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民主。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民主化。 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基本上是近二十年的事情。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那麽，中国民主化为甚麽如此之难？有人说是因为传统文化包袱太重，民智未开；有人说是统治精英，尤其是有巨大既得利益的权力精英拒绝民主；也有人说是对民主内涵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如一党民主与多党民主之争，极权民主与自由民主之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争，全面民主与自由民主之争，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争。也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失职，至今未能找到中国通往民主化的路径。
还有人提出，中国由於缺乏民主的传统，教育文化水平很低，因此实行民主只能自上而下，关键在於说服执政者推行民主。只要龙头动起来，身子和尾巴就会跟上。这种精英主义的思路不要求执政党先民主起来，但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全寄托在少数领导人身上。这是戊戌变法式的政改思路。上述这两种思路的共同特点是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里，最大的政治阻力必定是自上而下的。正是这种体制，才是各级在位者利益的制度保障。
由於上述两种思路在中国至今未取得重大进展，於是另一种思路应运而生。这就是以村民自治选举和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为核心内容的基层民主优先论。与以上两种思路不同，这种思路是自下而上的。其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有八亿多农民，如果不能把这些人纳入民主制度中来，民主政治就无法在中国生根；另一方面，在农民中推行民主触及的既得利益较少，离政治体制和重大利益的核心部位距离甚远，因而启动起来阻力较小。这种思路在理论和实际中都碰到了重大难题。在理论上，农民常常被公认是中国民主化的‘包袱’。一些人常常以中国有那麽多农民为理由，拒绝实行现代民主。那麽，为甚麽民主要先从农民开始呢？回答它要麽得承认过去那种认为农民民主素质差、文化水平低、不适应民主的看法是错误的；要麽需要承认在农民中推行的民主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在现实中碰到的困难更大。已颁布的关於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定，由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须接受同级党组织（村党支部）的领导和乡一级政府的指导。换言之，就算选举是自由、公平和竞争的，产生的不过是村党支部的下属机构，怎能享有不受乡政府干预的自治权？前年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举世瞩目的直选乡长尝试，被宣布为与现行法律相抵触不得推广。由此看来，向往中的由村、乡、县、市、省乃至中央逐级上行的民主化道路至少在短期内不可能取得重大突破。民主化的极端紧迫性与民主化单一有效路径的阙如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传统的经济体制已突破，从政治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突破的转变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认为当务之急不是提出思路，而是提高对民主的认识，在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中推进民主进程。我们认为，民主是指一个团体的成员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依照程序来作出并修改团体决策的过程。民主不是保证决策绝对正确，在现实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经常是多数服从错误，但是民主可以保证错误的决策按照预定的程序得到修正。所谓民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建立这种有效、快速修正错误决策的程序。民主不是保证一次决策的正确，而是靠灵活的反馈趋向正确。不民主的弊端不是决策者的决策每次都错误，而在于他有错之时不能按预定的非暴力程序修正。民主不是期盼明君、清官，而是人民通过预定程序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权力，用权力制衡权力。不要期望在短期内民主的进程有多快，中国在一定时期内还会用强权来推进法制和民主，这种强权有时可能践踏法治的尊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是要建立有效、快速的决策程序和修正错误决策的程序。
民族有没有‘灵魂’？
1。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谈论了，社会进步需要发展经济，同时需要法治、民主、道德建设，经济是基础。中国需要法制建设，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加大了执法的力度，我们赞成这种做法。但是鉴于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通过一些简单明快的做法以推进法治，尽快树立人们的法治观念会更好些。我们认为在中国，法治的思路是：一
些简单明了的法规作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动规范，而其他众多的法律只能作为仲裁的依据。
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中央早就提出来的，但是空洞的道理和口号已无法满足现代人的需要，更无法渗透人的意识中去。关键是建设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或者说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新的内涵。
中国的传统文化曾经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但是这种文化的长期凝固又束缚了社会的发展。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是什么、核心是什么？对此许多人都在研究。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是‘道德’二字。按照道家的观点（注意道家和道教、佛家和佛教是不同的，前者都是哲学派系，后者则是不同的宗教），宇宙本原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但却又非物质，亦非精神，而是物质与精神的共同本原，这本原被称之为‘道’，而‘德’则是‘道’发挥出的效用，道与德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如同火与光的关系。宇宙本体的道是无为的，是不存在意志倾向的自然而然，所以才能产生总体的统御能力，产生无所不为的统御德效。道德观是道家的宇宙观。正是基于此种宇宙本原观，也就导致了道家的人生观和方法论，也就产生了具体到人的道德观念。天道无为，故而天道无所不在。天道无为，故而天地长久。人道有为，故而人心多欲，人心有为，故而短暂。若要人生长久，就必须人道去符合天道，人心合天心，即‘天人合一’。
有人计算过，人类历史上共出现过21种文明，其中14个已经绝迹，六个正在腐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几千年来，华夏文明受到了多次的冲击，但她始终没有陨落。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的同化力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道德观，以及佛家和道家两种至高哲学思想的结合，曾经造就了长期繁荣的华夏文明。时值今日，越来越多国家和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所涵的崇高智慧，身为华夏子孙我们为此感到自豪，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文明和文化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2。民族需要‘招魂’吗？
既然民族有兴衰，那么他就应该有‘灵魂’，同样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灵魂，这个灵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有人说‘五四’运动打碎了中国社会中旧的封建文化的东西，中华民族已经丢弃了旧的灵魂，但是新的东西并未建立起来，因此需要为民族招魂。我们基本赞成这种说法。上下五千年，在很长的时期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直到在清末中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剧烈碰撞，中国似乎一夜之间成了谁都可以宰割的绵羊。我们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屈辱、无穷无尽的痛苦。中国为什么会落后，通常的说法是晚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国民政府卖国求荣。还其他的说法比如说文化保守，是孔夫子的错。刚听是有点道理，但细想英国文化也很保守，并没发生伦敦大屠杀。另外一些说法主要是科技不行、教育不行等等，这些说法都无法解释。辩证法认为，有果必有因，一件事既然能发生就一定有其合理性。
几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都在为华夏的强盛奋斗，要打碎旧的东西。的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消极的东西，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在对佛家、道家诠释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消极方面。
中国的发展历程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社会也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管哪一个民族，其发展必须要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我们说人定胜天是指充分了解和利用自然规律，从而最大限度地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类制定的法律和道德不可能高于自然法则，所谓适者生存。一个民族的兴衰灭亡和一个物种的兴衰灭亡并无不同，法律和道德并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不存在合法与不合法、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
对于中国为什么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常说中国国情，这国情是怎么来的呢？从中国的地理环境说起。上天过于眷顾中国人，赐予了这块非常之好的土地。西北是高原山脉、东南是海洋，有难以逾越自然屏障，中华文明的孕育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地大物博、土地肥沃，气候又好，要什么有什么。只要勤劳，基本生存不成问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中国是常识。在这样的土壤里滋长的文明就是中国的国情。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维模式：一是中国即世界，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思维得到确立。二是中国人从百家争鸣的学术界中选择了独尊儒术。儒术不是那一个统治者强加给中国人的，是国情的最终选择。中国人认为统一了中国就是统一了世界，就世界大同了，中国之外都是化外之民，是夷蛮，无须理会。这就是中国的孤立主义，也是日后长期闭关锁国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影响更为深远，直到现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儒释道价值体系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行为准则。那么，表述为“仁义”、“中庸”、“忠恕”的儒术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中国人到底为什么选择了“崇古守旧”的儒术？
在中国人尊崇的文化里，禁止竞争原则。所谓禁止竞争原则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竞争行为，包括战争、掠夺、诉讼、经商、甚至人口流动等等，并鼓吹无原则地保护弱者。因此中国人一直以“锄强扶弱”等行为为荣。自然法则是留优汰劣，而这一原则直接的结果就是留劣汰优，并由此衍生出“明哲保身”、“枪打出头鸟”、“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哲学等。因而强者很难在中国生存，就算偶尔能活下来也会冠以“暴君”、“枭雄”的恶名，绝不会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如果利益冲突要发动战争，还要出师有名，挂上“仁义”的牌子才能出手。中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道德标准呢？答案很简单：既然中国人一开始得到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就没有必要去改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中国人需要的只是维持现状的秩序，禁止竞争原则体现的就是这种秩序。从而，既然中国不存在“生存空间”的问题，既然无需为生存而奋斗，那麽精力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呢？都用在审美方面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雕刻、刺绣、礼仪、建筑、以及其它文学创作等等。这些东西成了中国高度文明的象征，也是现在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人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结晶”就是指这些东西。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连饮食也成了文化，发展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
再者就是道德挂帅原则。这一原则就是制定一套高不可攀的、无人做得到的道德标准，说这是圣人定的，然后叫大家按标准执行，反正向圣人靠拢准没错。而且评判一个人的价值就用这一套，至于这个人的实际贡献和能力只能作为参考。中国人选择这一原则的原因和为什么选择第一条原则一样，如果先考虑贡献和能力，就很容易引发竞争行为，对现有的秩序造成冲击。如果将道德标准定得太低，人人都能做得到，那就没法评判一个人价值的高低了。这一原则对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很大影响，主要有两点：首先，中国人变得虚伪，在公共场合一般都不说实话，并养成了搞形式主义的恶习。因为标准太高，根本无法执行，那就只能在别人面前做门面工夫。这一点至今还是有过而无不及。其次，中国人变得不切实际，并养成了自虐的习惯。既然是道德挂帅，当然是人人追求德高望重，人人都要以德服人，一技之长的只能算是下等人了。譬如说，在一个企业里，有两个人的工作成绩都差不多，但其中一个人经常抱病加班，直到不支吐血给送进医院，毫无疑问，受到肯定的就是这个人，因为他“表现好”。根本没有人意识到是不是他的工作能力有问题。这就是自虐意识，不管绩效如何，也不管有没有必要，废寝忘食总没错。
还有就是血统原则。这个原则容易理解，就是“君权”、“父权”、“宗亲”等。这一原则主要应用在生产关系方面。生产关系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产品如何分配、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关系都由宗族等血统关系来决定。虽然可以通过农民战争等手段改朝换代，但是由血统来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不能改变。中国人认同这一原则的原因和前面说的一样：“国情”！直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血统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各个层面的应用：“关系网”、“人情网”、以及等级森严人际关系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只要以这种“国情”为根基的文化仍然主宰着中国人的价值体系，生产关系的实质就不会改变，就会长期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大多数中国人仍会拒绝竞争，厌恶竞争。看看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对“下岗”和“入世”的看法，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抗拒引入竞争机制，就会明白为什么国企改革这么难。
中国之所以曾经强盛，是因为中国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圆如太极的文化；中国之所以落后，同样是因为相对封闭而又十分富裕的地理环境和它滋长了封闭保守的文化基因，从而令中国人的精神日渐堕落、麻木不仁，最后沦为“东亚病夫”，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