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生于1869年1月12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浙江余杭人，本名炳麟，字枚叔，后来改号太炎，在社会上流行。他出生在书香门第，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专门学习传统的学问，所谓朴学（汉学），对经学、史学和古文字学都很有造诣。1894年以后，由于受到时局的刺激，转向经世致用的学问，学习西学，主张改革政治。戊戌变法失败后转向革命。1903年，他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呼光绪皇帝的名字，称之为“载湉小丑”。在上海租界出版的《苏报》介绍了这篇著作，以及发表了章太炎为邹容的《革命军》作的序，造成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在清廷的交涉下，章太炎和邹容被租界工部局逮捕入狱。邹容病死狱中，章太炎于1906年出狱后流亡日本，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时，在留学生中讲学，鲁迅就是他的学生。因与孙中山意见不合，重组光复会，任会长。章太炎是位国学大师，传统文化影响很深，西学修养不足，个性张扬，言语直率，政治思想不成熟，随时变异，被人目为“疯子”。但敢言人之所不敢言，常能击中时局要点，就看你的立场如何了。书生气十足，合群能力薄弱，并非政治长才。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他是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他很敏感地意识到，财政问题和列强的态度将决定革命的成败。因此，他并没有立即回国，先与美国政府接洽，然后转赴英国，与英国政府和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一个对华贷款的国际垄断组织）接洽，希望他们对中国革命提供支持，借款100万英镑，但没有成功。列强采取金融中立政策，因此也答应他不贷款给清政府。于是，他取道法国、新加坡、香港，于1911年12月25日到达上海，受到革命党人的热烈欢迎，他们也期望他带来革命迫切需要的大笔经费。孙中山豪情满怀，也坦率地对记者表示：“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孙中山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他有成熟而坚定的政治观念和理想，他的国际视野和西学知识为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但他长期流亡海外，对国内政治和人事比较生疏，他常以西方的社会生活为榜样，迫切地希望在中国落实，因而常常放出高论，与实际情况不符合，没有落实的客观条件，被当时人称为“孙大炮”。在同盟会内部，则有“孙氏理想，黄氏（黄兴）实行”的说法。黄兴果敢坚毅，是同盟会的军事领袖，但政治理论修养不足，有附和章太炎政治主张的倾向。
孙中山回国后，谁是革命政府的领袖这一难题迎刃而解，但组织一个什么样的革命政府，仍然是一个复杂纷争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一个是“大炮”，一个是“疯子”，到底谁对谁错？历史将如何演变？
孙中山很快就听到了上海政界流传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舆论，深感惊讶和不满。他于12月30日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来解决政治方针，会议发布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全面批驳了章太炎的政治主张。意见书认为，中国同盟会的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同盟会的责任并非仅仅解决了民族主义就可以结束的，必须完全贯彻三大主义，才能说完成了革命的任务。何况，现在敌人还在顽抗，成败未知，同盟会的责任怎么可以结束呢？同盟会要改组为政党，必须是在民国成立、全局大定之后才能进行。意见书批评章太炎的主张是儒生迂腐的话，没有一丝一毫的价值，并责备他不应该违背同盟会的誓言：“中心未遂，盟誓已寒，义士所不忍为。”同盟会的主要任务都还没有完成，你怎么就违背了当年的宣誓，作为“义士”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2．开国纷争：革命党的权力布局（4）
同时，和章太炎的主张相呼应，宋教仁在临时政府的体制上，仍然坚持责任内阁制，主张限制总统的权力。对此，孙中山也予以驳斥。他认为，内阁制只是和平时期，为了不让元首成为###的焦点，所以由总理对国会负责。而现在是革命战争的非常时期，革命党人怎么可以对自己信任的领袖设立防止的法律制度？我也不会听从这样的意见，高高在上，变成一个废物，误了革命的大计。
早在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就和黄兴、章太炎一起制订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以便革命发动后，掌握形势的发展。方略除重申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外，又规定：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根本胥于是乎在焉。”也就是说，同盟会在革命发动后，要实行军事专政，以巩固政权，逐步发展国家的民主生活。在这过程中，领袖的集权也是自然的事。孙中山的意图就是要贯彻革命方略，在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下完成革命目标，创建现代国家体制。那是一个国民没有启蒙的时代，所以，孙中山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也很浓厚，在他眼里，他是先知先觉，其他人的现代生活知识实在太贫乏了，应该服从他才对。
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进行了总统选举，当时已经宣布革命的有17省，一省一票，由议长按省份次序逐次点名，无记名投票，开票结果，孙文得16票，黄兴得1票，孙中山以高票当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上海乘火车前往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1月3日，都督府代表会议，又选举了黎元洪为副总统，孙中山向会议报告了内阁成员名单：
陆军总长 黄 兴
海军总长 黄钟瑛
外交总长 王宠惠
内务总长 宋教仁
财政总长 陈锦涛
司法总长 伍廷芳
教育总长 章太炎
实业总长 张 謇
交通总长 汤寿潜
但是，这个名单中的宋教仁和章太炎，没有得到与会代表的同意，作了修改后才予以通过，最后确定的内阁成员名单如下：
陆军总长 黄 兴 次长 蒋作宾
海军总长 黄钟瑛 次长 汤芗铭
外交总长 王宠惠 次长 魏宸组
内务总长 程德全 次长 居 正
财政总长 陈锦涛 次长 王鸿猷
司法总长 伍廷芳 次长 吕志伊
教育总长 蔡元培 次长 景耀月
实业总长 张 謇 次长 马君武
交通总长 汤寿潜 次长 于右任
同时，黄兴兼任参谋总长，成为首席部长。南京临时政府不设内阁总理，总统掌握大权，而各部采取了“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成为所谓的“次长内阁”，权力完全掌握在同盟会手里。宋教仁没有能够出任部长，仅被任命为法制局长，章太炎则被聘任为总统的枢密顾问。
孙中山否决了章太炎、宋教仁的政府组织原则，企图贯彻革命方略。但章太炎提出的问题要害是：“诸君能战即战，不能战，弗以党见破坏大局。”也就是说，你如果不能战斗，你如果不是“天下为公”，与袁世凯、立宪派等其他政治派系分享政权，还有什么办法推倒满清王朝呢？那么，这个军政府式的组织机构，真能战斗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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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妥协之下：共和三岔口（1）
袁世凯是不是窃国大盗？这是个可以从不同的立场观点，见仁见智的问题。问题是，政治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实力的较量。零和游戏也好，双赢局面也好，都要以实力为后盾。孙中山从海外带来了革命的精神和朝气，但要转化为力量，却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是要反对列强侵略，完成国家独立的使命。但他的宣传纲领，所谓民族主义，并非是直接针对列强侵略，而是狭隘的排满。在清政府体制内举办的新学刚刚开始，而革命党人的宣传主要是排满。对于国民的现代启蒙，各方面做的工作都很少，在《民报》时期民权主义的宣传，主要是在国外。国内在动员革命时更很少有现代国民意识的启蒙工作。孙中山和少数革命党人，虽然在理论上懂得了共和、民主的道理，但在具体对国民的动员上，还是考虑得很简单。在孙中山看来，只要先知先觉们取得了政权，就可以教育人民懂得国民的权利义务观念，完成共和的建设工作。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错误观念，就是清王朝不过是只纸老虎，一戳就破了，他们就可以掌握政权，改造国家。他们并不清楚，王朝更替，并不等于封建专制主义观念和体制就能够被肃清。这是两回事。孙中山虽然批评了章太炎，革命党的责任并不是完成了排满就结束了，但他不清楚，要完成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他动员的社会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党的素质也是远远不够的。他和梁启超都担心的国民素质问题，从社会基础上不显山不显水地制约着这场运动的进程，让后代的历史学家也看得一头雾水，总希望少数英雄人物能替代国民的觉悟来完成时代的改造，希望社会波浪起伏中长期的进化运动变成一场速食快餐。这既不可能是历史，也不可能成为现实。
同时，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他们没有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从经济利益关系的革命改造来动员群众，也就是说，他们还不懂得要制定一个现代变革的经济政策，告诉群众，他们从革命中可以得到哪些利益。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以及其他革命派都只有政治动员，在军事上策动少数社会势力。因此，他们不可能集结起强大的革命力量，革命精神也就成了一门放空的“大炮”而已。
武昌起义后，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让人眼花缭乱。但黄兴、宋教仁等中国同盟会骨干又控制不住局势。清王朝这座衰朽的大庙，怎么就摇晃不倒？袁世凯指挥的清军竟然还有强大的战斗力，怎么办？革命党人没有什么对付列强的办法和力量，生怕战争延长，引起列强干涉，也希望迅速结束战斗。策反袁世凯倒向革命运动方面，就成了简单易行的方案。倒向革命的前清立宪派人士，更是对袁世凯抱有希望。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最有军事、政治实力的汉族官僚，也在国际上享有声望，举办新政成绩卓著，从国家治理上讲，那些革命的毛头小伙子，又怎能和他比？因此，一时间“非袁莫属”的舆论很盛，人们对南北和谈抱有希望。在和谈中，袁世凯主张君主立宪制，也就是保持清王朝的空名虚位，由汉人掌握责任内阁，达成和平，结束战争。革命派方面，不赞成保留清王朝，只答应给予优待条件，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就推举他为大总统。
孙中山在理想上坚持共和制，在个人地位上不争权位。当他还在海外的时候，就同意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1911年11月16日致电民国军政府说：
“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指黎元洪）。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也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这虽然是以实现共和为前提的，但也可见孙中山一代革命者在政权问题上的幼稚和书生气。这封电报，也预示着孙中山后来个人的进退选择。
孙中山归国当选总统之后，立即打电报给袁世凯，解释了他当选总统与和谈的关系：我前天到上海，各位同志都要我承担起组织临时政府的责任。问他们是什么理由，原来东南起义的各个省，由于缺乏统一的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所以，组织临时政府是他们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我鉴于时局很艰难，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你正在把旋转乾坤（指推倒清政府）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是全国人民都在盼望的事情。但你目前的处境和地位，正处于嫌疑的地位，不能不避开锋芒。所以，由我暂时来担任这个空缺的职位，我只是守着这个职位，等待你来接任，这个心情，将来一定是可以明白的。希望你早日解决这件大事，以安慰四万万人民的渴望。 。 想看书来
3．妥协之下：共和三岔口（2）
也就是说，只要袁世凯以他拥有的军事政治实力，推倒满清，拥护共和，孙中山自然让位，由袁世凯担任大总统职位，要袁世凯放心。经历了辛亥革命过程的历史学家李剑农说：“当临时政府组织时，一般人的心理，已注定南北议和的成功，已注定清朝皇帝的命运全操在袁世凯手里，已准备俟清皇位推翻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作袁世凯的酬劳品，已准备在袁世凯作总统的时候，便得到共和立宪的政治。”从当时政治力量对比来说，这一估计顺理成章。当时的中国同盟会是四分五裂的，核心力量十分有限。虽然，总是会有人对袁世凯表示怀疑，但是，那个时候，又有谁能分析清楚袁世凯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政治势力？革命党人本身又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大家对于共和国没有经验，不知道操作起来十分困难。毛头小伙子们还不知道天高地厚，以为只要成立了共和国，就什么都好办了。
孙中山这个总统其实很不好当，他两手空空，成立的时候，还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给了他区区1000元（银元）钱。独立各省各自为政，何况自顾不暇，更不可能向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上交财政收入。孙中山一不能从列强手中收回关税，二不能实行强行征发的革命政策，三不能从列强那里借到钱款。没有钱，日子没法过。在军事上，南京的军队素质很差，黄兴从武汉战斗的经验中知道，这样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可是，财政上的耗费却很大。从各地北上的军队中，有战斗力的部队是有的，但很少。至于各省都督的军队，黄兴是调不动的，他和湖北军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