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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堡把文学史上从未提到过的作家介绍给读者，并说出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帕斯捷尔纳克不是叛徒，而是俄国天才的诗人。今天已成为俄国诗坛双子星座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名字也是在回忆录中第一次出现的。读者从书中第一次知道俄国和欧洲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和画家的名字，如曼德尔施塔姆、沃洛申、安德烈·别雷、巴别尔、梅耶霍德、法尔克、马蒂斯和夏加尔等。对文学史上提到的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法捷耶夫，爱伦堡也谈到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马雅可夫斯基喜爱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马雅可夫斯基###抒情诗，可他最好的作品却是抒情诗《关于这个》。他自杀同自尊心太强、脸皮太薄有关，不应老从政治方面找原因。叶赛宁的诗歌打动人，因为他是天生的诗人，如同自古夜莺歌唱能打动人一样，用不着用雀形目鸟类喉头的构造来解释。爱伦堡写了一个非官方人士的法捷耶夫。法捷耶夫是严守纪律的党员，从不同圈子内的人谈心，却对非党人士爱伦堡稍稍敞开心扉。法捷耶夫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他对斯大林又爱又怕，坚决执行斯大林的意志，却往往违背自己的意志。他认为《青年近卫军》不能改写，但仍按斯大林的意志改写了，知道“已经不是那本书了”。他喜欢格罗斯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但斯大林不喜欢这本书，他不得不在报纸上严厉批评格罗斯曼。法捷耶夫渴望写作，抱怨社会工作太多，但又舍不得放弃作协领导人的位置。爱伦堡写道：“……他做这些工作并非迫不得已，而是乐于为之。当他晚年被解除一些职务时，他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懊恼。”法捷耶夫自杀后，人们纷纷猜测原因，爱伦堡写道：“严冬尚未过去的时候，他顶住了；而当人们露出笑容的时候，他开始考虑经历过的事和写出来的东西，不知怎的一切都暴露无遗，发动机就在这时出了故障。”这段话晦涩难懂，不如他回答读者的信写得明白：斯大林死后，法捷耶夫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发现是一条可怕的错误的道路，再活下去已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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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爱伦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3）
个别段落写得晦涩是回忆录的一个缺点。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60年代苏联还有不少禁忌，很多重要人物尚未平反，如布哈林；很多重大决议还未废除，如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的决议》。还有很多人没从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思维定势中摆脱出来。爱伦堡对法捷耶夫的看法，特瓦尔多夫斯基便无法接受：“您写的法捷耶夫同我所理解的不一样，我不能在我们刊物上刊登。理由当然是个人的，但编辑也是人啊。”像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样开明的人思想仍远未解放，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爱伦堡急于发表文章，写了便要发表，不想为“存档”而写，不想为历史留下证据。
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一天，我到《消息报》看一个编辑。他面如土色，勉强说了句：‘真不幸！基洛夫遇害了……’大家都很沮丧——因为热爱基洛夫。痛苦中也搀杂着不安：是谁？为什么？以后会怎样？……”这段空泛的话未必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发表后，《文学报》编辑访问爱伦堡时，爱伦堡才告诉他“编辑”就是布哈林。爱伦堡同他单独在一起时，布哈林对他说：“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他现在想怎么对付我们就能怎么对付我们了。”停了一刻，布哈林补充道：“而且他还有道理。”接着布哈林请爱伦堡就这件事写篇声讨的短文，但马上又对他说：“不要写了，回家去吧。这是件肮脏的事。”这说明布哈林马上就明白是谁干的和为什么要这样干了。爱伦堡是布哈林的中学同学，一位没有政治色彩的党外人士，布哈林在极度痛苦的心情下可能对他说出心里话，何况这期间他们见面不止一次。如果爱伦堡把布哈林说的话记下来存档，对揭开“基洛夫遇害”的真相无疑会很有帮助。可惜他没写。
第六卷里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话也写得十分晦涩，不解释，读者很难看得懂：“势态不断发展。2月对我是难关，我认为现在讲述当时的感受为时尚早……我试图抗争。事情的解决不是我的信，而是命运。”这段话是谈到1953年1月“医生案件”时写的，但读者仍不明白为什么2月对他是难关，什么事不是他的信而是命运解决的。
这得从“医生案件”谈起。“医生案件”是斯大林战后大清洗的序幕，矛头针对政治局委员们。被捕的医生中有不少苏联犹太人，从而派生出一场新的排犹运动。斯大林炮制了一封诬蔑苏联犹太医生的《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强迫苏联著名犹太学者、作家、作曲家签名。爱伦堡是苏联犹太作家，所以也让他签名。爱伦堡读过信后立即猜到斯大林的用心，决非仅仅诬害几个无辜的犹太医生，而是为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制造舆论。斯大林曾将里海沿岸的卡尔梅克人和克里木的鞑靼人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现在轮到犹太人了。签名还是不签名？签名等于支持斯大林的残暴行动，自己成为罪人；不签名性命难保。爱伦堡反复斗争，2月下旬冒死上书斯大林，申述自己不签名的理由，并婉言劝阻斯大林不要把犹太人驱赶到西伯利亚或远东去。信发出后，他便在家中等待被捕，但没有反应，因为几天后，斯大林便死了。
这段话的意思现在清楚了：“势态发展”指从诬害到驱赶。2月，他反复斗争要不要给斯大林写信，受尽煎熬。最后孤注一掷，上书斯大林，自知必死无疑。没想到信寄出几天斯大林便死了。斯大林的死是命运，公开信未发表，事情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斯大林要晚死几个月，爱伦堡便性命难保。苏联所有犹太名人都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唯独爱伦堡一人抗命，斯大林决不会放过他。但斯大林没来得及处置爱伦堡就死了，所以爱伦堡说自己命大。
爱伦堡写道：“我不分析时代，不思考巨大的历史画面，只描写日常生活以及我自己和朋友们（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心态。”这当然是谦虚话。他确实写了日常生活，但我们却从中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他写了1937年的日常生活：“在《消息报》社里，每间办公室门前的小牌子上原先写着负责人的姓名现在牌子依然挂在那里，但玻璃下面已无负责人的姓名了。送信的女工对我解释说，现在没有必要填姓名：‘今天任命了，明天又被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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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爱伦堡的回忆与反思——《人·岁月·生活》中译本序（4）
1934年爱伦堡回到莫斯科，准备参加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消息报》把他安置在民族旅馆的一间窄小的客房里。早上，他向服务员要杯茶，“服务员去后很快便返回，手里没端茶盘，他没要到茶，因为从这天起餐厅只收外汇。我气极了，但没作声，请他打一壶开水来，我自己有茶叶和糖。服务员又空手回来，对我说：‘连开水也不给，他们说不卖给苏联人。’……”爱伦堡上楼找经理说理，看见楼梯上摆满鲜花。清洁女工和女招待衣着光鲜，排成横队，按口令鞠躬、向左转、向右转、微笑、再鞠躬，准备迎接外宾。经理一见到爱伦堡便叫他退房，因一小时后大批美国人要从列宁格勒来。爱伦堡很气愤，但并不惊奇，因为不久前在伊万诺沃市遇到过同样的事。他到饭店吃饭，餐厅脏得一塌糊涂。他刚在一张比较干净的餐桌前坐下，女服务员就冲他大喊起来：“你没长眼睛吗？这是外国人专用的餐桌。”那时，伊万诺沃纺织学院有两名土耳其研究生。爱伦堡写出了20世纪30年代普通苏联人的心态。这是一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但在专制、贫穷的国家里又必然会产生的心态。
20世纪6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斯大林主义渐渐抬头。一位颇具影响的斯大林分子对民主力量大肆攻击，民主力量决定还击。他们请爱伦堡出马，因为报刊很难扣压他的文章。爱伦堡回答道：“现在不要打搅我，我并没在后方闲呆着，我在发表回忆录。”他认为发表回忆录便是同形形色色的斯大林分子和一切保守势力战斗。回忆录打开苏联读者的眼睛，引导他们反思不久前所发生的一切，非此社会无法获得新生。他突破苏联文学史的禁区，把俄罗斯大地产生的天才作家一一介绍给读者，并把西方文化名人引入苏联，扩大读者的视野。他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产生作了力所能及的反思。他记录了他所经历时代的国内外大事，尽量把真相告诉读者。他还写出苏联当局竭力遮掩的苏联日常生活。
爱伦堡这部长篇回忆录，是20世纪70年代应高层之命而译介到中国来的，当时的气候决定了这套书仅限于内部发行。虽然印数有限，但仍对一代知识分子形成了较大影响。现在冯、秦二先生又积数十年之功，在原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校译，补充了新版本的内容，由海南出版社公开推出，这实在是出版界的一大幸事。我把这部近一百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当作苏联现代史和欧洲文化史来读。如果读者能耐心读下去，想必会同意我的看法。
蓝英年：比罗比詹的噩梦（1）
1989年至1991年，我在俄罗斯海参崴市远东大学执教，却没去过邻近的伯力市。1995年秋天我再度到远东大学执教，我的老学生伊琳娜邀请我到伯力去玩。她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不仅汉语说得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很感兴趣。我给她讲过李商隐的《无题》诗，她居然能理解，还把几首译成俄文。她立志研究中国文化，却没有条件。她没到伯力师范学院当老师，也没到电台当编辑，因为两处工资都太低，无法赡养退休的父母。不得已到中俄合办的肉联厂当翻译，每月挣四百美金，这在俄国算很高的工资了。我接受伊琳娜的邀请来到伯力。伯力比海参崴小，除阿穆尔河和博物馆外，没有特别值得看的地方，两天就逛完了。我提议到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去看看，年轻时读苏联小说《勇敢》就曾向往过那座城市。伊琳娜说外国人要办通行证，一两天办不下来。她说明天要到比罗比詹市签合同，那里买他们肉联厂的猪肉。她一人开车去，两小时的路程，不用办通行证，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比罗比詹！”我惊奇地叫起来。比罗比詹是苏联犹太自治州，我早就知道，也知道它在远东，却没想到离伯力这么近。我当然想去看看，便同伊琳娜一起上路了。路上，她告诉我，比罗比詹地名来自流经这里的比罗河和比詹河，1928年定为犹太自治州。斯大林想把全苏联的犹太人都迁到这里，但没办到，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居住在这里的犹太人都走了。现在比罗比詹人口不到十万，主要是俄罗斯人，还有朝鲜人。但这里的人做生意讲信用，中国公司都愿意同他们做买卖。伊琳娜告诉我他们班同学毕业后的情况。男同学都结婚了，稳重的女同学结婚的不多，活泼的都嫁人了。说着说着，汽车开进比罗比詹。这是俄罗斯常见的小城，有点像同中国绥芬河接壤的戈城，不过街道、建筑物整齐些罢了。伊琳娜谈生意的时候，我独自在街上徜徉，在潜意识里寻找历史的遗踪，可这里又有什么遗踪可寻呢？一场历史大悲剧发生在比罗比詹之外。我陷入沉思，乘车返回伯力时仍沿着思路想下去。伊琳娜同我说话时，我漫不经心地搭腔，她以为我累了，便也沉默下来。
事情得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说起。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简称委员会）从成立到消亡不过短短七年，却经历了惊涛骇浪和腥风血雨，反映出二战后斯大林对犹太人的凶狠残暴。但这段历史在苏联一直讳莫如深，1989年后才有人认真研究。由于许多档案材料尚未解密，仍有不少扑朔迷离之处。经过学者们十多年的努力，真相逐渐清晰。
委员会哪年成立？就有两种不同说法。1952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委员会成员的判决书上写的是1942年4月，但1991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上，委员会成立的日期却是1941年8月。说来奇怪，两个日期都正确。成立委员会的建议不是苏联人最先提出的，而是波兰两位社会活动家埃利希和阿尔特向苏联政府建议的。他们两人都是犹太人，“崩得”的领导人。“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人总联盟的简称，参加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解散后，部分成员加入布尔什维克。1939年波兰被苏联和德国瓜分后，这两位犹太领导人认为斯大林比希特勒对犹太人好，便投奔苏联，向苏联政府提议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此时，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刚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两国正在度短暂的蜜月，苏联怎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埃利希和阿尔特以反对与苏联友好的德国的罪名被捕入狱。世界各社会党出面干预，要求释放这两名犹太人。苏联置之不理，但也未马上将他们处决。这一拖延使他们得救了。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两位被关了一年半的波兰犹太人领袖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们从囚徒一下子变成贵宾，未免有点得意忘形，忘乎所以，觉得自己成了反法西斯英雄。他们1941年8月向苏联政府建议成立国际犹太人反希特勒委员会，斯大林原则上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