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争执非但没有在这里结束，反而由表面的文字向着问题的实质延伸进去。冲突处处可见，且日益强大，到了1978年，居然已经尖锐得无法调和。
治理我们庞大的国家，在毛泽东以往的方针，一向以农村中人民公社的制度为主要的环节。这一环节在五十年代初期肇始，六十年代最后成熟。其要旨，不是依靠经济的事实来治理天下，而是期望以“理想”主宰经济，主宰行政，主宰法律，主宰人的意识、人的劳动以及人的劳动所得。这一原则，当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的时候，就已初露峰嵘，多少年来的一意经营，更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是他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笃信不疑，却能达到忘情的程度。比如他在1955年时，就曾沉浸在一大堆讲述农民举办合作社的报告当中，十一天闭门不出，夜不成寐，其兴高采烈竟然超过了1949年他本人开进北乎城以及全国解放的时候。（《求是》杂志，1989年第23期。）若干年后，大跃进导致了经济崩溃，饥荒在城市和乡村到处蔓延，人民公社也暴露出败象，举国一片混乱，狂澜待挽。毛泽东此时派他手下众官员分管各行各业的重建，薄一波主管工业的恢复，李先念制定财经的方针，陆定一处理文艺问题，彭真掌管教育，并命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大局，他自己则南下广州，一住月余，对京城发生的一切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只一心拟出六十条新的方针，来挽救人民公社。
那时候的毛泽东，在满腔的豪情壮志中还充满着兢兢业业的本色。他一方面要把我们的国家化作一张天下最白最大的纸，在上面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另外一方面也能对属下提出的种种务实建议抱以充分的诚意，还能表现出虚怀纳谏的明君风范。当他开始策划在乡下推进合作化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就认为这样的进程应当放慢，已有的合作社中难以维持的那部分应予解散。毛居然能够表示支持，而且还坚决地认为邓的收缩方针应当更加彻底，也就是将合作化的进程“停止一年半”。在由合作化到公社化的整个历史中，这种上下一心的励精图治极为罕有，仅仅出现在1955年的那个早春，即当日储安平所说“一个健全的国家”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一段短暂时间里。（储安平：《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载1949年《观察》6卷2期。）
邓子恢在受到鼓励之后，迅速地开始了他称之为“收缩”的行动。这时候乡下已经建立起大约六十七万个合作社，每七户农民当中就有一户是在合作社中。但是以强迫、威胁和惩罚的办法逼使农民入社的事情广泛存在。新的集体勉强而成，缺少物力的支撑，人心飘摇，已陆续出现退社散伙的风潮。邓深知局面危急，若不加以扭转，则集体化之大政将有流产之虞，甚至共产党在农民中间的信誉也将瓦解。正因为如此，行动也就势如破竹，先由危机最甚的山东、河北、浙江三省展开，又以浙江首当其冲。这是因为，根据中央书记处一位副处长的调查认定，浙江迄今为止的五万零九百五十个合作社中，大部分是“强迫命令”的结果。当地党的最高领导人江华也承认那里迫使农民合作的严重程度为“全国第一”。是年3月25日，邓子恢电令浙江将合作社收缩。其电文说，农村紧张状况仍在延续，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合作社发展过于猛烈，步子过大过急，乃是促成此种紧张的重要因素。所以应主动地有领导地将合作社分散为互助组，或任由农民单干经营，不要勉强维持。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照过去方针办（2）
人人皆知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乃是共产党执政后最重要的步骤，其中寄托了无限美好的“大同”理想。邓子恢如此不留情面地指责其偏失，已经埋藏了自己悲剧性的结局，然而他还不适可而止。他刻薄地把蓬蓬勃勃的合作化说成是“连滚带爬往前进，擦屁股越擦屎越多”，还表现出一副急于要擦屁股的样子。他在电文的最后部分指出，只把合作社保留三万个就已经是极大的收获。这等于明显地暗示，应当解散的合作社至少为二万零九百五十个。
命令既出，也就不能再加回旋。邓派出他的秘书长杜润生往浙江加以解释和监督。根据杜后来的回忆，他是尽心竭力地执行了邓子恢的指示，批评当地党的领导人一味追求农民的合作，而于“战术上缺乏准备”，因之“必须赶快下马”。两个月后，邓子恢对所有的合作社重新加以计算，结果证明他的收缩方针已经促使二万六千个合作社解散，其中杜润生参与的浙江减少了一万五千六百零七个，其余一万一千个大致为山东、河北两省所属。
毫无疑问，在邓子恢的眼里，危机终于缓和，乡下这个大屁股上也终于干净了一点。可是，在这种稍稍安定下来的气氛中，毛泽东忽然改变了主意。他不再信任邓子恢的判断，决定亲赴乡村以求得自己的见闻。这时候乡下刚刚迎来春天，麦子郁郁葱葱，农民兴高采烈，干部都说农业社“好得很”，粮食也不像邓子恢说的那样入不敷出，哪里又有什么“合作社办不下去”的事情？这一切均为毛泽东目睹耳闻，看来邓子恢即便不是有意说谎，也是在传播谣言，说他“发谣风”是不会冤枉他的。多年以后，研究农业历史的人们大都把毛邓的这一段纠葛视为一个重大事件，指责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处置不当，最终导致了农村合作化进程不合时宜地加快速度。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件事情，令毛泽东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彻底改变初衷，竟是因为他本人身体力行了自己“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训诫。他依据常理，以为既是目睹耳闻就一定掌握了事实的真相，殊不知他的属下以及地方的官员，也会用种种虚情伪事欺君媚俗。在当代中国历史中，这是用虚假事实欺下瞒上，致使党的方针误入歧途的首次记录。欺下瞒上真伪不辨的先例一开，日后还要层出不穷，而我们的制度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此加以遏制。
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即召邓子恢于中南海颐年堂相见。他对自己所谓深入实际的调查结果深信不疑，对邓大批解散合作社的行动发出严厉警告。换了另外一个人，这时候定会颔首接受，至少也要将自己的意见收拾起来韬光养晦。可是邓子恢为人刚烈，不肯妥协。他坚持在1955年剩下的时间里面，只能再增加三十五万个合作社，而不是毛泽东所期望的六十五万个。这一年的整个夏季，为了“少三十万”还是“多三十万”这件事情，他与毛泽东争吵不休。他坚持党的最初设想，说用十五年的时间来实现合作化已经不错。而毛泽东此时认定，“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的高潮就要到来”，所以对于邓的想法“要用大炮轰”。言语冲突之中，邓再次使用尖刻的口吻说道，“连滚带爬地前进，就会要擦屁股，而且越擦屎越多”。毛泽东这时发现不能再用讨论的办法说服他的这位农业助手，于是决定行使他的权威。
7月31日，他把全部省市区党的书记们集合在一起，将他与邓子恢的争端公诸于众。他反唇相讥，说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邓子恢试图作最后挣扎。他争辩说合作社的发展必须符合客观条件能够允许的程度，比如规模大小，干部强弱。可是毛泽东已经失去了与他讨论的耐心，他狠狠地教训这位一味追究客观条件的下属，给合作化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迫于此种情势，邓唯有屈服一途。大约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全体中央委员的会议上，宣布他与邓之间发生的是“一场很大的辩论”。邓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二百四十八位中央委员，包括邓子恢本人，现在全部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义正辞严地历数邓的错误。
照过去方针办（3）
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中，没有人是胜利者。邓子恢固然落败，从此成了众矢之的，其“小脚女人”的名声也遍于全国，在经历了无数折辱之后默默死去。所有在当初抱有和邓同样倾向的高级官员，诸如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建委主任薄一波、农业部长廖鲁言，均纷纷检讨自己的保守。这件事情还牵涉到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因为邓的“收缩方针”曾经取得他的批准。仅仅这一点也就足够使他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承认“没有认真地研究这时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运动”。毛泽东达到了目的，但是他却开创了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来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先例。二十七年以后，薄一波还能想起这次批判，说这是导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若将后来发生的事情全部考虑在内，也可以认为，毛泽东正是从这时候起，开始了他失误的历程。
当然毛泽东并不会这样认为。在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里，他处处显示着胜利者的信心。到了年末，已经有六千万农户进入了合作社。在毛泽东看来，这就等于是社会主义大海的怒涛正在咆哮而来。他情不自禁地写道：
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那样的鸟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第729页。）
现在，政治的局面已经彻底地转为有利的情势，反对派不再置喙，舆论迅速地倒向这一边，合作化高潮也就真的再度兴起。乡下每三家农户中便有两家成为合作社成员，1956年年初，总数多至七千万户。“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一版，第779页。）。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毫无保留地看待眼前的状况，比如刘少奇就含蓄机巧地说出了那一年里他的忧虑：“在中国，六亿人中五亿多正处在一种情绪不安的状态中，他们不知道应做什么，感到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光明日报》1967年7月21日。）
1956年1月的一天清晨，毛泽东一觉醒来，就有了一种“换了人间”的兴奋。他的秘书田家英把一篇拟好的新闻稿递给他过目，内容是宣布《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即将出版，他连看也没有看就丢了回来。“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他说。那本书的确已经出版，正在迅速地运往各地。全书分列三卷，总计九十四万三千字，一千三百六十页，一百七十六篇文章，均经过毛泽东的编改，一百零四条按语亦出自毛的手笔。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本出版物对农民的实际影响超过了这一本书。但是在当时，似乎只有毛泽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那一天说，他的高兴之情甚至超过了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田家英跟随这位领袖多年，朝夕相处，还从来没有见过他用如此轻松愉快的口吻对待一件严肃的事情。毫无疑问，在合作化第一回合的战斗中，能够轻而易举地获胜令毛泽东大为兴奋，他本以为改造五亿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很多细致的工作。现在，不过开了三个会议和出版了一本书，问题就解决了。
“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他问他的秘书。（《人民日报》1990年3月8日。）田家英不明所以，自然无法作答，但是他却意识到，就是从这时起，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开创者，他原本的意图是要率领我们的国家，经过民主主义而后方能进入社会主义，也即在一个时期之内让资本主义有必要的发展。他甚至嘲笑那些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者，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他的这个基本的信念在1945年日本人战败之后形成，到了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仍然信守不渝。当日若干新政协的筹备委员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毛泽东则坚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尚不成熟。此事发生在这一年的6月16日，未有正史记载。不过，当日一位筹备委员在四十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情，还能感怀毛泽东那时的头脑清醒。他说那一天他本来是坚决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之一，是毛主席和周恩来说服了他和其他人，《共同纲领》之总纲部分，即秉承毛主席的这一意旨，没有写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字。国家新生之时，原有法律尽废，所以这一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毛泽东还以超越党派之上的领袖身份，劝说那些急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外知名人士，说大约要二三十年方可过渡到社会主义。即使到了1952年，经济的恢复令举国精神焕发，乐观情绪笼罩四面八方，毛泽东仍坚持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取“逐步”的方针，其具体的时间则要“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但是1955年的胜利，已经预示毛泽东要改弦更张。这种变化当然有着理想的驱使，但是，追究起来，还有着其他一些重大的缘由。
照过去方针办（4）
中国共产党1949年立国，至50年代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