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职务。1948年日丹诺夫逝世后，苏斯洛夫主管意识形态，成为党内头号理论家。1949年初至1951年，他曾担任《真理报》主编。1989年我在苏联执教时，民间流传着两句话：《真理报》上没真理，《消息报》上没消息。苏斯洛夫时期的《真理报》除没真理和没消息外，还没意思，连尚能吸引读者的游记一类的文章也没有了。第一版通常刊登各行业和各民族向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致敬信或汇报提纲，今天的和昨天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今天是建筑工人，明天是集体农庄庄员，后天是哈萨克族，大后天是乌兹别克族。其次便是打棍子。不是批评哲学权威德波林，便是抨击语言学泰斗马尔，还主导打击知识分子的各种运动。《真理报》上最活跃的是米丁、尤金等小丑。另外便是赞扬《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一类影片，夸奖《从小爱护荣誉》、《金星英雄》等小说。苏斯洛夫时期的《真理报》不仅灰色，而且凶残。斯大林死后，他并未积极参加权力斗争，因为自知没有资本。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合并为主席团，人数大大减少，苏斯洛夫成为主席团成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遭到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激烈反对，支持赫鲁晓夫的是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洛夫等人。苏斯洛夫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静观事态发展。莫洛托夫等人终于顶不住了，转而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大会结束的那天做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莫洛托夫等人支持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是权宜之计，先保住地位，然后伺机反扑。一年后，1957年6月18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莫洛托夫提出解除赫鲁晓夫苏共第一书记的建议，赫鲁晓夫当然坚决反对，但主席团大多数人赞同莫洛托夫的建议，只有米高扬一人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内寡不敌众，急需新的盟友。米高扬找刚从外地赶回来的苏斯洛夫，说服他支持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知道马林科夫是自己的对头，如果他上台，对自己凶多吉少。他同赫鲁晓夫的关系比同马林科夫等人的关系亲近。他早在工业学院教政治经济学时，赫鲁晓夫是学院党委书记，两人就有交往。苏斯洛夫从自身利益着想，决定下一次赌注，支持赫鲁晓夫，尽管他的思想体系更接近莫洛托夫等人。赫鲁晓夫最终战胜莫洛托夫等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并把他们定为反党集团，苏斯洛夫也成为胜利的一方。赫鲁晓夫改革的步子越迈越大，同苏斯洛夫时常发生冲突，并开始疏远他。苏斯洛夫为保存自己的权势，减慢赫鲁晓夫的步伐，甚至促使他走回头路，制造了“练马场事件”。苏斯洛夫想让赫鲁晓夫看看改革的后果。此后，赫鲁晓夫虽向斯大林体制倒退，但仍不重用苏斯洛夫，让他负责协调与兄弟党的关系。1964年10月召开中央全会，逼迫赫鲁晓夫退休。会上，由苏斯洛夫作报告，历数赫鲁晓夫执政十一年的错误。但苏斯洛夫并不是倒赫的核心，他是最后才知道谢列平、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倒赫的阴谋的。他听了吓坏了，嘴唇发青，浑身哆嗦，只低声说了一句：“你们想干什么呀？会爆发内战的。”报告不是他写的，但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两人都不肯念，主席团最老的成员米高扬始终是赫鲁晓夫的盟友，当然不会念，只好轮到苏斯洛夫念了。苏斯洛夫哆哆嗦嗦，匆匆忙忙念完，“十月政变”便成功了。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斯洛夫才真正成为苏共的第二把手、控制意识形态的凶神恶煞。把作家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剥夺了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院士劳动英雄称号并把他流放到高尔基市，审判在国外发表作品的作家，封杀《新世界》杂志，等等，等等，都是他干的。他为了控制舆论，把头脑僵化、不学无术、听命于他的人安排在宣传阵地的关键岗位，如任命柯切托夫担任《文学报》主编便是一例。在国际关系方面，他也干了不少坏事。1948年斯大林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苏斯洛夫都是积极的参与者。
蓝英年：“灰衣主教”苏斯洛夫（六）（2）
苏斯洛夫是一生没写过一本书的理论家（他的《三卷集》里的文章和演讲辞都是别人捉刀的）。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宣传陈腐的教条和扼杀鲜活的思想上。他这样做很难说是出于信仰，因为他未必信仰马克思主义。从我搜集到的资料来看，他甚至没系统地读过马恩的著作。他是极权体制的产物，是它的既得利益者，又是它的守护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维护个人已经获得的权势。如果形势发生骤变，他这个只会摘引列宁和斯大林语录的人，很难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如果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里，以他的水平和能力，充其量当个不受学生欢迎的中学老师。换句话，没有极权主义，就没有他的一切。国家和人民从不在他视野之内。1974年，别柳金画室的一百名画家联名致函苏斯洛夫，要求他下台。信很长，我只摘译其中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尾：
这在艺术中还不是最可怕的。艺术像河流，无论您的堤坝，无论您如何想方设法让河水倒流入你们用查禁和摧毁设置的钢筋水泥的河床，都无法阻止河水的奔流。最可怕的是，您唯一的目的就是剥夺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把他们变成执行您荒谬而残酷的意愿的机器人。您的宗旨是使俄罗斯文化粗浅化，宣传极端贫乏的理想，否定苏联人精神兴趣的复杂性。您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是使苏联各族人民变得蒙昧，以便您制造毁坏人类社会正常生活的一切规律的土壤。
苏斯洛夫1982年去世，死在勃列日涅夫前头，死得其时。勃列日涅夫为他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葬礼。参加葬礼的都是中央和各地的党政官员，至于普通知识分子，恐怕没有人去，要去，也是被迫的。
（原载《收获》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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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爱伦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1）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在苏联名气不在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之下，在西方则远远超过他们两人。爱伦堡在中国名气同样不小，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俄苏作家之一。1933年，鲁迅在《“竖琴”后记》中就提到过他。1936年，曹靖华把他的短篇小说《烟袋》译成中文，编入《苏联作家七人集》。解放前后，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雨》、《巨浪》和《巴黎的陷落》陆续被译成中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发表的政论在中国读者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鼓舞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同一位老先生谈论苏联文学时，他还提到当年爱伦堡政论对他的震撼。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有谁不迷恋苏联文学，有谁不知道爱伦堡？然而斗转星移，岁月流逝，中国读者渐渐忘却这位老朋友。
作家对自己创作的评价往往同读者不同。爱伦堡自认创作中，诗占第一位，其次是小说，第三位是政论。那时他尚未写回忆录，所以没有提到。我没读过他的诗，没有发言权。请教俄国朋友，他们最肯定的回答也仅是：“作家年轻时都写过诗嘛。”这种回答不过是推理，说明他们也没读过爱伦堡的诗。他的长篇小说我倒都读过。吸引我的是小说的内容而不是它们的表达形式。今天已无重读的愿望就是因为艺术上过于粗糙。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说：“他的小说《暴风雨》今天已无法卒读。”老作家扎米亚京对爱伦堡写小说打过一个比方：“有个关于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太爱自己未来的孩子，想尽快见到他，没等九个月，六个月便生下来了。爱伦堡写小说类似这位年轻母亲生孩子。”
1960年，爱伦堡开始写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新世界》杂志上陆续发表。1964年发表完，后结集出版。爱伦堡的回忆录在读者当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人人争读，就像当年争读他的政论一样，没有政论的报纸一到战士手里马上卷烟了，有政论的报纸一直读到报纸破碎。苏联再次掀起“爱伦堡热”。1990年，莫斯科作家出版社还出版了装帧精美的三卷集，每页下角都有配合该页内容的图片，随便从哪一页读都读得下去，可当作史书读，也可当作随笔集读。苏联作家当中没人写出过类似的回忆录，因为谁也没有他那样的经历。
爱伦堡少年时代便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后写诗歌、小说，成为作家。十九岁赴法国深造。十月革命后以《消息报》记者身份重返巴黎。他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大部分是俄国和欧洲的文化名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从事保卫和平工作，接触的人更多了。把他接触过的人列个名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决定20世纪历史进程的人，使它增光或令它蒙羞的人，他接触了不少，如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高尔基、莫迪利亚（意大利画家）、爱因斯坦、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毕加索、夏加尔（法国画家）、帕斯捷尔纳克、别雷、里维拉（墨西哥画家）、阿赫玛托娃、莫里亚克、马尔罗、海明威、萨文科夫（恐怖主义者）、李维诺夫、伊巴露丽、曼德尔施塔姆、杜维姆（波兰诗人）、法捷耶夫、纪德、弗拉索夫（将军）、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罗素、约里奥·居里、梅耶霍德、爱森斯坦、沃洛申、伊利夫和彼得罗夫、法尔克、孔恰洛夫斯基和马蒂斯等。
我没把斯大林列入名单，因为爱伦堡没同他单独接触过。这还得从爱伦堡同斯大林的关系谈起。“斯大林为什么没杀害爱伦堡”一直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也曾有人问过爱伦堡本人，他总这样回答：“不知道，命大吧！”爱伦堡不喜欢斯大林，“但长期信任他，也怕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斯大林已有所认识，不再相信“斯大林英明”、“比我们大家更了解局势”这类话了。爱伦堡认为战争初期苏联的失利是斯大林轻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果。苏联强调德国法西斯的进犯是背信弃义，爱伦堡对这种提法极为反感，怎能同法西斯讲信讲义呢？他对《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出现的太平景象十分担忧，上书莫洛托夫，向他说出自己所感受到的德国军人磨刀霍霍的气氛。莫洛托夫让部下洛佐夫斯基接见了他。“他漫不经心地听我讲话，把忧郁的目光转向一旁。我忍不住问道：‘难道您对我讲的一点都不感兴趣？’他苦笑一下回答道：‘我个人对您的话感兴趣……可您要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另一种政策。’”爱伦堡后来说，自己太天真，以为真实的情报有助于政策的制定，哪知道政府所需要的是能证明所行政策正确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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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爱伦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2）
爱伦堡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很早就有反感。1935年他到克里姆林宫参加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人们对斯大林一再鼓掌，“当掌声逐渐平息下去的时候，有人高喊了一声：‘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最后大家落座，这时又响起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光荣属于斯大林！’我们又跳起来鼓掌”。回家的路上，爱伦堡想道，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有点像萨满教巫师……想到这里连忙打住自己的思路。接着他又想到斯大林“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给旁人造成的痛苦。“斯大林起床很迟，睡得也迟，喜欢在夜间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性，但斯大林不是凡人，而是上帝，因此他的癖性会影响很多人的正常生活。部长们不敢在夜里两三点以前离开办公室：斯大林会拨打电话。部长们拖住局长们，局长们拖住秘书们，秘书们拖住打字员。许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见到妻子……他在家的时候，妻子不是上班工作便是在家里睡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消失了。”热爱人民的领袖怎么如此不关心周围的人呢？
“斯大林大概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列宁的学生和他事业的继承者。”苏共二十大后，爱伦堡对斯大林进行了反思，“斯大林不仅这样说，也这样想：他正引导人民奔向崇高的目的，为此就得不择手段。我并非偶然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弗利曾写道，为了建设强大的国家，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毒药，告密，暗杀；他建议统治者要同时具备狮子般的勇猛和狐狸般的狡猾，要像人那样聪明，也要像野兽那样凶狠。”
斯大林同样不喜欢爱伦堡，曾告诉法捷耶夫，说爱伦堡是国际间谍。斯大林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从口供中看到的。许多文化人供认自己是间谍后都一口咬定他们的招募人是爱伦堡。爱伦堡成了国外间谍在苏联的代理人，同法国人马尔罗单线联系。口供当然都是在严刑拷打下逼出来的，斯大林政敌的口供同样是这样逼出来的，斯大林照样根据口供处决了他们。斯大林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有用，他是苏联联系西方文化界的纽带，但纽带也不是不可以取代的。20世纪30年代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政治色彩淡薄，处世超然物外，同斯大林的反对派没有瓜葛，也没有违背斯大林意志的表现。战争期间，他的政论极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希特勒对他恨之入骨，在1945年1月1日的命令中写道：“斯大林的宠奴伊利亚·爱伦堡宣称，德意志民族应被消灭。”命令抓到他后便在第一棵桦树上绞死他。20世纪50年代初期，爱伦堡公然违抗斯大林的意志，但斯大林已来不及杀他了。
上面谈到爱伦堡同斯大林没单独交往过，但为《巴黎的陷落》的出版事宜，斯大林给他打过一个电话。“4月24日（1941年），我正在写第三部第十四章的时候，斯大林办公室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拨一个电话号码：‘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说话。’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