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很晚，子夜时分才回来。一般我将自己照顾的客人送到旅馆门前，告别之后便回家了。但这次阿尔巴托夫请我到自己的房间去：“好像睡不着。我还留下了一瓶亚美尼亚葡萄酒。如果不是太累的话，我们坐一坐，聊一聊……”我非常乐意。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互道了晚安。我走出来到空无一人的走廊，叫了电梯。当电梯停下，门打开之后，我面前的情形十分奇怪。跟饭店大厅豪华气氛完全不和谐的四个衣衫破烂的黑人年轻人呆在各个角落。饭店的夜间守门人不自然地弯腰站在柜台前。起先我想着，可能是什么东西出了故障，所以请来了修理工。但他们为什么如此紧张，并且怪怪地看着我：“大家好！这里出了什么事？”我一边走向出口，一边跟大家打招呼。 没有人答话，突然，一个黑人朝我冲了过来。这时，我才看见了他握在手掌中的手枪，非常小巧，枪身一点也不显眼。意识里闪了一下：报纸上刚刚报道过这种“儿童玩具”：有人用儿童玩具作掩护，以零件的方式从德国运进来，然后在美国组装，最后廉价出售。武器却是致命的。平民窟里往往使用这种枪：价格便宜，易于藏匿…… 黑人青年左手持枪，右手开始搜我的身。他想确信，我没有武器。大家都知道，许多美国人枪不离身。我身上当然没有武器。但是，裤子的口袋里却有一个皮夹子。劫匪摸出了皮夹子，然后拿枪对着我，开始慢慢地向后退。 “把钱拿走，”我对他说，“把皮夹子还给我。那里面有证件……” 我不想失去驾照，加油的信用卡和国务院发的外交官证。没有这些简直寸步难行。可是，要想办理副本明天得花多少时间啊！ 不知为什么，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可能不会有“明天”。我大声索要自己的证件。但这个黑人似乎没有听见。其他人也都站着不做声。我在心里想着，现在这些人是否受毒品的作用？他们的反应似乎十分迟缓。没有考虑可能的后果，我走近那个劫匪，夺来了自己的皮夹子。他一下子呆住了——显然没有料到我的这种轻率之举。他接着扬起手来，然后用手枪柄击打了我的头部。但我还是来得及打开皮夹子，拿出绿票子——那里面有大约两百多美元。 “把钱拿走。”我将打开的皮夹子伸了过去。他拿走了所有的钱，于是，我对自己的行动非常满意，把皮夹子装到了口袋里。 黑人命令道：“脸朝下卧倒！” 我走开了一些，看见在沙发和椅子之间，面朝地毯趴着两个身穿饭店门僮制服的人。我觉得这种姿势不太雅观。我只是单膝跪下，把头放在椅子的扶手上。这时才感觉到，脸上在流血。显然，某个血管被碰破了。血越流越多。衬衫和椅子上出现了红色的血渍。我侧目看了看前台的方向，那里有两个劫匪正在撬保险箱。血流进了眼睛，于是我想用手绢擦干净。我旁边的年轻人立即神经质地做出反应，他走进我的身边，发现了手上的手表。他拿枪对着我的太阳穴，试图解开金属表链。所幸，表链扣得非常紧，所以他怎么也卸不下来手表。这时，保险箱的小门咯吱吱响着掉下来了。黑人从我身边跳开去，跑向前台。我利用这个时机，卸下了手表，藏在自己的口袋里。这块表有纪念意义，所以不愿意失去。但是，这样也不无风险。黑人走回来，看见我依然是那种姿势，只是手表不见了。他恶狠狠地皱起眉头。我想着再挨一下。但是，他拍了拍自己的口袋，嘟囔了句什么，走开了。显然，他以为自己已经卸下了手表并装进口袋里了。 我在想，下一步会怎样。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劫匪在逃走之前射杀证人。所以才叫我们脸朝下趴着。这样，更方便在后脑勺开枪。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也就无从担忧将来的事了。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呢？我开始琢磨，事情会怎样发展下去。毫无疑问，报纸会大写特写对“亚当斯”的抢劫。会讲得十分详细，并且配上照片。我想象着自己血流满面出现在报纸上，外加一句“苏联外交官受伤”。这绝对不行。本来，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已经相当糟糕，再加上一个袭击外交官事件。也许还会编出一个对十分接近某某人的苏共中央委员阿尔巴托夫院士的“未遂袭击”事件等等。搞不好，会搞成类似萨拉热窝枪击一样……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在“国旅”当导游（3）
HJ＊5/9〗我毫不怀疑，这纯属巧合。打劫的是饭店的现金，而我不巧正在这时走出电梯。这是听见一声喊： “十五分钟之内别动。如果有人敢动，我们就杀了他。我们会看着……” 拿走了保险箱里的东西之后，这四个人一个接一个，背对着大门，端着手枪离开了饭店。所有的人都出了一口气。我们真是太走运了。劫匪没有闹出多余的动静。不管怎么说，白宫就在附近。过了五分钟，十分钟。周围非常安静。我问道：“是否该叫警察啦？” “您这是怎么啦！”我听见有人小声说，“别动，时间还没到……” 又等了一会，我们都站起来了。值班员拨了电话。过了大约一两分钟，就听见警笛声，刺耳的刹车声音。窗户外边闪起了照相机的闪光灯。刑事案件的记者匆忙地拍着饭店的入口。我只剩下数秒钟时间了。夜间值班员和门僮挤在大门口的当儿，我悄悄走向电梯，按了电钮。电梯门开了，然后立即在我身后关上了。过了一瞬间，我已经来到了五楼。我走到阿尔巴托夫的门口，按了门铃。 “是谁呀？” “是我。尤拉，快开门吧，有一件事情……” 门打开了一条缝。有两条链子挂着。阿尔巴托夫看着我，但没有认出来。毫不奇怪，脸上的血迹已经凝干，衬衣和浅色西装外套沾满了褐色斑点。 “这真的是我。” “太恐怖了！出什么事啦？” “这就说给你……” 我简单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告诉他，我决定不能这个样子碰见警察。然后我到洗漱间，洗了脸，洗净了衬衣，洗掉了西装外套上的血渍。然后，把这些东西挂在落地大台灯上烘干。阿尔巴托夫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在美国首都的中心会发生这种事情。大约四十分钟后，我看了看窗外，看见警察正在离开旅馆。只是在街对面还有一辆巡逻车。伤口不再流血。衣服也干了。我们商量好第二天的日程安排，然后就分手了。下来到前厅之后，我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跟记者说话的夜间值班人没有注意到我。我的汽车就在旁边，二十分钟之后我已经到家了。 虽然我已经收拾妥当，我的妻子列拉马上就明白了：出事了。我不得不把事情的经过说给她听。她已经习惯了我经常会发生各种糟糕的事情，所以很快就平静了，帮我清洗了伤口，贴上了膏剂。 早上八点，我已经开车到了酒店。然后我跟阿尔巴托夫一起去国会出席一个工作早餐。电视和《华盛顿邮报》非常简单地报道了“亚当斯”酒店的抢劫以及“没有人员伤亡”…… 现在我们回到遥远的1934年。 我们决定，不向比尔解释，为什么替那两个被他轻率地乘别人汽车打发走的女士担心。现在已经无法挽回了。我们开始收拾准备过夜，放下了窗帘，用小地毯遮住前后窗玻璃。我和比尔安顿在后座，斯捷潘在前座。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所长时间。揭开窗帘的一角，外面一片漆黑。雨停了，天气稍微变冷了。我摇了摇斯捷潘的肩膀： “也许应该发动机器，打开暖风……” 他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就听见了说话声。我弯腰对斯捷潘说： “有人朝这边走来。坐好别动。让他们以为没有人……” 比尔动了动。我警告他说： “请您别出声……” 他理解地握了握我的手。我们躺在座椅上。说话声接近了。说话的有两个人。突然，静了下来，然后又听到： “看看，这是什么！” “它是从哪儿来的？” “怕是陷住了。” 车子两边近旁，是小心翼翼的脚步声。可以听见沉重的呼吸声。我们屏住呼吸，尽量保持一动不动。突然，听见了敲击声。是金属东西，或者是截断的枪托敲的？这样就大事不好了。开始拽前门的把手。斯捷潘一下子明白，再也无法藏着了。 “走开，我要开枪啦！”他拼命喊道。 他们没有料想到这一点，于是就逃跑了。也可能，走过来的不是恶人。但最好是保险再保险。当然，斯捷潘根本没有枪，但心理上他的盘算是对的。后面我们再也没睡。我对比尔解释说，这些人可能是喝醉酒的恶徒。 “在我们美国这些人一样也不少。应该离他们远些才对。”比尔温厚地表示同意。等到天亮之后，我们下了车。后保险杠挨了一下，但破坏十分细微：金属稍微凹进去了一点。锁好“林肯”之后，我们出发去附近寻找住家户。 村庄坐落在一条大路上，路的两边栽着柳树。前两个房子的窗户都钉死了，里面没有住人。显然，是“被没收财产的富农”抛弃了。第三家的烟筒里冒着烟。我们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个年老的女人，身穿黑色包发帽，肩上围着一个破旧的方巾。我们问了好。我道歉说，这么早惊扰了，请让我们进屋。 “请进吧。”她略微顿了一下说道。 在正房里，桌子旁边坐着两个人，显然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一个盘子里放着一大块面包。俄式炉子里，看得见盛土豆的铁锅。我解释给他们，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并补充说，跟我们一起还有一位美国游客。 “请坐吧。”那位年长些的说，丝毫没有感到惊讶。 我们实在是饿坏了，所以顾不得人家的劝让。女主人将铁锅放在桌子边上，给每个盘子里都放了煮土豆，然后浇上向日葵油，给每人倒了一铝杯甜菜茶。我想，对于前来作豪华游的比尔这顿早餐有点太过简单了，并且在这样一次事先没有计划的用餐之后，他会对集体农庄的饮食留下不好的印象。法因伯格那里可有我好看的！就为我们让美国人这样过夜，我们肯定要倒霉！但是，比尔不但没有抱怨，而且还称赞食物“味美营养”。 从主人的话里我们弄清楚了，我们来到的不是昨天参观过的那个农庄。这个根本就不是“模范”式的。我的又一个失误！不过，这里的人帮了我们。吃过东西之后，我们去了农庄管委会，那里给了两头牛来帮忙。 “难道它们能把这个大家伙拖出来吗？”斯捷潘表示了怀疑。 “会拖出来的，它们有的是力气……” 壮硕、沙土色的牛长着黑色斑点，犄角朝两边分开长着，鼻孔里戴着铁环，好奇地打量着同样也是沙土色的海外怪客。挽具上套了缆绳。我跟斯捷潘将缆绳的一端系在“林肯”的前板簧上。比尔坐在车上，发动了汽车。我们俩在后面推。前面喊起了“驾驾”的吆喝声，牛开始使劲，汽车晃动了一下，慢慢地从前一天车轮挖翻起的沟渠里出来，沿着冻实的土地望前移动。这里，我几乎看见了某种象征：乌克兰牛使美国技术的奇迹恢复生机！……比尔微微打开车门，喊道： “这车本身根本没希望！没有公路和其他设施它毫无用处。我给你们说过了：应该赶快修建硬质路面的道路！” 现在，当电视上播放莫斯科郊区的农村，没有道路，在粘稠的泥浆中拖拉机都出不来，每次我都会想起这个场面。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村庄和田野周围依然没有硬质路面的道路。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1）
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结果是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大批人员遭到扣押。 我担任大使馆与德国外交部的联络官，收买了看守大使馆的党卫军冲锋队长，成功地把电台交给了地下抵抗组织。 1941年6月21日那个不祥的早晨，在里宾特洛甫官邸门口，帝国外交部长的一辆“奔驰”等着我们——杰卡诺佐夫和我——把我们送回大使馆。从维里海姆大街拐上林登大道之后，我们看见，沿着大使馆正门口有一排党卫军。实际上，我们与外界的联系被隔绝了，电话不响了。禁止我们进城。没有办法，只有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大约在两点钟，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德国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埃里赫·佐美尔通知说，在弄清楚哪个国家将代表苏联的利益之前，要求大使馆指定一名外交官跟德国外交部保持联络。杰卡诺佐夫大使将这个职能委派给我，所以，当电话再次打来时，我将这个情况通报给了礼宾司。 “我应该预先告诉您，”电话中对我解释说，“大使馆的代表每次到外交部来，都由看守使馆的警卫负责人，党卫军冲锋队长海因曼陪同。如果需要，您可以通过他与礼宾司联系……” 也就是说，我获准仅仅走维里海姆大街，并且得有海因曼的陪同。同时，非常重要是，必须把使馆的有关情况，以及德方有关疏散苏联人员的条件等通知给莫斯科。德国的条件是交换相同数量的人员，我们认为这是无法接受的。帝国政府最近几个月从苏联召回大部分工作人员及全部家属之后，在莫斯科只有不到一百多人。而我们在德国的人数有一千左右。斯大林担心引起希特勒的怀疑，下令禁止削减驻德国的工作人员。不但如此，直到最后一天，都有新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抵达大使馆。现在，按照德国人的方式，我们仅有一百人可以交换，其余九百多苏联人应该留在德国。非常重要的是警告莫斯科，在交换的问题圆满解决之前扣住德国大使馆的人。我们试图发电报，但没有成功。当时的外交代表机构还没有使用无线电通讯。 杰卡诺佐夫大使对这个局面非常着急，他认为有必要讨论可能的行动方案。六月二十四日，他将武官图比科夫将军、大使馆随员克罗特科夫——他接替了当时正在莫斯科的情报负责人柯布罗夫——以及我这个惟一的可以进场进城并且与德国外交部谈判的外交官等三人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们一起研究研究，”大使开始说，“有没有可能让某人悄悄地溜到使馆外边去？那样可以跟我们的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