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多（女诗人）：我很激动，很难发言。我眼前是另一个利季娅。我记得当年激烈批评艺术性差的作品的利季娅。那时我对她很尊敬。可现在我理解儿童文学部的作家的沉痛心情。如何解释一个人竟会堕落到如此地步？如此凶狠？我想问一句，您为什么如此充满恶意？我昨天读了《人民的愤怒》，感受极为沉重。我在您背后看到对我们所有人都亲切无比的您父亲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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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3）
（大家齐声称赞丘科夫斯基，说他是伟大的作家，人民心爱的作家。利季娅分辨出作家出版社社长列休切夫斯基的声音）
利季娅（对社长）：您完全可以表现出您对丘科夫斯基的敬仰，您所领导的出版社哪怕再出他一本书也好呀。他死后出书很困难。他论述契诃夫和涅克拉索夫的书，他的回忆录，他为成年人写的书，早已绝版，读者已无法读到他的书了。
巴尔多：我们热爱他，怀念他，他教导我们善良。他用自己的故事和行为召唤人们做好事。我保存着他的四封信，多么善良的信啊。他在信中夸奖我的诗，向我表示感谢。他对我的诗评价很高。他是善良的人，可您凶狠。您哪儿来的那么多的仇恨？清醒吧，利季娅，善良些吧。
利季娅：丘科夫斯基是不记仇的人。用不着您的四封信我也知道他对您的诗的看法。您的诗同他的诗毫无共同之处。他的诗来自民间文学，您的诗另有源头。他客观地评价您的诗，特别称赞您朗诵诗的本领。他感谢您在他组织的儿童诗歌朗诵会上的朗诵。可您却以怨报德。1930年在《文学报》上刊登的抨击民间故事和丘科夫斯基的故事的公开信上有您的签名。1944年抨击丘科夫斯基的已经不是《文学报》而是《真理报》了，把他军事题材的故事称为“招摇撞骗者荒诞不经的鬼话”。他立即被召到作协，是为了保护他？不，我国作协从未保护过自己的会员。《真理报》说丘科夫斯基有意把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下一代的任务庸俗化。作协主席团同样严厉批评他。丘科夫斯基回家时我问他谁表现得最恶劣，他说巴尔多。
巴尔多：我不明白，难道就不能批评丘科夫斯基？我只批评了他一个故事。
利季娅：有人认为批评是科学，也有人认为是抒情诗，但1944年尤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即作协主席团支持的那篇文章，最坚决支持的便是巴尔多，无论如何也无法称为批评，而是官僚主义的通令。
作家出版社社长：这里发生的事真骇人听闻。她抱着敌对的态度到这里来。巴尔多如此真诚地对她说了那么多动人的话，她却把反苏言论强加给巴尔多。我们都被巴尔多的话打动，可她却吹毛求疵。反苏主义今天是全世界的反动旗帜，而持这种观点的人便是反苏分子。
利季娅：我早想弄清“苏维埃式的”和“反苏的”这两个概念确切的含义了。这两个概念变幻无常。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写告密信被看成是“苏维埃式的”，很短一段时间为从地狱归来的人安排工作是“苏维埃式的”，而那些人正是被告密信送进监狱的。“苏维埃式的”和“反苏的”如此含混不清，变化无穷，就连您，社长同志，这方面的大行家，有时也会弄错。1962年，您所领导的出版社接受了我写1937年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那时你们认为这篇小说是十分“苏维埃式的”，因为它揭发个人迷信。可几个月后下了命令停止揭发个人迷信，我的小说又被否定了。你们马上在书里发现错误，小说已经不完全是“苏维埃式的”了。现在小说在国外出版，便成为“反苏的”了。
社长：您的小说从未被出版社接受。我们只预付您20％的稿酬（社长说这话时脸不红，利季娅后悔没当场用法律文件戳穿他的谎言）。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对利季娅不过是借口。她仇恨苏联人民，人民对她只是牲口。瞧这儿是怎么写的（社长翻《人民的愤怒》）：一按电钮他们立即执行命令，政权借助电钮控制人民。这是明显的反苏言论，我们必须给予还击。她这篇文章的结尾公开号召暴乱，威胁我们：人民起来造反，把我们通通扫除掉，可我们还在这儿开会讨论。
（突然，社长出了什么事，利季娅看不清楚，只见他一只手捂住胸口。但她听见大家说的话。有人说，社长，您别激动，您有心脏病，她不值得您激动。利季娅口袋里装着治疗心肌梗塞的药，但不敢递给社长。有人说，您记住，用不着激动，我们是战胜者的国家！我们拿下了柏林！何苦为一篇小文如此激动呢？）
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4）
利季娅：用不着激动，社长同志，我的文章里没有号召暴乱的地方。我的文章不是号召暴乱，而是呼吁停止有意欺骗读者的虚假宣传。理事会书记斯特列赫宁同志，请您读我文章的结尾。
（斯特列赫宁读了，但剩下最后一句没读）
利季娅（喊道）：您没读完，请读完最后一句。
斯特列赫宁读道：这是我想要的吗？不是。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这种结果。
大会发言结束，主持人让利季娅发言。
利季娅（念发言稿）：几分钟之后，你们将一致把我开除出作协。我从作家行列转入被开除的作家行列，这很痛心，因为作协里有许多天才的和真诚的作家。但这也让我感到荣幸，因为让我想到在被开除的作家中有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不久前加盟的索尔仁尼琴、加利奇和马克西莫夫。我不敢拿自己同阿赫玛托娃或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巨人相比，但仍为对我同对他们采取同样措施而感到荣幸。今天你们对我的判决是对一个作家最严厉的惩罚——在文学中不复存在。你们早已把我同读者分开，不再版我的旧著和不出版我的新书。你们有权让一个作家不复存在或从未存在过。报刊和出版社掌握在作协主席团和书记处手中。你们不再版我写的关于米克卢霍—马克莱、赫尔岑、十二月革命党人和日特科夫的著作，不再版我的论文和《在编辑实验室中》一书——于是在读者脑子里，我已经几乎不存在了。但至今仍允许在发行量少的书中援引我的话。现在你们连这一点也禁止了。我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在国外出版后，你们中断了在《家庭与学校》上连载的我回忆父亲的文章。《人民的愤怒》在国外广播后，你们从回忆丘科夫斯基的集子中抽掉我的回忆录。作协判处我不复存在，但我是否存在呢？你们这样做时忘记了你们手中只掌握现在和部分地掌握过去，但还有一个掌握过去和未来的最高机构：文学史。回想一下吧，你们多年迫害布尔加科夫，长期不出版他的作品，现在却向全世界炫耀他。回想一下在那些残酷的年代，你们制造了诬蔑人的“丘科夫斯基习气”。想想1944年某个尤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论丘科夫斯基庸俗而有害的拙劣故事》，那时你们维护过丘科夫斯基吗？恰恰相反，你们加剧对他的迫害。可几十年之后，最高机构，即文学史，将作出另外的判决，那时尤金只能作为一篇恶劣文章的作者载入文学史，如果他能载入的话。你们那时应保护丘科夫斯基不受尤金的攻击，现在却保护他不受我的影响。是文学史而不是你们决定：谁是文学家，谁是篡权者。托尔斯泰说过：“话语是心灵的瑰宝……话语是我们认识的一种神灵。它创造世界。”话语是精神，在你们身上已消失殆尽。话语无法领导，即便长着两只有力的长手。话语在我国已陷入绝境：如有人说话不符合当前的观点，便被宣布为反苏分子；如国外有人批评我国不好的地方，便宣布他干涉我国内政。你们就是这样领导的。而心灵的瑰宝岂能被领导？能使用话语令人心醉神迷，能医疗创伤，使人幸福、被揭露和惊扰，但却不能领导它。领导只会给话语造成障碍，阻拦话语，给话语设置堤坝。撤销出版计划中的书，取下图书馆书架上的书，把作家开除出作协，把1974年的出版规划拖到1976年，而把纸张据为己有，大量出版受宠作家的书——这就是在你们领导下所干的事。
我们国家和居住其中的每个人都应以萨哈罗夫为骄傲。他最先指出拯救人类的不是战争，而是各民族的团结一致。每个人的命运对萨哈罗夫来说都是他亲人的命运。现在所说的“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正是萨哈罗夫的思想，但被歪曲为为个人命运而斗争。
（利季娅讲到这里，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惊得她手里的稿子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拣，眼镜又掉下来。她什么也看不清了，把掉下的稿子和眼镜捡起来。发言稿的页码完全乱了，她无法继续念下去）
蓝英年：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5）
利季娅：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向你们预言，总有一天首都莫斯科必将出现以索尔仁尼琴命名的广场和以萨哈罗夫院士命名的街道。
（男作家雅科夫列夫插话说，还会有以马克西莫夫命名的小胡同，引起哄堂大笑）
利季娅：还将有以作家雅科夫列夫命名的死胡同。
理事会一致通过开除利季娅作协会籍。利季娅被作协开除了。
十五年后，1989年2月，正式通知利季娅：俄罗斯联邦作协莫斯科分会党委会和理事会，一致通过撤销1974年1月9日开除利季娅会籍的决议的决议。
（原载《大公报》2001年4月）
朱正：利季娅——真正的作家（1）
我曾经热心阅读俄罗斯和苏联的文学作品，就是不知道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这位作家。不过我想我不必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惭愧，俄苏文学专家蓝英年先生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她也不知道她是谁呢。这也难怪，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翻译介绍过来的都是苏联主流文学作品。利季娅的作品不为主流所接受，在她本国都没有发表的机会，怎么可能介绍到中国来呢。
第一个把她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是蓝英年吧。在他出版的《利季娅被开除出作协》这本书里，有两篇介绍她的事迹的文章，还翻译了她那一篇著名的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在这本十三篇文章（连前言）的书里，这三篇占了全书整整一半的篇幅。
现在就从她的这篇小说说起。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是个寡妇，她把全部的爱，全部的希望都放在独子科利亚的身上。科利亚也真是个好独生儿子，在学校里功课好，工作了也是个很出色的工程师。他研制出了长期依赖进口的刀具，连《真理报》也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她在一家出版社做打字员，踏踏实实工作，很受到领导的重视，让她当了打字室的负责人，给她涨工资，还让她代表党外人员在会上发言。如果日子就这样平平安安过下去，她期望的，就是娶媳妇抱孙子了。不料普普通通的人这些普普通通的愿望竟也会遇到意外的周折。时间到了1937年，一批接着一批的大逮捕发生了。其中有她丈夫的同事和好友，有她出版社里的同事直到社长。直接影响到她的是儿子科利亚的被捕。她无法想像她的儿子会是“人民敌人”、“暗害者”。
小说以很大的篇幅写她为打听儿子的下落、为他申辩、营救他而东奔西走的情形，在监狱的门前、在检察院的门前通宵的排队……排上老半天的队只等着问一句话！排队的人有那么多啊。“真难想像，所有这些女人都是破坏分子、恐怖分子和间谍的母亲、妻子和姐妹！”
申辩和营救当然不会有结果，科利亚被判了十年劳改，索菲娅不可能接受这个现实，只能沉浸于幻想和幻觉中过日子了，在幻觉中，导致儿子被捕的“误会”消释了，他不但放了回来，甚至还安排到克里木去休假……她是神经失常了。
小说中的许多细节，像一个最优秀的打字员就因为家庭出身不能入团，一次偶然的差错被认为是有意破坏而解雇，最终因为求职无门而自杀。一个最糟糕的打字员却是政治上最积极也最受信任的，她打字打不好，却长于无事生非。所有这些，无不反映出了当年苏联的现实。
这篇小说，是利季娅1939年11月到1940年2月写的，也就是在她的丈夫刚刚被镇压之后，她把她全部的感受和感情，全部认识和思考，熔铸在这篇小说中。这篇小说当然不能发表。待到赫鲁晓夫开了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反对个人崇拜这个提法批评了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利季娅感到这篇小说和当时的政治气氛是合拍的，就投寄给了苏联作家出版社。她没有预料到政治风云的变幻无常。随着风云变化，出版社对这小说也就由欢迎变为拒绝。这是出版社单方面撕毁合同。于是利季娅就同他们打起官司来了。蓝先生这书中第一篇文章《利季娅打官司》就是写的这件事。在法庭上，她辩护说：“以往的暴行所以发生难道同报刊不敢刊登人民的哭号和呻吟的投诉信无关？……难道现在仍然如此？仍然让所有报刊、出版社听从一根指挥棒？这是不是以往发生暴行的原因之一？”
那时，媒体上对斯大林的暴政已经有所揭露，但止于颇为抽象的概括的提到，利季娅认为这是不够的。她说：“对暴行不仅应笼统地讲述，还应通过具体人的命运讲述。这是活下来的人的光荣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不去写具体人的命运，还有什么文学呢？
利季娅的这篇小说最初是在苏联国外发表的。这可激怒了当局。于是就得将她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了。让我们来听听她在开除的会上所作的“最后陈述”吧：
朱正：利季娅——真正的作家（2）
“几分钟之后你们将一致把我开除出作协。我从作家行列转入被开除的作家行列，这很痛心，因为作协里有许多天才的真诚的作家。但这也让我感到荣幸，因为让我想到在被开除的作家中有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还有不久前加盟的索尔仁尼琴、加利奇和马克西莫夫。我不敢拿自己同阿赫玛托娃或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巨人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