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长，胡乔木每日打开的头一份报后，便是《人民日报》。
毛泽东阅报时，随手写下种种意见，总是批给胡乔木。胡乔木呢？他阅《人民日报》，随手写下种种意见，总是批给“范、邓、安”，亦即范长江、邓拓、安岗。他的这些信件，到了《人民日报》社，被作为档案保存下来，迄今犹在。
胡乔木是写社论的好手，因此对《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求颇严。1950年6月7日，他给范长江写信，对于《人民日报》送来请他审读的“公私工商业关系社论”以为“写得并不好，原因是没有分析”。他要求“最好是重写”，要说理透彻，“有说服性”，“要把必要的材料成熟地掌握一下，找出逻辑关系来”。他以为，“凡写重要问题的社论必须充分展开逻辑，才有被人接受和重视的理由。”
此后，胡乔木又多次谈及社论的写作。他说：
“写社论。选题是政治问题，怎样写是技巧问题。社论要有分类，各类社论的性质不同，彼此相差很大，对待敌人的社论和纪念性的社论和解决当前问题的社论就不一样。反驳杜勒斯（引者注：美国国务卿）只要驳倒就完了，不能指示他做什么。纪念性的社论只提出一般性的任务，而对国内的实际问题就要提出一些具体任务。”
他还曾这样说及：
“报纸上的社论应当解决当前的问题，不能去解决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其次，社论的篇幅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在时间上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有些社论今天不发表，明天发表就没有意义了，特别在国际斗争方面。社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
那时尚无“社论写作学”之类，胡乔木从自己写作社论的多年甘苦之中，谈了不少精辟之见。
他也很注意评论。他说：
“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报纸的声音。其他的东西虽然也是报纸的声音，但是评论是它的主要声音。”
1951年1月5日，胡乔木致函“范、邓、安”：
“《人民日报》第三版的版面仍未见有显著的改善。其主要原因仍是缺乏思想性的文字，未能成为讨论思想问题的战线。”
1951年3月4日，胡乔木在信中写道：
“评论的沉闷当然首先是因为评论的内容空泛，使人不知道作者究竟在打算叫人干什么，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
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第三版从《开明少年》杂志第六十六期上转载了一段文章，意思是说喜马拉雅山的主峰不应用外国人名称“额非尔士峰”，而应叫“珠穆朗玛峰”。文章用了标题《我们伟大祖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胡乔木看了，颇不满意，写信论述了自己对于标题的见解：
注意标题——这是我对于《人民日报》的一个要求。
今天的报纸第三版有一段文章，题目是《我们伟大祖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这个题目是报纸上许多不好的标题之一。从这个题目人们决不能得到关于这段文章内容的任何暗示，而且也不能引起任何兴味，因为标题里的话是谁都知道的。这段文章正确的标法应当是“《额非尔士峰的名字应与通令纠正》，《额非尔士峰应当恢复祖国的原名》，《用外国人名称呼我国最高峰是一个错误》，《世界第一高峰是谁发现的》，《发现世界最高峰的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等等。
我所以详细指出这个例子，是因为《人民日报》上这类毛病太多了，简直是每一天每一页都有这种题不对文、不着边际、毫无生气的题目。我要求编辑部切实改正这种现象。
只要全部题目（连小题）都是生动醒目的，文章又都是对题而不是离题的，那就表示整个报纸的生动醒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加上短评、信箱、动态、通讯、图注等成分安排好，编排不是故意叫人难受，那么，报纸就会活跃得像春天的大花园一样了。
每天指导着报纸工作（2）
对于《人民日报》，胡乔木几乎到了“管头管脚”的地步，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不断给“范、邓、安”写信。
1950年5月13日，他在信中要求《人民日报》改进广告工作，以期成为“领导全国广告改进的首脑”。
1950年6月25日，他写信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很有益，但每信后面应注明处理情形或意见，如此信已复如何如何，此信已转抄某处某处，此信已请某人某人代复，此信为何为何尚未答复。否则看了就未免令人纳罕。”
胡乔木曾对《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的工作，写过许多这类信件，有时打电话，有时托人转告，有时约见报社领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宣传部负责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工作。”（引自胡乔木1953年12月7日致毛泽东、刘少奇函）
终于累得病倒了（1）
给《人民日报》频频写指示信的胡乔木，在1951年1月8日至1951年3月4日之间，却忽地成了“空白期”；
给胡乔木频频写指示信的毛泽东，在1950年12月28日写了那封关于发表《实践论》的信之后，至1951年3月2日才又给胡乔木写了关于转载萧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的指示信，中间也出现了一段“空白期”。
在这“空白期”——1951年1月中旬至2月底，胡乔木到哪里去了呢？
他的夫人谷羽是这么回忆的：
1950年12月16日，她生下第三个孩子，正住在医院里。这样，胡乔木有了二子一女。他为新生的儿子取名“和平”。和平早产，才七个月，出生后只得养在氧气箱里。
谷羽正忙着照料早产的儿子，一天，忽地传来消息，胡乔木病倒了，送进了北京医院！
胡乔木是累倒的。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差不多天天像绷紧的弦，况且毛泽东的生活昼夜颠倒——白天，胡乔木作为新闻总署署长、###副部长，要办公；入夜，毛泽东开始办公，又常常找他。日子久了，他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笔者曾采访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罗光禄，他也得此症。
胡乔木生活没规律，又得了胃病。那天，他突然胃出血，吐了一盆子血，急急送入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院长、外科专家周泽沼亲自给胡乔木诊治。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瞕也赶往北京医院，过问此事。
经过检查，胡乔木患胃溃疡，已经穿孔，所以造成大出血。大夫认为，应该马上动手术，切除溃疡部分，但是又很担心，因为胡乔木体质弱，已经大出血，怕经受不起大手术。
周恩来总理闻讯，赶往北京医院，召集医生会诊，听取各方意见。
谷羽的答复非常干脆：“开刀！”
知道胡乔木要动手术，那天上午，经过一夜紧张工作的毛泽东，正要上床休息，要值班卫士把他的保健医生王鹤滨找来。
“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胡乔木同志，他病得很重，住进了北京医院。”毛泽东对王鹤滨说，“他可是个大好人哪！”②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王鹤滨随即赶往北京医院，上到病房主楼三层，见到了傅连瞕，也见到了胡乔木。王鹤滨回忆道②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胡乔木患溃疡病，大出血，面色苍白，显得很虚弱。医生护士们正忙着为他作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我走到躺在输送床上的胡乔木同志身旁，他马上要被送入手术室了。
“毛主席很关心您的健康，叫我代表他来看望您。”我握着胡乔木那发冷的、缺少血色的手说。
“谢谢毛主席的关怀，请转告主席，请他放心，不会出事的，要给我做手术。”胡乔木同？##椎牧成舷猿隽诵θ荩朔芏杂械愠粤Φ乃底拧？/p》“请主席放心！”当把他推向手术室时，胡乔木带着笑容又叮嘱我一次。
胡乔木被推进手术室，由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沼亲自主刀。胡乔木的胃溃疡颇严重，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毛泽东关注着胡乔木的病情。除了听取王鹤滨的报告之外，毛泽东还要求北京医院逐日把胡乔木病况报来。
手术之后，又发生意外的情况：胃与肠粘连，可能需要再动一次手术！
体质已很虚弱的胡乔木，能否再经受得住第二次手术？
周恩来闻言，又一次来到北京医院，听取大夫们的意见。周恩来问大夫们，除了再开刀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大夫们终于决定采用别的办法治疗，未动手术，解决了胡乔木的胃肠粘连。
胡乔木本来就消瘦。胃切除大部分之后，更是影响了消化。谷羽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胖过！”
在北京医院住了两个来月，也就成了那一段“空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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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累得病倒了（2）
胡乔木刚出院，便开始工作。毛泽东在1951年3月2日给他写了一信：
乔木同志：
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毛泽东3月2日
萧乾，作家，当时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总编辑。李俊龙则为政务院参事，写了《战斗中的湖南农民》，载于195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这封信表明，胡乔木又开始忙碌了。不过，他尚在休养之中。他和谷羽住到北京颐和园的谐趣园疗养。
谐趣园乃颐和园的“园中之园”，风景幽雅。此园原名“惠山园”，是清朝乾隆皇帝游江南时看中无锡惠山的寄畅园，下令在京仿建。后来，在光绪十九年重修，改名“谐趣园”。园内有涵远堂、湛清轩、瞩新楼、知春堂等十三座亭台楼阁，一泓碧水，游廊曲折，清静古朴，世外桃源。胡乔木在此一住数月，精神为之一爽。
这时，他在中南海的住处，已从静谷迁往春耦斋北面偏西的来福堂，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为邻。后来，又迁往中南海喜福堂住。
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
在颐和园谐趣园疗养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仍不时给胡乔木写信，交办各种宣传事务。
那时毛泽东住在石家庄。
3月14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3月13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受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
3月20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事宜：“（一）宣传会议可自5月5日至15日开十天，如15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五天，否则不要延长。（二）理论教育决定（引者注：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可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三）选集（引者注：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发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花费了胡乔木颇多精力。
《毛泽东选集》最早的编辑者是邓拓。那是在1944年初，经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准，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邓拓主持此事。1944年5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问世。在那样的艰苦岁月，能够印出《毛泽东选集》，确非易事。但是，《毛泽东选集》那时并未经毛泽东本人改定。
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本人亦有此意，何况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也确实需要出版《毛泽东选集》。于是，出版《毛泽东选集》，在毛泽东访苏归来后，郑重其事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主要由毛泽东的三位秘书承担，即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毛泽东本人亲自过问这一工作。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大致上是这样分工的：
毛泽东亲自作修改工作，最后定稿；
陈伯达负责全面编选工作，但没有参与第四卷工作；
胡乔木主要负责语法修辞用字和标点方面的工作，编第四卷时负责全面工作；
田家英负责注释工作，组织了###、近代史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等人员参加。涉及历史方面的注释，大都由历史学家范文澜写。田家英还负责出版及外文翻译方面的组织工作。
笔者在采访陈伯达时，他说，《毛泽东选集》书前的《本书出版的说明》是他写的。文末本来署“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由于考虑到“编辑”两字似乎不妥——毛泽东的文章还要由别人“编辑”？于是他改署“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此后，便一直沿用这一名义。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一些文章，经毛泽东阅定后，在出版前交《人民日报》发表。这便是毛泽东给胡乔木信中所提及的“选集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发表一二篇。”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1951年10月12日出版发行。第二卷在1952年4月10日出版发行。第三卷在1953年4月10日出版发行。
第四卷在胡乔木主持之下，与前三卷不同，先是把全书编定，最后由毛泽东主持通读定稿。第四卷的许多题解以及政治性释文，由胡乔木执笔写成。编辑及定稿工作，在1960年二、3月间进行。1960年9月下旬，第四卷出版发行。
胡乔木为编辑《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出了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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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署名内幕（1）
就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那些日子里，一个盛大的节日来临了——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纪念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三十而立”值得庆贺，而且打败了蒋介石，取得了全国政权，更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