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拿自己同阿赫玛托娃或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巨人相比，但仍为对我同对他们采取同样措施而感到荣幸。”
接着，她还说了：
“作协判处我不复存在，但我是否存在呢？你们这样做时忘记了你们手中只掌握现在和部分地掌握过去。但还有一个掌握过去和未来的最高机构：文学史。回想一下吧，你们多年迫害布尔加科夫，长期不出版他的作品，现在却向全世界炫耀他。……是文学史而不是你们决定：谁是文学家，谁是篡权者。”
有意思的是，1989年2月，俄罗斯联邦作协莫斯科分会党委会和理事会一致通过撤销1974年1月9日开除利季娅会籍的决议的决议。总算还抓得及时，赶在苏联解体之前办好了这一手续。对于利季娅本人来说，这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事。文学史承认她是个真正的文学家，是因为她有《索菲娅·彼得罗夫娜》这样的作品，与她是不是有苏联作家协会的会员证并无关系。
对于自己经历过的这些可怕的事情，利季娅说：“研究它们不仅是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艰巨任务，而且首先是作家的任务。这是今天主要的工作，并且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应当号召人民，年老的和年轻的，勇敢地反思过去，认识过去，那时未来的道路才会清晰。”
在蓝先生的这本书里，还写到爱伦堡、果戈理的一些事情，写到了罗曼诺夫王朝衰败的历程，既有丰富的材料，又有精辟的见解，都是极有分量的文章。还有文章指出目前翻译界的缺点，更是切中时弊，这些就不细说了。
（原载2001年8月18日《文汇读书周报》）
朱正：他山之石——读蓝英年著《苦味酒》（1）
在即将过去的20世纪，同中国关系最大、影响也最大的国家就是苏联了。可是，不能不承认，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对于苏联其实是很少了解的。这种很少了解，主要是因为苏联努力不让别人了解它的真相。当时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的福尔采娃就坦率地说过，苏联的宣传总是“一个劲儿地宣扬成就，制造百业俱兴的假相”，“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掩饰缺点”。我们能够看到的苏联文学也大都是粉饰现实的宣传品：从这些材料，我们怎么可能真正了解苏联呢。
中国人也写过好些“苏联研究”的书，大抵是编译或转述苏联自己印的那些宣传材料，作者们并不了解多少真情，写，与其说是为了提供知识还不如说是为了传播一种信仰。读者乐于接受它们，也是因为在他们的理想中，苏联寄托了人类的希望和未来。
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蒙昧中过了许多年。
日子久了，表面的油漆总会剥落的。苏联的真情实况于是逐渐为人们所知晓，特别是当苏联变成了“前苏联”之后，出现了不少反思这一现象的文章。就我看到过的说，在这方面，写得最多、最深、最有分量的，是蓝英年。这一位俄苏文学的教授，从他的本行出发，对苏联文学史上一个一个作家、一部一部作品、一桩一桩事件逐一加以评说。苏联解体，克格勃档案解密等等，大量反映在俄罗斯的出版物中间。蓝英年前往讲学，收集了许多。他写的文章，就充分地利用了这些解密的档案，许多都是中国读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他不仅是以新的材料取胜，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更显出了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辨力。《苦味酒》是他新出版的一本随笔集，就是这样一本书。
第一篇是讲格罗斯曼的。通过对这一位作家的介绍，人们知道了苏联文学界是怎样运作的。他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题材写了一部小说，法捷耶夫以为写得好，可是要发表它，就必须作一些技术处理：一是书名，不能用《斯大林格勒》，要改为《为了正义的事业》；二是不要把一个犹太物理学家置于中心位置，要添一个人物，是这人的老师，成就更大，并且是俄罗斯人；三是专门写一章歌颂斯大林。作者做了这些工作之后小说才得以出版，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却引起了嫉妒。有人向斯大林告密，斯大林把这封告密的长信当作书评在《真理报》发表，不仅使格罗斯曼陷入了困境，使得法捷耶夫也要作检讨。
从这篇文章里，人们还知道了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怎么一回事。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遵从斯大林的旨意进行创作，图解斯大林的观点；不是反映现实生活中有的东西，而是虚构一些现实生活中没有的东西。这种不真实的作品自然没有生命力。
这本书不仅仅涉及文学领域，它对于苏联历史的许多方面以及中苏关系都有所涉及。例如，谈到苏联的国内战争时，就指出了职业军人组成的白军纪律比红军要好。指出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是用榨取农民的钱来搞工业化，把粮食卖到西方，再用外汇买机器。集体化彻底摧毁了农业，征粮队是抢粮队，把农民赖以活命的粮食通通征走，农民不是逃亡便是饿死。俄国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是1914年。
关于中苏关系，这本书就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希望减少美国兵员的损失，要求苏联出兵东北。结果苏联占领东北，态度非常蛮横，把机器都搬走了。中国是战胜国，可是好像战败国似的。这本来是历史上的事实，我们却长期不让说，1957年龙云说了这些，就被打成右派分子。现在是可以说了，1989年邓小平接见戈尔巴乔夫，就对他说，雅尔塔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在鲁迅生前，曾经有人称他作“中国的高尔基”。鲁迅本人是并不赞同这个说法的，他说，“我不是中国的高尔基，我就是中国人鲁迅”。对于这两个作家的异同，蓝英年用一句话表示出来了：“高尔基是当时政权所肯定的作家，鲁迅则是当时政权所否定的作家。”对于高尔基，蓝英年指出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苏联当局一面要利用他的崇高声望，一面又厌恶他为保护知识分子做的那些工作。对于怎样利用，怎样厌恶的情况，书中都有很具体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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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他山之石——读蓝英年著《苦味酒》（2）
再说鲁迅。这位有着崇高声望的中国作家，对苏联一直持友好态度，为介绍苏联文学到中国来出力不少，不但自己翻译了《毁灭》等长短篇小说，还为神州国光社策划过一种专收苏联作品的“现代文艺丛书”。对于鲁迅在这方面的态度和所做的工作，蓝英年指出：“鲁迅的局限性毋庸讳言。首先他对苏联的认识并不那么清楚，都是听别人说的，没有亲自去了解，不像纪德和罗曼·罗兰那样。对苏联体制的了解，他远不如陈独秀。”并且指出他也介绍了一些在文学史上并无地位的作品，这是确实的。当年鲁迅写的一些关于苏联的文章，今天看起来，就未必能站得住脚。例如他的那篇曾经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不论就论据还是论点看，都大成问题。不过，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为鲁迅作过一句辩解：“当年鲁迅能够看到的，只是那些一个劲儿地宣扬假相掩饰缺点的报刊，今天我们却可以看到苏共中央的绝密档案。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些，不是我们比鲁迅高明，而是比他幸运。”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0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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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换个角度看苏联文学（1）
从“五四”前后以来的几十年间，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曾经给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生活很大影响，翻译介绍不少。1949年以后就更多了。可是，人们对于苏联文学界的真相是并不怎么清楚的，可以说很有些隔膜。直到近年来才了解到一些真相。在这一方面，蓝英年先生的著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久前“文汇原创丛书”推出了他的新书《回眸莫斯科》，就给读者提供了不少新知识和新启发。
这书中写了西蒙诺夫、考涅楚克、费定、特里丰诺夫、利季娅、爱伦堡、格罗斯曼和左琴科等一大批作家的事迹和作品。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的作品被淡忘了，有的作品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激动不已，原因何在呢？”蓝先生以西蒙诺夫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小说《日日夜夜》为例，说：“《日日夜夜》等小说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承担着‘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在那个特殊年代，即遵从中央的旨意，特别是斯大林的旨意，创作出来的，所以不真实，不真实的作品自然没有生命力。”在《日日夜夜》之后，西蒙诺夫又写了四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有趣的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候写的《军人不是天生的》一书，对斯大林作了颇为激烈的批评，而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候写的《最后一个夏天》里，斯大林又是指挥若定的最高统帅了。书中评论说：“总之，西蒙诺夫对战争的描写，对斯大林的评价，都符合各个时期官方的评价，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四本小说的艺术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拙劣的，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只有枝节的堆砌和重叠，比《日日夜夜》有过之无不及。俄罗斯评论家伊万诺娃说西蒙诺夫根本不是小说家，是符合实际的。”
对于考涅楚克这位名重一时的作家（延安《解放日报》曾全文译载他的名剧《前线》），书中评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考涅楚克头上的光环渐渐消失。八十年代末，他的作品已经从课本中删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和地铁站均已更名。……究其原因，是他创作时只顾揣摩领袖的心意，而不理会人民的心意，只想领袖是否满意，而不想人民是否满意。一旦领袖的神话破灭，人民能从他的剧本里看到什么呢？除了一味迎合领袖的意愿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人民为什么要记住这样的作家呢？这是考涅楚克的悲剧，也是不少苏联作家的悲剧，更是在苏联体制下难以避免的悲剧。”
费定早年是谢拉皮翁兄弟中的一员，鲁迅翻译过他的短篇《果树园》，在中国也享有盛名。晚年做了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却再也没有什么作品了。书中说：“我感兴趣的是费定如何从一个热血男儿变成文化官僚，这种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放弃谢拉皮翁兄弟精神的？恐惧还是趋时？恐惧或者说高压，是这一时期每个正直的作家都感受到的，但并非所有的作家都趋时。趋时的往往是那些才华并不出众却一心想出人头地的作家，费定便是其中的典型。”“费定晚年以文坛泰斗自居，但作为作家的费定早已不复存在。”
当然，苏联的作家并不全都是这样的，像特里丰诺夫就是位讲真话的作家。1976年蓝先生曾经翻译他的名著《滨河街公寓》。蓝先生说，那时，“回家打开一看，立刻被小说吸引住，但书中所描绘的苏联现实同我脑子里的苏联相去太远了。”书中在介绍了特里丰诺夫另外几部作品的内容之后概括说，人们从这些作品中“所看到的苏联社会，仍是一个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贫困的社会。为了改变停滞的经济，不得不实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红军与白军作战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现在又发展资本主义，绕了一个大弯又回到原地。代价何其惨重！”
说真话的作家书中还写到了格罗斯曼。他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也是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可是与西蒙诺夫写同一题材的《日日夜夜》大异其趣。它在《新世界》杂志一发表立刻引起前所未有的影响，杂志抢购一空。它对现实的反映是如此真实和深刻。这里只举一个极小极小的情节为例：当一位夸夸其谈的政委到一支在围城中作殊死战的小分队去整顿“游击习气”，一位“头上缠着绷带的士兵问道：‘政委同志，集体农庄怎么样？战后是不是把它们消灭掉？’”这些困守孤楼的战士都知道自己不久就会战死，说话已无顾忌，就坦率地说出自己对集体农庄制度的厌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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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换个角度看苏联文学（2）
苏联作家协会散文部开会讨沦了这部作品，一致推荐它为斯大林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这却惹出大麻烦来了：“布宾诺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很长的告密信，专拣斯大林不爱听的话说，如说格罗斯曼认为战胜法西斯的功劳应归于普通人，并且其中有不少犹太人。小说没有表现党和斯大林的领导。斯大林看了大怒。下令《真理报》以《论格罗斯曼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为标题全文发表布宾诺夫的告密信。”这布宾诺夫也算个作家，也出过一本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白桦》，中国还出过译本。可是没有人要看。也许是出于嫉妒才去当一名告密者的吧。幸好这告密信发表之后不到一个月斯大林就死了，才没有造成一场大的文字狱。
讽刺作家左琴科的命运就要坏得多。书中指出：“苏联政权不允许作家讽刺现实中应当否定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太多，讽刺来讽刺去也许会讽刺到当权者头上。”“左琴科用幽默的笔触描绘出革命初期苏联百姓的生活状况，让人看了感到可悲可笑。”就这样，从二十年代后期起，他就受到猛烈的抨击。1946年，他受到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的辱骂之后，被作家协会开除，无处发表作品，断绝了生活来源。他还想活下去，“最后竟走上写‘肯定的讽刺’小说的绝路”。书中说：“肯定与讽刺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谁也无法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左琴科便要做这种做不到的事。并非左琴科不知道这样做多么荒唐，而是生存的欲望和重返文坛的心愿逼迫他这样做。……强迫一位讽刺作家写‘肯定的讽刺’小说本身便是一种讽刺，也是一幕悲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这个封闭的社会也在悄悄的变化之中。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荣获195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苏联作家协会开会讨论开除这一位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格里巴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