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英尺，目前仍然完整无缺。除了近两千年的风霜在石头上刻下的斑斑绿锈，这面墙简直就像昨天刚完工一样。墙后面是一整座山坡挖掘而成的一道斜坡，顺着山势恰好形成一道道天然的石阶，大约可容纳一万名观众。
最开始，剧院的座位顺序是根据社会阶层来决定的。长官和地方议员坐前排，接着是牧师和商业行会成员，然后是一般民众。而坐在最高处远离贵宾的是乞丐和妓女。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项规定已经改变了。座位不再依照阶层而定，而得看你出手的速度。可以想象，入场券肯定是早早地被抢购一空，想买到票，得早做决定，快快动手。
我们尚在犹豫不决，克里斯多夫这位习惯军事化生活的朋友，已经在门票售罄前为我们买到了票。他打点好一切，给我们下了开拔令：六点出发，七点半在奥伦奇镇（Orange）的玉兰树下晚餐，九点前进入剧院。带上椅垫，防止屁股饱受石阶之苦。中场休息有饮料供应，凌晨一点左右返回基地。
当有人上上下下一手操办，你只需要奉命行事时，参加活动就成了一种解脱和愉悦，这次演唱会正是如此。我们六点准时出了门，一小时后到达奥伦奇镇，发现全镇上下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每个餐厅都熙熙攘攘，挤满了人，临时加的餐桌和椅子已经延伸到了马路上。在马路上开车成了一场严峻的考验，怎么才能够通过道路而不撞到服务生呢？表演开始前的两个多小时，成千上万的观众手捧野餐盒与椅垫朝剧院蜂拥而去，餐厅也为专门来听帕瓦罗蒂的听众们准备了特别菜式。奥伦奇镇摩拳擦掌地一心等待好戏开演，这个时候，天空开始下起雨来。
这里已经好几周没下雨了，当第一滴雨落在满是尘土的马路上时，全镇都抬起头看着老天爷的脸色――服务生、司机、卖椅垫的、当然也包括艺术大师他自己。真糟糕！他会打着雨伞演唱吗？乐队该怎么用潮湿的乐器来伴奏呢？指挥能用滴着雨水的指挥棒来指挥吗？雨继续下着，你可以感到人人都屏住了呼吸默默祈祷。
但到了九点，雨已停了一阵子，剧院上方无尽的夜空里出现了星星，我们随着众多音乐爱好者慢慢涌进剧场入口。剧院四周到处是贩卖“帕瓦罗蒂”的小贩――CD唱片、录音带、海报、T恤……除了“我爱帕瓦罗蒂”的保险杆贴纸之外，各式流行商品应有尽有。
人流走走停停，好像入口处有障碍物一样。进入剧院，我才了解这是为什么。因为你会不由自主地在舞台前方停几秒钟，来领略观众席巨大的全景，体会一下帕瓦罗蒂将看到的场景。
黑暗中有成千上万张苍白的脸孔，形成一排又一排的半圆，愈往上愈远，渐渐消失在夜色中。从底层座位往上看，有一种倒挂的眩晕感。石阶陡峭得令人无法置信，观众仿佛悬挂在半空中，随时可能失去平衡跌落下来。他们发出的声音很古怪，比耳语大声些，又比正常说话小声些，只听见一阵连续不断的嗡嗡声在石墙间回旋，声响已被石墙放大，这种感觉恍如掉进了满是人的蜂窝。
我们慢慢爬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比表演台高出100英尺左右，正对面的墙上高高挂起一个壁龛，里面是一尊凯撒大帝的塑像，被探照灯照得雪亮，他身穿皇家长袍，挺立而站，伸展双臂迎向人群。在凯撒大帝时代，奥伦奇镇大约有八万五千人，现在锐减为不到三万人。而此刻，大多数居民似乎正在寻找可以坐下的石头。
一位带着条歌剧风格腰带的女士，刚刚爬上高高的石阶，气喘吁吁，她一屁股瘫倒在我旁边的垫子上，用节目单扇风。她是奥伦奇镇人，圆滚滚的脸庞，情绪高昂。她说以前到奥伦奇剧院来过好多次，但从未见过这么多的观众，她扫了一圈在场的人头，说肯定有一万三千人。哦，真是老天保佑，雨停了！
乐队出现在舞台上，开始调音，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乐声片断在观众满怀期望的哼唱中传来，尖锐而清晰。随着铜鼓长长的一声轰鸣，乐队嘎然停止。乐手及观众不约而同地朝后台看，黑色幕帘盖住了凯撒塑像下方的主入口，观众们齐刷刷地把脖子往前伸，好像经过彩排般整齐划一。指挥从黑色帘幕后面现身。
掌声再次响起，从我们后方和上方传来一阵尖锐轻浮的口哨声，旁边的妇人不耐烦地发出嘘声。“又不是足球赛！真可恶！”事实上，这可能和传统有关，因为口哨声来自乞丐和妓女区，并非应该发出高贵掌声的上流社会区。
乐队开始演奏唐尼采蒂（Donizetii）序曲，优美的音乐在夜空中回荡，剧院接受着乐声的洗礼，每一个音符都被真实地放大，完整地展现出它的原貌。其中如果出现任何错音，几乎每个奥伦奇镇居民都会知道。
指挥向观众鞠躬，缓慢地走向幕帘，那不到一秒钟的瞬间，全场一万三千名观众鸦雀无声。在一阵忽然迸发的叫好声中，他出现了――黑发、黑胡须、白领带、燕尾服、左手拿着一块巨大的白色手帕。他向观众席伸开双臂，然后合上手掌，鞠了一躬。帕瓦罗蒂准备开唱了。
然而，从乞丐与妓女区传来口哨声还没停止，还是那种两根手指放在嘴里，用来招呼计程车的口哨声。我身旁的女士坐不住了，呵斥他们为“剧院流氓”，冲他们发出嘘声，乞丐与妓女区也针锋相对地传来一大片嘘声。帕瓦罗蒂静静等待着，头微微低着，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指挥举起指挥棒，在最后几声大胆的口哨声中，演出开始了。
帕瓦罗蒂唱道，“Quanto è cara， quanto è be11a”，听上去是这样的轻松，明亮宽广的声音把偌大的剧院变成了一个小房间。他站得很直，重心完全放在右脚上，左脚跟稍稍离地，手帕在空中挥舞，真是一场令人心旷神怡的完美演出。
当曲子的最后一个音符袅袅消失时，他的头向上轻轻晃动，脸上笑容可掬，双臂向前伸开，然后把手掌合上，向观众点头致意，最后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和指挥握手致谢。当晚所有的曲目都是以这样的仪式结尾。
歌声又起，这一次，观众的掌声尚未完全消散，他已在指挥的护卫下走向帘幕后的入口，消失在门后。我猜他是进去让他的声带小歇片刻，可能还要来一勺滋气润喉的蜂蜜。但是旁边那位女士却想得完全不一样，她的一席话在后来的两个小时里一直撩拨着我的好奇心。
她说：“我觉得他正趁着演出间隙吃顿小小的夜宵。”
我说：“夫人，不可能！”
“嘘！横笛开始演奏了。”
这支曲子结束时，那位妇人又回到她那套理论上来。“帕瓦罗蒂是个大块头，也是位美食家。演唱会又那么长，像他这种天使般的唱法可是很累人的。所以他在后台私下里加餐补充体力也是合乎情理的。如果你认真研究一下节目单，就可以发现曲目和曲目之间实际上安排了六道充足的点心时间。而这个时候舞台上的乐队就得用演奏娱乐观众，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我仔细瞧了节目单，不得不佩服那妇人独特的见解。确实，在咏叹调和咏叹调之间，隐藏着这样一张菜单：
与帕瓦罗蒂共进晚餐（2）
唐尼采蒂
（蓟菜色拉）
西利亚
（番茄白豆蔬菜汤）
中场休息
（威尼斯式鲽鱼）
普契尼
（磨菇青豆炖鸡）
威尔第
（奶酪）
马斯内
（柠檬冰沙）
安可
（白兰地咖啡）
除此之外，还有更显而易见的证据说明这种歌剧晚餐的说法并非只是该女士的异想天开。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一直以为帕瓦罗蒂手里拿的是一条手帕，而实际上它比手帕大，要大得多。我把这一发现告诉身旁的女士，她点点头表示同感。
她说：“显然，这是条餐巾。”把这个问题盖棺定论之后，她往后一靠，舒舒服服地享受剩下的曲目。
帕瓦罗蒂真是令人难忘，并不仅仅因为他的歌声，还有他展现给观众的独特台风，比如，他偶尔会不照谱唱，离开时会轻拍指挥的脸，每一次退场、进场时间拿捏得分秒不差。有一次曲间休息后，他回到台上，脖子上围了一条长长的蓝色围巾，一直垂到腰间。我以为是挡风用的。
身边的女士显然更了解他。“他一定是不小心打翻了调味酱，所以要用围巾来盖住白衣服上的痕迹。他真可爱，不是吗？”
正式演出已经结束，但乐队仍然逗留在台上。乞丐与妓女区传来一阵坚持不懈的喊声，“威尔第！威尔第！威尔第！”这一回，全场的观众都齐声应和，直到帕瓦罗蒂再次出现，加演了第二首，《我的太阳》（Nessun Dorm，O solo Mio）。观众狂喜，乐团深鞠躬，明星最后一次行礼，演唱会正式结束。
退场花了我们半个小时。我们出来时，看见两辆豪华奔驰轿车正驶离大剧院。“我敢打赌，一定是他！”克里斯多夫说，“你说他会去哪里用晚餐呢？”他当然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坐在那位女士旁边，所以他不知道幕帘后面发生的事情。一万三千名观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帕瓦罗蒂共进晚餐。我真希望他能再来奥伦奇镇，下次最好能把菜单也印在节目单上。
第十五章
喝茴香酒一定要有温暖的天气、充裕的阳光和时光停滞的幻觉。对我来说，唯一应景的地方就是普罗旺斯。
一堂茴香酒课（1）
巨大的法国梧桐树阴底下，摆着几张白色的铁桌子和旧藤椅。晌午时分，一位穿着帆布鞋的老先生慢吞吞地走过广场，脚下扬起的灰尘悬在空气中，在阳光下更显清晰。服务生从《队报》（L'équipe）中抬起眼来张望，不紧不慢地走过来帮客人点餐。
他回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小玻璃杯，如果他够大方的话，会倒满四分之一，加上一个还淌着水珠的水瓶。把水倒进酒杯，酒的颜色开始变混，那是一种介于黄与灰之间的颜色， 然后，一股刺鼻的大茴香甜味冒出来。
“干杯！”你喝的就是茴香酒，普罗旺斯的精华。
对我而言，茴香酒最烈的地方，不是茴香，也不是酒精，而是喝酒时的气氛，在哪里喝，怎么喝。我无法想象在匆忙中唱它，也无法想象在复汉（Fulham）的小酒馆或纽约的酒吧，或其他任何需要穿袜子才准进入的地方喝它，那样喝就会走味。喝茴香酒一定要有温暖的天气、充裕的阳光和时光停滞的幻觉。对我来说，唯一应景的地方就是普罗旺斯。
搬来这里以前，我一直把茴香酒当成法国的日常酒，一种由法国两家大酒厂——贝合诺（Pernod）酒厂和里卡（Ricard）酒厂――制造的国酒，仅此二家。
后来，我陆陆续续喝到过其他牌子的酒，卡萨尼（Casanis）、加诺（Janot）、卡尼尔（Granier），让人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种品牌。我在一家酒吧数过有5种，但另一家则有7种。每一个我问过的普罗旺斯人，都是此中的专家，他们个个都用肯定但实际上未必正确的语气告诉我不一样的答案，而且都不会忘了对他们看不起的品牌大加诋毁一番。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一位茴香酒专家，他碰巧也是位有名的厨师，所以上他的茴香酒课十分有趣。
米歇尔·波斯先生出生在亚维隆附近，后来搬到几英里外的卡布雷尔村（Cabrières）。在镇上开了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餐厅，到现在已经有12年了。每年，米歇尔都把盈利重新投资到餐厅里。他搭了一个大大的露台，拓宽厨房，加盖了四间卧房，供疲劳或玩疯了的客人休息之用。这样一来，他的餐厅变成了一个自在舒适的地方，生意自然兴隆。
尽管餐厅一再更新，除了偶尔在夏季游客潮中弄点别出心裁的花样，有件事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餐厅前的酒吧仍是村民聚集的地方。每晚总有许多晒红了脸、穿着工作服的人到这里来逛逛，他们不是来吃东西的，只是为了边喝酒边讨论滚球比赛。而他们所喝的酒一定是茴香酒！
有天晚上，我们看见米歇尔在吧台后面，主持一个非正式的品酒大会。他排出了七八种酒挨个来考验老酒鬼的品酒能力，其中有些牌子我压根儿没见过。
品尝茴香酒可不像在波尔多（Bordeaux）和勃艮第（Burgundy）酒窖中的品酒仪式那种安静神圣。米歇尔得提高噪门，才能压过吧台前的杯子碰撞声和咂嘴声，跟我说话。
“试试这个。”他说。“就像妈妈在家里自制的那种酒，是佛卡吉儿产的。”他从一只装有冰块还滴着水的金属壶里把酒杯倒满，从吧台那头滑过来。
我啜了一口，老天，这就是妈妈们会做的酒？只要喝个两三杯，我铁定得躺倒在楼上的卧室里。我说，这酒味道很烈！米歇尔让我看看酒瓶，45度，比白兰地还烈，不过还没达到茴香酒的酒精标准，和米歇尔以前喝过的酒比起来，温和多了。
米歇尔说，只要两杯这种酒，嘿，保证能让一个大男人直挺挺地倒下去，脸上还带着微笑呢！不过此酒很特别，从米歇尔的眨眼暗示中，我感觉到这酒并非完全合法。
米歇尔突然离开吧台，好似陡然想起烤箱里还烤着奶酥，他回来时，带了些东西摆在我面前的吧台上。
“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吧台放着一个螺旋形的酒杯，带着短短粗粗的把儿；一只更小的玻璃杯，矮矮胖胖的，不过一个顶针那么宽，两个顶针那么高；还有一支像是被压平的锡制汤匙，上面对称地打着孔，平头下有个U型的结。
“这个地方在我接手前是家咖啡厅。”米歇尔说，“我们在打墙时发现了这些东西，你以前见过这些东西吗？”
我看不出那些是什么东西。
“在从前，所有的咖啡厅都有这些东西。它们是用来喝苦艾酒的。”他把食指弯起来在鼻孔附近挖，这是喝醉酒的标准动作。他拿起那两个比较小的酒杯，“这是用来量苦艾酒的老式量杯。”我接过来，沉甸甸的，很结实，像个铅块。他拿起另一个杯子，将平头汤匙平放在上面，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