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合·乔治和大英帝国代表团(2)
劳合·乔治还是个大演说家。克雷孟梭发表观点时清晰明了,具有讽刺挖苦意味;威尔逊长篇大论,布道说教;劳合·乔治则采用精心准备却同样自然的演讲,感人而充满睿智,亲切而鼓舞人心。他就像个优秀的演员,很善于控制听众,他对询问演讲技巧的某个人说:“我时而停顿,时而伸出手让他们向我靠拢。那时他们就像孩子,而且是小孩子。”
喜欢制造有关和会神话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为劳合·乔治编造了一个特殊的故事。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问道:“怎样才能为读者公正地描述我们时代这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呢?这个海妖,这个魔鬼,这个来自被巫婆施过魔法的古老的凯尔特森林的半人半兽?”这也反映了剑桥及冷漠的约翰·布尔的观点,不过说得想入非非,荒唐离谱。劳合·乔治的家乡威尔士地域狭小,朴素庄重,石矿和造船业比较发达,渔业和农业也别具特色,那里的人都比一般英国人擅长唱歌。
劳合·乔治喜欢说自己出身卑微,但实际上,他来自受过教育的技工阶层。他的父亲是教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抚养他长大的叔叔是个手艺精湛的补鞋匠和非神职布道者,在当地小村庄德高望重。作为一个参照点,威尔士对劳合·乔治一直很重要,可以衡量他走了多远,成就有多大。当然还有一些情感方面的原因(虽然在那儿呆久了,他很快就会厌烦)。他曾经预见自己在更广阔的天地施展才能。那么哪里有比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的首都更大的舞台呢?正如他给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一个当地女孩的信中写道:“我的最高理想是向上攀登。”
他有那样一个叔叔真是幸运,总给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大力支持。当年少的劳合·乔治发现他失去对上帝的信仰时,作为非神职布道者的叔叔原谅了他。当他决定学习法律时,他的叔叔又提前一步学完法语语法以帮助他达到语言要求。当没钱没势的他下了巨大赌注决心从政时,他的叔叔一如既往表示支持。可惜这位老人只活到侄儿刚刚当上首相就去世了。
劳合·乔治天生适合从政。无论是委员会的辛苦工作还是重大的政治运动,他全都非常热衷。虽然喜欢唇枪舌剑,但本质上却十分善良。与威尔逊和克雷孟梭不同,他不憎恨对手,在政界也不是知识分子。虽然博览群书,依然喜欢咨询专家。他反应敏捷,总是对所讨论的话题驾轻就熟。有一次在和会中,凯恩斯和一位同僚突然发现交给他的有关亚得里亚海的详细介绍有误,他们急忙把需要修改的地方写到一张纸上,然后冲到会场,不过,劳合·乔治已经开始讲话了。当凯恩斯把那张纸递过去时,他瞟了一眼,没有停顿,然后慢慢地调整论证,最后得出一个与刚开始完全相反的结论。
起初,他是个重要的激进派政治家。与攻击大银行的威尔逊和攻击教会的克雷孟梭不同,劳合·乔治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地主和贵族,他非常喜欢商人,尤其是那些白手起家的(他也经常喜欢上这些商人的妻子)。作为财政大臣,他推行激进的财政预算,向富人征收收入所得税,同时向穷人发放救济,但他不是社会主义者。和威尔逊与克雷孟梭一样,他不喜欢集体主义,虽然他一向愿意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合作,正如他随时准备与保守党人合作一样。
他还是个优秀的、富有个性的行政人员。他打破已有规矩,引进行政机关以外的精英到政府部门任职。他邀请所有利益方评价他的提案以确保其顺利通过,并邀请劳工纠纷双方与他坐下来一同解决矛盾。虽然这种做法目前很普遍,但在当时却非同一般。一位曾亲见他解决一次铁路纠纷的目击者说:“他就像拨弄乐器琴弦一样摆弄那些人,时而请求,时而劝说,一会儿不苟言笑,一会儿轻松有趣,一会儿又威胁恐吓,真是变化多端。”
作为天生的乐天派,他相信再难的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他孩子的一位朋友说:“对他来说,每天早上不是新的一天,而意味着新的生命,新的机遇。”有时,他的行为风险很大,而且卷入一些颇具争议的交易——阿根廷矿井或在知情企业购买股票——但他似乎只是为了财政独立而不是受贪婪驱使。他在私生活方面也同样粗心大意。克雷孟梭与女人的绯闻使他名气大增,而劳合·乔治却没有那么幸运。愤怒的丈夫们多次威胁在离婚法庭上指名道姓起诉他,他也几乎因此落难。他的妻子非常坚强,对他忠贞不渝,但最终分居。她喜欢住在威尔士北部照料她心爱的花园,他也对长期两地分居的婚姻习以为常。直到1919年,他最终与小女儿的家庭教师,一个年轻女子弗朗西丝·史蒂文森确定关系,她有教养,办事高效而且很有头脑,是他的情人、精神伴侣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人们通常认为劳合·乔治只不过是个机会主义者。克雷孟梭曾把他看作英国律师。他说:“他为了打赢官司什么手段都用。必要的话,他还会用自己前一天驳斥过的论据。”善于发现他人缺点的威尔逊认为劳合·乔治缺乏原则。他希望能和不像劳合·乔治那么狡猾的人打交道,因为他老是“拖沓敷衍,妥协让步”。实际上,劳合·乔治很讲原则,但却同样讲求实用,他不愿在堂吉诃德式的荒唐行动上浪费精力。当英国向南非小共和国布尔宣战时,他反对布尔战争,因为它既不正义也不值得。在伯明翰演讲时,他公开表示坚决反对,愤怒的人群涌向讲台,差点让他丢了性命。但却给他带来政治回报。当英国人磕磕绊绊终于取得来之不易的和平时,劳合·乔治成了国家领袖。
劳合·乔治和大英帝国代表团(3)
大战爆发时,他难免扮演重要角色。正如他日益亲密的朋友邱吉尔所写:“劳合·乔治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勇气,他随机应变——措施影响深远,计策新颖奇特。”他憎恶战争,1916年,他对一位工党代表说:“但是一旦你已经卷入,就必须坚强地打完,否则一切都白费。”英明老练的保守党人阿瑟·鲍尔弗多次见证过领导人更替,他评价劳合·乔治说:“他容易冲动,感情用事,战争之前,他从未考虑过军事问题;也许他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无知;而且他还有些怪癖,使人有时很难和他共事。”但鲍尔弗认为,只有他才能领导好英国。
虽然劳合·乔治已经从小村庄走出很远,但却从不属于上流社会。在他任首相期间,唐宁街十号的造访者感觉他们置身于移自威尔士北部某个繁荣的海滨小镇的家庭。他和夫人都不喜欢拜访宏伟的皇宫,他还非常讨厌与国王和王后呆在一起。当乔治五世邀请他在国会开幕式上拿象征荣誉的英国国剑时,他私下说“我不要做男仆”,并因此拒绝。劳合·乔治的多数朋友都和他一样白手起家,来自名门望族的鲍尔弗是个特例,而且他甘居次位,非常适合作劳合·乔治的外交部长。
劳合·乔治决心以自己的方式争取和平。他尽量忽略外交部并任用自己挑选的一班年轻人马。其他官员非常痛恨他的私人秘书——思想高尚,虔诚而傲慢的菲利浦·克尔。因为劳合·乔治讨厌看备忘录,负责处理信件的克尔就成了他的守门人。有时鲍尔弗问克尔首相是否看过某份文件,克尔告诉他没有,但他自己看过,鲍尔弗会生气地斥责几句,“你看过和首相看过还不是一回事吗,菲利浦,是吗?”外交官们对此也互相抱怨,被留在伦敦看家的寇松勋爵更是痛苦,但劳合·乔治对此视而不见。
这对英国来说是件坏事吗?显而易见,他没有前任索尔兹伯里勋爵或继任邱吉尔的外交手腕,而且知识严重欠缺。1916年,他曾问:“谁是斯洛伐克人?我不知道他们在什么位置。”他的地理知识同样残缺不全,1918年他对下属说:“真有意思,新西兰竟然在澳大利亚东部。”1919年,土耳其军队从地中海向东部撤退,劳合·乔治竟说他们逃往麦加。寇松严厉地纠正道:“是安卡拉。”他漫不经心地答道:“寇松能指出我的小错误真是太好了。”但他也经常得出合情合理的结论(虽然他对专家的蔑视及自身的热情也让他犯了不少错误,比如支持重建希腊)。战争期间,他对一个朋友说,必须战胜德国,但不是毁灭,那对欧洲和大英帝国没有任何好处,反而给俄国的强大制造了机会。他清楚英国的利益所在:贸易及帝国,掌握海上霸权并使欧洲权力平衡以保护其利益不受威胁。
他意识到英国不可能独自达到这些目标。虽然英国的军事力量依然强大,但恢复和平后,其国力迅速萎缩。1919年,英军规模曾一度缩减了三分之二,当时,英军责任繁多,负责巴尔干地区各国、俄国和阿富汗,而且还要处理帝国内部越来越多的问题,包括印度、埃及及家门口的爱尔兰。对于接二连三的派兵请求,总参谋绝望地回答:“没有多余的部队可以派遣了。”权力的重担也使经济不堪重负。英国不再是世界的金融中心,而是美国,而且英国欠美国巨额贷款。劳合·乔治对此一清二楚。不过,和往常一样,他乐观地认为可以和美国搞好关系以弥补英国的弱点。或许,美国会负责诸如君士坦丁堡海峡之类的战略要地。
另一方面,劳合·乔治参加和会相对较有优势,至少比法国和意大利要好。英国的许多要求都已经得到满足。威胁英国在全球势力的德国舰队、在斯卡珀湾的水面舰队以及哈里齐的大部分潜艇都已经在英国的掌握之中了。德国的加煤站、港口以及电报站也被日本和英国瓜分。劳合·乔治在巴黎说:“如果你12个月以前告诉英国人他们能保住现有的一切,他们会以为你在嘲笑他们。德国海军已被接管,商船也被接管,而且德国殖民地也被取缔。我们的主要贸易对手之一已经严重受挫,盟国成了它最大的债主。这些都是不小的成就。”
还有更多:“我们消灭了他国对印度殖民地的威胁。”19世纪以来,俄国南下的野心一直让英国政客惊恐不安,现在,至少短期看来,俄国已不再强大,而且沿其南部边境及波斯、高加索境内都是英国部队及英国势力范围。
另外,与印度的交通路线空前稳固。战前,英国政策大多是为了保护横穿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及红海的路线,要么像对待埃及问题一样采取直接接管制,要么靠支持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如今这个帝国已经被消灭,但多亏了与法国的一项秘密协议,英国稳稳地得到了它想要的。英国外交部及军队还梦想有新的路线,即横穿黑海到高加索,然后南下或乘飞机经由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如果英军能够快速占领所需领土,这些同样可以得到保障。
由于劳合·乔治反对布尔战争,人们通常以为他不是殖民主义者。相反,他一向以大英帝国为荣,但却没能妥善管理。试图让伦敦管理殖民地的一切是愚蠢而不可行的。要保持帝国强大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允许自治,只在国防及共同的外交政策等重大问题上采取殖民政策。因为自治——他同时在想苏格兰、家乡威尔士和麻烦不断的爱尔兰——各殖民地会心甘情愿地花钱管理自己。在一次演讲中,有人起哄喊道,“让地狱也自治!”“对,”劳合·乔治回击道,“让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国家说话。”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纽芬兰及南非——已经开始部分自治。连印度也在缓慢地向自治过渡,但由于印度种族混杂,欧洲人极少,而且宗教及语言繁多,劳合·乔治怀疑它是否有能力自治。他从未去过印度,对那里知之甚少,但按当时的观点,他认为印度人及其他棕色人种都是劣等民族。
劳合·乔治和大英帝国代表团(4)
1916年,当选为首相后不久,劳合·乔治对下议院说,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可以正式与自治领及印度磋商赢得战争的最佳途径。为此,他打算组建皇家战争内阁,不但是个姿态,同时也很必要。自治领及印度为支持英国作战提供原材料、军火、贷款以及最重要的人力——将近125万印度士兵及来自自治领的100万战士。正如澳大利亚总理比利·休斯不厌其烦地强调,到1918年,澳大利亚阵亡人数超过美国。
到1916年,原本对英国毕恭毕敬的自治领逐渐发展壮大。其人民及其将军已经对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所说的“英军总部的无能及愚蠢”见怪不怪了。他们知道自己对战争的贡献有多重要,也清楚为此付出的血的代价。作为回报,他们希望能够参与对战争及接下来的和平的讨论。英国人民对此表示理解,战前他们鄙视粗俗的殖民地人民以示爱国情结,而现在却对其顽强的生命力表示敬佩。1916年,比利·休斯访问伦敦时成了明星,妇女们高举“我们要休斯回来”以及画有其卡通像写着“没有他的战争都不完整”的标语上街游行。还有南非的外交部长、战士及政客简恩·斯马兹,有人甚至把他看作先知,战争后半期,他大部分时间是在伦敦度过的。虽然,斯马兹曾反抗英国15年,但现在却是劳合·乔治设立的战争内阁委员会中最让人信服的顾问之一。他广受赞誉,劳合·乔治说:“在这痛苦的几年中,他所做的贡献怎么赞扬都不过分。”
停战前最后几天,澳大利亚的休斯及加拿大的博登非常气愤,因为英国战争内阁授权劳合·乔治和鲍尔弗前往设在巴黎的最高战争委员会与其他协约国共同商量对德和约条款,却没有通知自治领。休斯也强烈反对把威尔逊十四点原则作为和谈基础,认为它是“对信仰的严重破坏”。最令自治领领导人恼怒的是,英国人认为他们应该作为英国代表团的一部分参加和会。为了缓和他们的情绪,劳合·乔治提议可以让自治领的某个总理作为英国五个全权代表之一。但选哪一个呢?正如汉克所说:“自治领之间像猫一样互相嫉妒。”博登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有关代表的根本问题在于自治领的地位从未被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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