看不见所爱人的缺点——小气、疏忽、偶尔的卑劣脾气。你不嫌弃他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经济上、道德上低于你。
如果是最后一点——道德上没良心，我认为那是最糟的。
我总在乎这些，我总是对“不理想”的事情很谨慎。我关注离婚率：能得到持久婚姻的机会有多大？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我所认识的女人的心好像都被伤透了，就像循环利用的罐头盒一样被压扁。
据我观察，当爱情的麻木渐渐消失时，总会有剧烈的伤痛随之而来。你并非一定要嫁给一个错误的男人，找不到合适的，一定要嫁吗？
看看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不动产托管人薇拉·亨迪克斯。她是个极聪明的女子，拥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是几家最大的非营利性非洲——美洲事务基金会的董事之一，她常入选美国百位最具影响力黑人女性。
观看自己的葬礼（4）
然而，薇拉年轻时也错误地嫁给了一个爵士鼓手马克西韦。他的工作好像就是晚上在外边呆着，抽烟喝酒讲笑话，然后凌晨回家。还得告诉你，他不是黑人，而是犹太人。黑人和犹太人，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一般的不正常。他母亲信天主教，宣称他已经死了，并服了几星期的丧。当他们从波士顿搬家到Tuscaloosa时，薇拉与马克西韦和全世界都做了斗争。薇拉说人们对他们的怨恨是他们维持这段婚姻的理由。后来，当他们住进充满混血婚姻的伯克利郊区时，争斗就只在他们两人间发生了，钱和酒都是不和谐婚姻的普遍起因。即使聪明的女人选择男人时也会犯错，薇拉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快接近四十岁时，几乎说服自己干脆结婚生孩子。因为有一个深爱我的男人对我说着浪漫的空话和难以启齿的爱称。我被奉承得很是受用，也被打动了。以传统眼光来看，他不是很潇洒，但很强壮。他不善社交，有些怪习惯，但单就DNA来看，他是生儿育女的理想伴侣。他说我们未来的小孩就像半天使半神童。我被生小孩的未来所吸引，但不可避免地也要考虑到做母亲的责任，这让我想起了继母。
在我拒绝那个男人的结婚乞求时，他深受打击。我对此非常内疚，直到六个月后他跟另一个女人结了婚。的确很突然，但我为他高兴，真的，他们有了小孩，我仍然替他们高兴，然后一个又一个地生，一共四个小孩！我想小孩想了多年，可我顶多也就能生一个，我的孩子会不会喜欢我呢？当然，我永远都不会有孩子了。
看着薇拉的两个女儿，我常常思考——她们非常喜爱妈妈，十几岁了还是这样。她们真是只应梦中有的好孩子。如果我有小孩，我的小孩会不会对我也这样好呢？
如果我有女儿，我一定要让她坐在我的膝上，给她梳头，闻着她头发散发出来的淡淡的香味，在她耳后扎个芍药花，或在她的头发里别一只有翡翠斑点的发夹。我们一起照镜子，彼此深知亲情浓厚，因而热泪盈眶。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我想像中的那个孩子，其实就是小时候的我自己，我一直想有一个这样的母亲。
我承认，每次听说朋友的孩子变得不再乖或忘恩负义，我都会幸灾乐祸，庆幸自己没有这种为人父母的悲伤。当你的孩子宣称他们恨你，并且永远地疏远了你时，你会作何想？
这问题在我脑中闪现，因为我看到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通信委员会负责人露辛达·芭莉走上了台，发表她对我的悼词。她曾说我就像她的妈妈一样，现在她来到我的追悼会，歌颂“来自陈璧璧的财产”。
她停顿了一下，赛马似的甩了甩柔顺的头发：“卖掉她的豪华三单元公寓楼和利温沃斯富丽堂皇的、能看到大桥景色的小别墅，还有她的商店、传奇式的‘不朽者’和其成功的在线目录业务，接下来是个人的佛教艺术品收藏——插一句，这是非常优秀的收藏品，已经在遗嘱中写明归入博物馆名下。”
大片掌声响起。这是露辛达的天赋，她能把戏剧与平凡夸张地结合起来，听起来还像真的一样。在掌声达到雷鸣程度之前，她举手示意安静，说道：“她离开我们，留下不动产价值约——稍等，哦，找到了——两千万美元。”
没有人在喘气，没有人欢呼雀跃，他们大声鼓掌，好像我的遗产就像他们预料中一样，只是一串数字。
突如其来地静下来后，她举起一个小徽章：“我们将用这个来怀念她的慷慨，新亚洲博物馆将在2003年建成，其中一幢楼将由这笔遗产捐资兴建。”
一幢！我本应该确认一下，我那两千万究竟能换来何种程度的赞扬。还有，这徽章是普通的方形，不锈钢的，我的名字字母刻在上面，小得连坐在最前排的人都看不清楚。这就是露辛达喜欢的风格，现代又平庸，像药瓶上的说明一样难以读取。我和她常常以朋友的方式，争论她那花了大价钱请艺术家设计的蓝图。
“你的眼光还太幼稚，”我不久前告诉她，“你必须得认识到，捐出巨款的人们，其眼光是老到的。如果你想要这种风格，就得给人们配上放大镜才能看清楚。”
她以不完全开玩笑的语气说：“你就像我的妈妈。总有事情做得不对。”
“我只是提供有用的信息。”
“像我妈妈一样。”
在我的葬礼上，她最后又说那些话，只是这次带了微笑加眼泪：“璧璧就像我的妈妈。她总是慷慨地作出建议。”
我的妈妈没给过我什么建议，无论好的还是坏的。
我在上海的童年（1）
当我还是个婴儿时，我的妈妈就去世了。
是我父亲的第一房太太，把两个哥哥和我抚养长大。她叫包甜——“甜苞、甜花蕾”，这名字不是很适合她。我们作为她的继子女，只得亲切地叫她甜妈。我所缺失的感情，都应归咎于她。而我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我的亲生母亲。
对于甜妈来说，如果她不坚持要我父亲娶妾，以避免家族断了香火，那么她可能会是父亲唯一的妻子。
“是我自己的主意，”甜妈总在向人炫耀，“我不是被迫接受这样的安排，根本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