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
如果中国能像印度一样，将发展汽车的劲头用来发展软件产业，那就好了。由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达国家的IT业正在Outsourcing，即将IT项目大量的移到第三世界。据统计，到2015年，仅美国就将有三百多万IT专业职位将移出海外。按每个IT人平均年产值十万美元计算，三百万的IT专业职位，相当于三千亿美元！目前印度是美国的首选，我们为何不能迎头赶上，只要抢到这块“大饼”的四分之一，每年就是七百五十亿美元的产值！
我们在纽约和多伦多都选择了城市的生活。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怪圈”：我周围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同学养车，而周围百分之七、八十的白人同事却不养车，他们大都住在曼哈顿。我最早发现“有钱的老外”不养车的是Juan。一次我和他要出差去波士顿，他告诉我要租一辆车。我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开自己的车去？”他说：“我没有车。”我想，他每年至少赚五六十万美金，为什么不养车呢？他可能看出了我诧异的眼神。“有必要吗？”他反问我。从他开始，我才渐渐发现真正的纽约人多半不养车，真是没有必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新移民一旦有了能力，即使住在纽约，也一定要养车，哪怕每周只开一两次。
人有的时候会分不清手段和目的。开车原是一种手段，特别当公共交通不发达时。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却变成了目的。我有一个同学从美国新州搬到多伦多时，曾先在我那里住了几天。他对我不养车的举动感到非常奇怪。一周后，他找到一个公寓很满意，也在皇后公园附近。但他发现那栋楼里没有停车位。而最近的一个停车场在十五分钟以外的地方。他问我：“住在这儿我怎么开车呢？”我说：“住在这儿，你不需要开车。”他问：“在北美怎么能不开车呢？”我反问：“在北美为什么一定要开车呢？”结果，为了能开车，我那朋友住到了郊外。宁愿每天在路上花两小时到Down Town上班。
还有一次，一个外州的朋友到纽约来玩。让我陪他去看一场百老汇的歌舞剧。其实从我家坐W地铁到剧场，半小时足够了，他非要自己开车。结果堵在路上，一个小时才到，幸亏我有先见之明，早了一个半小时出门。在离剧场大约步行十分钟的地方，有一个停车场，我让他赶快停了。他问我：“到剧场要多久？”。我说：“大概走十分钟吧。”“那不行。”于是他仍然向着剧场开去，结果左转右转，找了十五分钟，才在离剧场五分钟的地方又找到一个车位。我说：“行了吧？”他看我不耐烦的样子：“那你先进去吧。我再找找。”结果他是在开场后十分钟进来的。一见我就兴奋地说道：“我的车就停在对面！真Lucky！（幸运）”我看着他，无言以对……
中国GDP大幅增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有车代表身份”的思维定势，显然无法克制对轿车的强烈向往；从发迹了的田舍翁到政府官员谁也挡不住这种心醉神迷的力量。没有人出来告诉大家，随着能源大变局的到来，就历史的观点看，燃用石油制品的形形色色的常规汽车，无论多么美轮美奂，其实只能算是“尾巴工业”或“夕阳工业”了。没有成为传统型汽车大国的中国，应该像往年发展电子工业那样，跳越没落中的电子管，抓住前途无量的半导体，赶上世界最新潮流；在汽车行业致力发展混合燃料、替代燃料、电力驱动、燃料电池等革新车型，而不是高举“拿来主义”旗帜，赶在“石油时代的黄昏”，拜倒在罂粟花般传统香车魅力之下。
中国汽车年产量在1992年突破了一百万辆。2003年产量达到四百四十四万辆，一举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其中轿车产量二百零二万辆，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五。2004年总产量达五百零七万辆。今后五年在汽车整车方面的规划投资达两千亿元左右，新增长生产能力六百万辆。中国的汽车化进程显然已经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美国调查公司CSM World Wide的报告显示，到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将超过德国居全球第三位，到2015年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二位。多项预测指出，到2020年，中国汽车销量将膨胀到一千五百到两千万辆，很可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
作为对照，在西方发达国家，汽车无疑是主要交通工具，但那种把骑自行车或乘坐公车看成是降低自己身份的观念早已过时。在某种意义上，良好的自行车或公交基础设施是社会文明的反映：它表明一个骑自行车或坐公车上班的公民与另一个坐在豪华轿车里的公民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是交通所体现的公平性。
慕尼黑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百分之六十的人每天都乘坐公交车，百分之二十的人每天都骑自行车。纽约市中心的曼哈顿，或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没有小汽车，都乘坐公交车。如果周末去海滩或乡村等地方度假，就会租车。曼哈顿一百五十万居民中，三十万人拥有自行车，街道不专为骑自行车的人设非机动车道，原则上骑车人与开车人共享道路，并允许在城区工作而距家较远的公民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现任市长彭博常乘六号地铁上班，2002年12月11日，纽约公交工人拟议大罢工，彭博看得开：“不行，我就骑自行车！”
近年来，中国交通运输领域消耗的石油超过了全国石油消耗总量的百分之四十，预期这一比例在2020年可能达百分之六十以上。事实上，能源短缺，石油资源尤其短缺的中国，正在全球石油资源面临末日之际，加速争当石油消费超级大国。与持续膨胀的石油需求相比，中国原油自给能力几乎达到了极限。如今中国剩余可采储量只占全球的百分之二左右，约为二十四亿吨，按目前年产油一点八亿吨到2020年达到两亿吨来估计，中国将在十四年后出现石油枯竭局面。历史正在轮回，中国很快就要回到“贫油时代”。
曾在国内的一份报纸上读过一篇文章，说“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一个‘中产阶层’正在形成，‘美国梦’也可以在中国实现了！而‘中产阶层’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和美国中产阶级一样：拥有一套住房一辆车。”中国的迅猛发展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可我在北美呆了十几年，却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拥有一套住房一辆车”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在美国是否属于中产阶级，据我所知是看你年收入多少。2003年的标准是：单身年收入在四到六万美金，或家庭年收入在五到七万美金之间。除了收入稳定，拥有一定的财富外，还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自由的意志以及普遍的社会关怀。中产阶级成为社会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并不单因为口袋里的钱财，还要具有“一定的知识资本与社会关怀”。至于是否拥有房子或车子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喜好，取决于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我还要再重复一遍，一旦你可以“Do whatever you like and go wherever you want”（干你喜欢干的事情，去你想去的地方），从所谓“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你的“美国梦”就真正实现了！
“你是哪里人？”——从“你不像上海人”谈起／小玲／
出国前我一直生活在上海，周围的同学朋友也大都是上海人，从来没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有时和亲友到杭州、苏州、南京等地游玩时，偶尔会在耳边听到：“他们是上海人。”除此之外，我很少会想到自己是上海人。
1990年12月7日我来到克利夫兰和思进团聚。思进和同学Jean开车来机场接我。Jean是我到美国后认识的第一个中国人，东北来的，感觉格外的亲切。很快就和她、她先生成了朋友，时常在一起玩儿。一次聊天，Jean突然说道：“你不像上海人。”我感到很奇怪，忙问：“是吗？为什么？”她没有说下去，我也就没有再问。只是想，大概是因为我小时候和奶奶在一起生活，她是老北京，尽管在上海多年还是一口京腔；父母又曾在文艺界，平时说普通话为主；而和思进又是一直说普通话，可能是因为我的普通话没什么上海口音，才“不像”上海人吧。其他就没再多想。
半年后搬到了纽约，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全国各地都有：北京的、天津的、东北的、广东的、福建的、江浙的等等。经常听到他们说我不像上海人。我还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直到一次看到一本书，书里提到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上海人”是精明爱算计，爱斤斤计较的代名词。李鸿章曾说过，对上海人最高的评价就是“你不像上海人。”这才终于明白了，原来“上海人”是个贬义词。“不像上海人”是在夸你呢！可仍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
一次次被“夸”不像上海人，使我开始对各地方的人特别进行了观察。可再怎么研究也没有发现各地方的人有什么明显及本质上的不同。那所谓“上海人”的典型特点，在其他地方人的身上也有呀；我周围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中可是什么样都有，好像根本就无法归纳起来。渐渐地我得知，原来国人对其他各个地方的人也有一些“尊称”，如传统的：“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及“西安‘闲’人”（游手好闲之人）；到当代的什么“到了东北才知道自己胆儿小”，好像东北人各个是胆大妄为的主；“到了广东才知道自己钱少”，好像广东人各个腰缠万贯。看来为一个地方的人“定性”是中国人的普遍习惯。
六年后移民去了多伦多。开始时我在乔治布朗学院读书，同学中有不少从香港来的同学。那时我还不会说粤语，和他们都是用英语交流。一次一个香港同学问我：“你是日本来的？还是新加坡的？”我说我是大陆来的，上海人。她说：“不会吧，你一点都不像大陆人。”在多伦多时我们认识好些香港台湾的同学朋友。常常听他们说：“你们一点都不像大陆人。”怎么回事，这到底是在“夸”我还是“损”我？好不容易弄明白中国人爱为一个地方人“归纳定性”的我又开始糊涂起来了。
四年后回到纽约，又回到了学校，继续在Hunter College读书。同学中有不少日本人。一次，当我从学校图书馆出来时，几个同学迎面走来，朝着我叽哩呱拉说起了日本话，我一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最后我用英语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不懂日语。”他们才仔细地看着我讪讪地离去，那神情仿佛是不相信他们会认错了人。还有一次在Bloomingdale’s买房间里的装饰品。付款时，一位白人收银员问我：“你是日本人吧？”。我不假思索地答道：“不，我是中国人。”她不甘心地又问：“是中国什么地方？”“是中国的上海。”
目前我们住在曼哈顿罗斯福岛上Manhattan Park的公寓里。一天，楼里进行每年例行的空调清洗。两个检修工进来了。其中一个比较喜欢闲聊，一边做工一边和我说开了。他一会儿赞叹我们家的餐桌漂亮；一会儿说他喜欢我们Console Table上的台灯；眼睛还盯着思进的最爱：一套Nakamichi音响和他收集的那几百张CD，看个没完。临到工作快结束时，他问道：“你是日本人吧？”我很礼貌，但语气坚定地回答：“不！我是中国人！”
一次次被香港人评价为“不像大陆人”；一次次被“外国人”错认为日本人，我开始领悟到，虽然英语里有一句老话：“To judge a person individually not where and what they are。”可对各个地方人进行归纳并非仅仅是中国人的“爱好”，而好像是人类普遍的本能吧。英语里有两个词儿可以表达这个意思，Discrimination和Stereotype。Discrimination是带贬义的；而Stereotype稍微中性一些。那么一种Stereotype是怎么形成的呢。
记得在一份中文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说是在纽约居住着上百个国家的移民，大家普遍认为华人开车最喜欢按汽车喇叭；而黑人最喜欢超速；南美人酒后驾车的最多。但据科学的统计之后并不是那么回事。那这种“普遍”认为是哪里来的呢？文章的作者曾和一个老美聊天，说他第一次去唐人街时，汽车喇叭声和乱穿马路的行人使他“Very Impressive”（印象非常深刻）。随后一回生、二回熟，逐渐就将这个特点和华人连在了一起。这事往深一想，在唐人街，由于拥挤，一些新移民将国内乱穿马路的习惯带了过来，汽车为避免撞人，能不按喇叭吗？一旦汽车离开唐人街，到了地广人稀之处，谁还会按喇叭呢？
至于所谓“上海人”特点的形成原委，余秋雨早在《上海人》里就写得淋漓尽致了。只是时过境迁，整个大环境的变化，“上海人”本身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上海热线”的电子公告栏中曾有一个“上海人的100个缺点”的话题，其中关于上海话的就有三个：“在外地旅游时肆无忌惮地大声说上海话”，“当着外地人的面讲上海话”，“只要遇见上海人就讲上海话”。原本，讲上海话是否是个缺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我最近在网上一篇文章里却看到：“现在不会讲吴语的上海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上海人普遍没有吴语朗读能力，甚至听不懂吴语的书面语，反称吴语词汇少、有些词不能说。”其实，哪怕在十几年前，我就注意到在上海，在大学教授间，在政府官员、公司经理这样的社会高层人士的日常交流中，尽管他们可能都是上海人，他们都能熟练运用上海方言，但他们还会选择普通话进行交流，尽管有时候他们的普通话也不是非常的标准；在普通市民中，像售货员、服务生、公交司机这样从事服务性质的人员，尽管他们会普通话，而且普通话可能是非常的标准，非常的流利，但他们还会选择上海话。好像普通话代表着文化，代表着精英意识；而上海话就代表着市民气，代表着俗气。思进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