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除了老弱病残不便行动的人，余者全部背井离乡，其乞食要物的范围已扩大至十三个省市。
对于人民公社来说，诸如此类的情节实在是一些不光彩的剪影，或者如政府官员所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然而事情还不仅于此。按照当日中国政治的要旨，凡事必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透视，于是出现了1973年9月2日凤阳党的领导的一句著名的断语：农民的外流行乞，“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而煽动外流要饭的显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其罪恶用心是煽动群众对党的不满，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压力之下，共产党员和干部不是出于极严重的客观原因，绝不敢妄自菲薄，卷入乞丐行列。所以，直到1976年春季，凤阳县的共产党员行乞，均采取一种隐蔽或曲折的方式。比如某大队党支部书记薛其让，一边在党的会议上振振有词地讲解华国锋的“大批资本主义”和“大干社会主义”，一边却不得不因家计的艰难而在心里做出更切实际的盘算：去年秋季的收成只给他这个书记的全家分得150公斤粮食，凭此，他一家四口人将何以度过大约半年的严冬和春荒？看来，沦为季节性乞丐是他惟一的活路，而作为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者，他又不得不在社员们面前保有他的形象。他身不由己地扮演着双重角色：党的书记与乞丐，阳与阴，崇高与低贱。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薛其让的办法精巧而又简单，他让妻子携两个孩子外出乞讨，而他本人则坐食全家的粮食，同时也可以身作则地动员他的社员坚守乡里。这样也就勉强地把他领导的一百三十人中的九十五人留在村中。
到了1977年初，徐、范二人走出古城的时候，事态显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党的基层干部撕去最后一层遮羞布，不仅公然加入了乞丐的行列，而且率众出游。既然党员干部可以去做叫花子，普通百姓的仿效当在情理之中。依中国农村党政合一的权力体系，其一呼百应的效果还在其次，他们更可以用自己的权利为叫花子们的乞讨出具“证明”。在这些证明上，要饭的理由颇能动人恻隐，或者说是偶遇天灾，收不抵食；或者说是缺少劳力，家境维艰。种种理由加上党组织的红色印章，也就使原来非法的乞丐具有了合法色彩。
从客观条件上看，党的基层领导者率队行乞实在是无法避兔的。以当日农村的贫苦，农民对生产又极少诚意，任何通达富有的政府，也不能对各种底层的问题都有周密了解和实际解救办法。凤阳县的领导者也曾一意改弦更张，制止社员外流。他们与不断扩大的乞丐队伍历十几年斗争而不懈，处事认真，一丝不苟，却始终未有所得。直到1977年2月，一些精明能干且讲究实际的官员终于懂得了，依靠伟大的精神和严厉的批判，解决不了世俗的问题。他们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工作队，来到当时乞丐最多的庄许生产队，这显然是下层官员为响应党的号召而采取的主动行动。但是这个工作队本次下乡终于还是收起了大批判面孔，而以发放粮食的办法来阻止农民外流行乞，一度竟有奇效。可是在2月25日，工作队员们放假回城这一天，便又有十九个社员扬长而去。工作队未能制止这里农民的行乞，却终于明白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小村的十六户人家九十一口人，当日存粮共计九百三十三公斤，平均每人大约十公斤，而且包括了大约一半的山芋干。以农村人口的粮食结构，纵使山芋可以十足地代粮食用，也只有半月口粮，而农家则需等到6月夏粮收获之时方有新的进账。即使能够按照他们的周密设计，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又焉能以半月口粮度过四个月的时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风起青萍末（11）
这些情节可以证明，社员的冬闲外出和春忙回归，乃是不得不为之的谋生方式。为了自己以及后代生命的延续，农家作了另外的一种设计：吃外面的，省家里的，回来还能带回一点。这种惨痛的生活经验后来被党的官员判为“反革命谬论”，对之大动干戈。1977年5月，凤阳把具有这种经验的全体社员集合起来交代问题，总计八百六十一人。所有人等不许交头接耳互相包庇，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对付政治上的敌人的办法，中国人有一个生动的说法来描述它，叫做“背靠背”。但是在凤阳的这个学习班上，“背靠背”的结果证明，农民的设计更为精当有效。从1976年12月下旬，也即党中央号召再掀农业学大寨新高潮的那个月，这些人出游行乞，至1977年4月被强迫送返乡里，共讨得二万二千零七十四元九分现金和八千八百二十二公斤半粮食，其收入大大超过他们过去一年战天斗地学大寨所得。
这一事实显然具有讽刺意味，人民公社给予社员的一切不足以令其维持生计，而社员向往的“分田到户”又为人民公社制度所不容。所以他们宁愿选择流浪行乞的生活。这种弥漫在农村下层中间的失望和悲观情绪，与北京人民大会堂里面的灿烂辉煌和乐观气氛形成鲜明对照。
老百姓公然撕去伪装，将自己的真相显露出来。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面的夸夸其谈，看上去成了掩盖当时痛苦现实的遮羞布。政治口号与下层情绪之间的不相协调，因之更加表面化。我们庞大的国家本以精神力量为施政的基础，依靠万众一心或疾或徐地运转。听任现在这种状况的发展，在中央政府是失控，在地方官员是失职。所以，凤阳在1977年年末将十一个乞丐“要犯”提至公堂批判，其后将徐、范等人撤销职务，又在党内给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另外一位会计虽未亲自出走，但他利用职权给乞丐开具证明，有支持纵容之过，也予撤职。另一社员则属屡教不改，罪不容赦，当场由警察拘留收监。所有这些程序均为公开进行，并伴有数千人的批判大会和乡里亲朋瞩目下的游街示众。
此种打击的主旨无疑在于杀一儆百。中国向有法不责众的古训，而当日有违党的宗旨的行为又如此普遍，以凤阳的状况而论，有过行乞行为的农家已十有其八，即使用最敏锐的阶级斗争眼光来加以分析，亦不能将这些人统统地等同于想象中的敌人。这一点在当时已经由凤阳县党的委员会所承认。在1977年的夏季，他们将自己属下的乞丐大军加以分类，结果证明那里面有百分之一点五是党员；百分之五点二是团员；百分之五点九是干部；百分之八十六点六是社员；而在每一百个叫花子里面，真正可以指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不足一人。党员和干部在乞丐中的比例，大大超过了他们在农村总人口中的比例，党在农村中的中坚力量贫下中农，也愈来愈多地离开了既定的道路，这对我们庞大的人民公社体制和正在掀起的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是一个至为危险的信号。在这种局面下，打击少数人以对千百万人施以严重的警告，乃是一种必然选择。
然则事态已经发展成为全局规模，局部的杀一儆百已不足以达到初衷。所以，到了1977年年末，打击叫花子终于演变为全国范围的联合行动，它包括上至国务院的紧急命令，由省到县大大小小政府官员的紧急动员，以及数百城市公安警察的一起出动围剿。只不过，公开的舆论对此保持着沉默，所以城里人感觉不到这种弥漫于农民头上的紧张气氛。两年以后，党的公开出版物才把这些事情透露出来。这些调查材料说，中国农村下层百姓中，至少有两亿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们分布在二十二个省区，在地域上横跨中国大陆东、中、西三个地带，其中包括山东南部、福建西南与东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陕西湖北河南交界区、四川湖南贵州湖北交界区、江西南部、甘肃中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以及西藏的全部。饥民的队伍庞大无比，以至需要城市和乡村的官员和警察们一起动手，强迫他们还乡。这样，就有数千属于凤阳的叫花子们在这一年冬季被押送回来。他们未能回到家里，便先在于部的监视下走进公社的会议室，接受批评，流着眼泪检讨要饭的可耻，并且把自己伸手要来的财物又伸手交给公社。12月的第一周，一个叫做黄湾的公社，从五十九个乞丐手中收缴的这类财物，包括八百四十一元八角人民币、三百二十六斤粮票，以及五百五十一斤粮食、二百一十二件衣服和二十双旧鞋子。 txt小说上传分享
风起青萍末（12）
从理论上讲，凤阳县的五十万农民都属党的县委员会统辖，因之对县委官员的任何一种指令都必须服从。依照中国的人口管理和户籍制度，作为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里的属民，农民也没有离乡背井的权力。有鉴于大批饥民涌入城市，对于城里人的物资供应、生活秩序、街头景象，以至社会主义的形象都有着极大威胁，所以政府上下一致认为，应用强制手段驱赶他们回到自己家里。凤阳有一天被遣送回来的乞丐竟多达五千人，即是基于这种不成文的法定理由。看来，党中央的号召和政府的联合攻势发生了作用。就在1977年农历年末，也即阳历公元1978年1月，凤阳县新任县委书记陈庭元在一个早晨出县城赶到临淮关。此关倚巫山，临淮河，旧时曾是淮盐集散地，盛名远播，而今却已沦为乞丐集散地。县委书记在这里看到的是刚刚从江浙一带被遣送回来的叫花子，衣衫褴褛，垢面蓬头，寒风中一堆一堆蜷缩在一起。因为冷，更因为自身的犯罪感和这位父母官的到来引起的恐惧，他们瑟瑟颤抖。陈庭无本来是应当长出一口气的，因为终于又有一批他治下的百姓加入他的学大寨的行列，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行政的管制纵使能有效控制农民的躯体，却不能驾驭农民的灵魂。
令他终于大彻大悟的时刻，是在旧历腊月二十七。这一日，他和安徽省省委书记王光宇一道进入前王生产队，偶遇史成德的妻子。史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于五十年代初赴朝鲜作战，又作为“最可爱的人”凯旋归国，现在，他正领着孩子浪迹天南海北，据说已行遍大半个中国，所以人称“长脚老史”。“最可爱的人”沦为乞丐，留下自己体弱多病的妻子在滚滚风尘中艰难地翻耕土地，这叫共产党的两位书记顿生恻隐之心，于是找来铁锹相助。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我们的国家一向视官员亲耕为崇高道德的表现，更何况此情此景并不同于种种演戏般的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它确属两位官员发自内心的见义勇为。依照常理，百姓对于这一场面的反应必是纷纷闻讯赶来，或含蓄或热烈地抒发感激之情，甚至应该激动得热泪盈眶。然而这一次陈王二人感觉到的只是一种强烈的冷漠，人们远远地望着他们，满脸的木然，甚至无人上前施以援手。
在我们的国家中，像王光宇这样的省委书记有数十个，像陈庭元这样的县委书记有两千多个，他们或间接或直接地管理着几万万农民。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专靠北京发出的空泛号召是不可能的，其要旨在于通过全体干部集团的和衷共济，以主义和道德的力量去动员各自的属民，行政强制的手段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当一个官员仔细查看他的辖区时，他更可以发现，不论精神的攻势与行政的管理如何无隙可击，农民的世界中有一个领域是官员们永远无法干预的，这就是人心。陈庭元所遭遇的冷漠不消说令人悲观，“主义”与“道德”的力量已难以令农民激动，反而使整个集体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姓的无动于衷，与其说是对着两位官员的善举，不如说是冲着整个公社。比如陈庭无惊讶地发现，当生产队长吹响上工的哨子时，社员并不开门，他们只把一双眼睛放在自家小小的窗洞后面，静静地张望，有时就这样左顾右盼几个小时不肯出门。另一件事是几乎每个犁地的社员都要躲开土地的边角只在地的当中转圈，其本意在于尽量减少自己的劳动，但这样一来，就把公社的方块地犁成了圆地，因而使公社实际的土地面积大为减少。更令陈庭元伤感的是，他看到公社的耕牛全都没有了鼻子，只在嘴的上部朝天挺着一个大大的黑洞。因为社员们都是用很粗的铁丝穿过牛鼻恣意拉扯，直扯得可怜的耕牛鼻破嘴豁，浓血一团。细心的陈庭元甚至还看见苍蝇在溃烂的牛鼻子上嗡嗡地生产蛆虫。
党的方针不允许公社社员沦为乞丐，而公社社员对党的方针又是如此缺乏诚意，这使得陈庭元和所有像他一样熟睹下情的地方官员深为不安。他们发奋力挽狂澜，却苦于无力回天，只好自己坚守在公社的营垒之中，静待社员的觉悟。殊不料社员的觉悟竟是以他们无从想象的方式表现出来，时间是在第二年的年末。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公元1978年12月，也即中国旧历戊午年冬月，小岗的事变不过刚刚是一个契机。今后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在更大的范围里发生。在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用自己的生死为赌注，对未来作出抉择的这一个夜晚，他们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为近二十年的人民公社划了一个句号。
照过去方针办（1）
合作化中的“大同梦”——邓子恢被批判，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中国农业史上对合作化最具威胁力量的事件——“包产到户”的首次出现——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诞生——“六十条”：人民公社第一个成熟的制度——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包产到户”使四百万人受牵连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生前留给他的接班人一纸手谕：照过去方针办。对于这几个字的可靠性，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并且成为“四人帮”最终覆灭的重大缘由。但是，此后争执非但没有在这里结束，反而由表面的文字向着问题的实质延伸进去。冲突处处可见，且日益强大，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