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 “我们一起研究研究，”大使开始说，“有没有可能让某人悄悄地溜到使馆外边去？那样可以跟我们的朋友地下组织成员取得联系，并且通过他们通报莫斯科。”“我的人，”图比科夫汇报说，“仔细核实检查了这种可能。整个使馆区都被封锁了。晚上哨兵巡逻时带着狗。” “那么，别列什科夫试一试甩掉海因曼？” “海因曼跟我寸步不离。”我说。 “那么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海因曼？” “总体上我跟他的关系十分有分寸。他是个上了年纪的，稳重的人，而不是年轻的党卫军狂热分子。” “能不能试探他一下，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着手？” 我提议在使馆内安排一次我跟海因曼的午餐或者晚餐。这个主意获得了支持。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克罗特科夫这时加入了谈话，“只有我跟朋友们保持联系。他们跟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发生接触，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时刻。此外，你们大家知道，他们的无线电发射机坏了。日前，我们从莫斯科收到了一个新的。可是怎么才能转交出去呢？这是眼下最要紧的任务。” “因此说，”杰卡诺佐夫总结道，“不论什么样的方案，我们的目标是安排克罗特科夫与朋友见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将是不能原谅的……” 我想强调指出的是，这里说的根本不是什么花钱收买的谍报员。经验丰富的苏联情报人员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克罗特科夫联络的朋友们，是坚定不移的反法西斯斗士。包括大约两百人的地下组织在数年期间认为，自己有爱国主义义务把有价值的绝密情报转交给苏联，把苏联看作可以对抗希特勒奴役各国人民企图的一支力量。领导这个组织的舒尔茨－伯曾和哈尔纳克可以接触当时最重要的国家机密。 空军上尉哈罗·舒尔茨－伯曾，出身于一个普鲁士军官世家，跟梯尔比茨元帅是近亲。舒尔茨－伯曾受到希特勒最高指挥当局的完全信任。但是，在大学时代，他跟左派组织和德国共产党人保持过联系。三十年代初，他一度编辑过一份反法西斯青年杂志。希特勒上台之后，冲锋队洗劫了编辑部，而舒尔茨－伯曾也被投入监狱。身居高位的亲戚们出面干涉，将他弄出监狱，而参加反法西斯运动被当作“幼年的错误”一笔勾销。 但是，出狱之后，舒尔茨－伯曾并未中止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他明白，现在他必须改变方法。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跟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建立了联系，并且断断续续地保持了这种关系。同时，他跟帝国元帅戈林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青年军官给戈林元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戈林甚至在舒尔茨－伯曾的婚礼上充当了男傧相，这样，使他不再受任何怀疑。“第三帝国”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赏识为舒尔茨－伯曾进入航空部创造了条件，在航空部他负责情报司。但是，仕途的顺利并未冲昏他的头脑，没有让他偏离主要目标——推翻纳粹制度。舒尔茨－伯曾领导的组织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继续工作。 另外一个坚定的反纳粹斗士是阿尔维德·哈尔纳克。他是哲学和法学博士，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在柏林建立了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小组的网络。他在讲座和讨论会上，号召与苏联保持友谊，并且警告德国人民所面临的法西斯威胁。纳粹上台之后，他领导的组织转入地下。为了保密，哈尔纳克加入了国社党，并在经济部就职，在那里很快就作到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他跟舒尔茨－伯曾建立了联系，于是他们决定将两个组织合而为一。由于有机会接触绝密的军事经济情报，舒尔茨－伯曾和哈尔纳克得出结论，即不久的将来希特勒德国进犯苏联已经不可避免。在就此警告莫斯科（斯大林同样也不愿意相信这些）的同时，他们特别注意在战争开始之后继续保持这种联系。所以，他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替换出了故障的发报机。 冲锋队长海因曼上尉是比较少见的那种爱说话的人。我们认识的第二天，我就已经知道了，他有一个患病的妻子，哥哥在帝国办公厅警卫处任职，儿子埃里赫马上就要从军官学校毕业，然后就得上前线。海因曼说，他请哥哥想办法把儿子安排在后方，这话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党卫军军官，并且是看守布尔什维克的警卫队长，在与苏联交战期间跟苏联外交官说这种话，令人十分警觉。他是否想挑起我谈及隐私？也可能，在内心深处他对我们并无敌意，并且愿意帮助我们？无论如何，有必要仔细观察这个人。在跟杰卡诺佐夫商议之后，我决定试着跟海因曼建立“友谊”。 有一天傍晚，海因曼巡视完哨位之后，走进使馆询问，我们要不要给外交部转交什么，我请他进来稍事休息，喝一杯。我们在客厅里一张玻璃矮桌前的软椅上落了座。 “您愿不愿意简单吃点东西？”两杯伏特加过后，我对客人说，“一天下来您可能累了，况且午饭之后已经很长时间了…… 海因曼起先谢绝了，称这在值班时是不允许的。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那天晚上，我们谈话的内容相当坦诚。几杯酒下肚之后，海因曼开始说，根据他哥哥掌握的情况，帝国办公厅对德军在苏联遇到的出乎意料的抵抗感到担忧。在许多地方，苏军战士拼到最后一发子弹，然后会进行肉搏战。这场战争期间，德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遇见如此的抵抗，也从未有过如此的损失。 “在帝国办公厅内部，”海因曼说，“有人甚至怀疑，是否值得与苏联开战。”这已经像是反对派了，我绝对没有料到党卫军官会这样说。
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2）
由于对海因曼没有信心，我没有做声，听着他说。只是当他再次说起自己儿子的时候，我说，这场战争本来完全不会发生并且那样不仅他的儿子埃里赫是安全的，许多德国和俄国人都可以保住生命。 “您说得太对了，”海因曼感叹道，“这场战争是为了什么？……” 第二天，我邀请海因曼吃早点。他没有多余的客气立即同意了。对我而言，非常要紧的是弄清楚，他对我们能有多大的用场。我想着，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这个话题，一旦他的反应是否定的话，可以把一切都当作一句玩笑话。首先我自问，是什么东西会促使他帮助我们？如果说，尽管他属于党卫军，并且是军官，但并不是铁杆纳粹分子，为希特勒效劳也是情势所迫，那么就可以利用他对战争的否定态度以及对儿子的担忧。譬如，可以许诺，一旦埃里赫被俘，对他进行加以关照。如果海因曼是个无耻之徒，仅仅想给我们帮忙，自己挣些外快的话，这也没有问题。可是，万一他试图挑动我们“收买”党卫军军官，然后交给盖世太保？但是，他这样作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也可能有一种选择诱惑着他：那边更合算，给得更多些？但是我想，杰卡诺佐夫不会讨价还价的。 在约定的时间，海因曼到了。他在评论了一番前线的新闻之后，又一次涉及到对他而言十分迫切的话题——自己的儿子。 “最近，”他说道，“埃里赫就要从军官学校毕业了。并且，按照德国现在的习惯做法，我得自己掏钱为他定做军礼服和武器。再加上妻子的病，所有的积蓄差不多都要花光了……” 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购买军礼服和武器的这种习惯做法，但是，海因曼说起了钱，这看起来像是朝着我们感兴趣的方向走了一步。我决定利用这一点。 “我非常乐意帮您一个忙，”我漫不经心地说，“我在德国工作了很长时间，所以攒钱准备买大件东西。可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这些钱始终是没用啦。除了一只手提箱和个人物品，以及一点零花钱之外，当局不允许我们带走任何东西。我真不好意思这样说，可是，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给您一千马克……” 当时，这可是一大笔钱。1940年我每次从埃森来柏林商务代表处时住的那家包膳食的小旅馆，一间大客房，公用卫生间，每天仅要五个马克。 海因曼开始思前想后，仔细地看了看我，很长时间没说话。毫无疑问，他在盘算，接着下去是否太冒险了。我若无其事地呷着咖啡。最终海因曼说道： “非常感谢您的提议。可是我怎么能这样，平白无故地拿您这么一大笔钱？这不行……” “您看着办吧。我给您说过了，这些钱始终是没用的了。不允许带出境。贵国政府将会连同使馆里的其他钱一起没收。对第三帝国来说，什么一千马克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可是对您这是有用场的。不过，您自己拿主意吧，谁拿到这笔钱，我都无所谓……”我给他加了点咖啡，酒杯里斟满了酒。海因曼点了一枝烟，仰靠在椅子背上，深深地吸了几口烟。可以感觉到他内心里的斗争。 “好吧，那么我同意了。”他终于说道，“但是您知道，任何人都不要知道这件事！” “别担心。这是我的私人储蓄。没有人知道，我有这些钱。我把钱给您，事情就算过去了。” 我掏出皮夹子，数出一千马克，把钱放在桌子上。海因曼慢慢地伸手过去拿。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大皮夹子，然后将票子一张一张拂平之后，装到一个夹层里去，最后将皮夹子装回口袋之后，沉重地喘了一口气。 就这样，事情有了转机。 海因曼说； “再次感谢您的帮忙。如果您什么地方能够用得着我，我将非常乐意效劳……” 当时，可以立即利用这个机会，但是，我考虑之后，决定今天到此为止。现在，最好就这样了。 “我没有什么事，”我回答道，“不过是您让我有好感，所以我非常乐意帮您。对我来说这是小事一桩。反正这些钱我自己也没法用。”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当海因曼告辞时，我邀请他白天来，一起吃午饭。 根据杰卡诺佐夫的指示，使馆的厨师拉科莫夫为我们准备了一顿极其讲究的午餐。有鱼子酱，招待贵宾储备的鲑鱼肉，牛肉清汤，基辅肉饼，冰激凌，咖啡，当然还有伏特加，格鲁吉亚葡萄酒，亚美尼亚白兰地，烈性甜酒等等。拉科莫夫穿上燕尾服和蝴蝶结，为我们服务。 海因曼到之前，一切已经准备妥当：我可以好好招待他，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我们此前跟杰卡诺佐夫和克罗特科夫预先已经商议好了，拟定了行动的步骤。吃甜点的时候，海因曼回到了早晨的话题，再次提出愿意帮任何忙，我回答说： “这样的，海因曼先生，我给您说过了，我自己没有什么事。但是，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也是我的朋友，请我办一件事。这纯属个人私事，所以我都没有答应，先要跟您谈一谈。当然，他对我们的关系一无所知。”我安慰海因曼说。 “是什么事？”海因曼问道，“也许，我们一起想一想，怎么帮你的朋友？” “他跟一个德国姑娘很要好，可是战争突然开始了，他甚至来不及跟姑娘告别。他非常想出使馆哪怕一个小时，好见她最后一面。这不，您也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他们也许今后再也见不着了。这样，他求我帮忙。可是我们被严禁离开大使馆的。看来，要让他失望了……” “我得想一想，”海因曼不同意，“我觉得，这事情并非没有办法……” 拉科莫夫送来了雪茄盒子。点上烟之后，海因曼陷入沉思。长时间没说话。然后，似乎在高声推论，说道： “我手下守卫使馆的人知道，如果需要去外交部的话，我跟您一起出去。他们甚至已经习惯了我跟您一起出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般的事情。如果我们将您的朋友安排在后座，出使馆进城，然后在什么地方把他放下车，他们未必会注意到。过一个小时，我们在约定的地点接上他，然后回到大使馆。大概，这个办法是完全可行的。您看呢？”为了保险起见，我开始对他说，为根本不认识人的私事而冒险根本没有意义，并且我的朋友也会忍受跟自己的姑娘没有道别的分离之苦。但是，海因曼则更加坚决地坚持自己的方案。我稍微固执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被说服了，然后我们开始讨论行动的细节。“如果各个方面都考虑周到的话，”海因曼劝我说，“那么行动会很顺利的。”当然，我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即党卫军军官不会欺骗我们，并且他真的愿意帮助我们。告别时，我说，依然在疑虑，是否值得实施他的建议。但无论如何都请他晚上来一趟。海因曼走后，我们开始商议。最后决定了，必须冒险。无论把发报机送给我们的朋友们多么重要，第一次出去都不能带它。必须确定海因曼是可靠的。不管怎么说，萨沙·克罗特科夫是空手出去，所以，即便他被抓住，他可以讲那个姑娘的故事。最多由礼宾司提出抗议。同时，非常重要的是确定，没有人跟踪萨沙。最后，从战争已开始，朋友们那儿没有过任何消息。应该首先核实，他们那里一切正常，这点也很重要。当然，第二次出不去的风险也是有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决定暂时不扯上发报机。 海因曼像往常一样，准时到了。我跟克罗特科夫一起等着他。 “介绍一下，这是萨沙。我给您说过的……” 他们握手问好，然后海因曼说： “那么是您被我们的姑娘给迷住了？好吧，我会尽力帮您的。” 我们在桌旁坐定。海因曼心情很好。开了许多玩笑，谈起了自己的儿子，以及战前他们一起去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度假，在那儿玩得很开心。他时不时开开萨沙的玩笑，一边回忆他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在法国被俘之后，爱上了一个法国女郎，可后来不得不离开她。
我收买党卫军冲锋队长（3）
“虽然我已经不年轻了，”海因曼说，“但非常理解，能再次见到这个姑娘对您有多么重要……” 我们约定，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海因曼巡视完岗哨之后，进行这个计划好的行动。 “我想给你们提一个建议，”党卫军军官主动说，“别用你们那辆大型苏联汽车。最好是我们开一辆小型德国车去。这样将会不太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