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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在盘剥的哥的生命
是谁在盘剥的哥的生命
北京近日连发几起的哥在开车途中猝死的悲剧，不过，这样的消息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在一阵唏嘘感叹之后，便又被大量的别的大小新闻所淹没。只有一个人，一个叫强磊的人，对此大声呼吁。他是北京市的一名政协委员。他早在今年年初就向市政协递交过《我市出租车司机的工作条件和经济状况亟待解决》的提案，可惜并未得到重视，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和改观。现在，面对的哥的猝死，他将再次提交提案。强磊先生，让我尊敬。
强磊先生让我尊敬，还在于他已经付出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放弃自己开车而专门打的，脚踏实地地摸清出租汽车行业第一手的资料。他已经走访了北京市的6家出租汽车企业，调查了200多位的哥，他以不可躲闪且确凿结实的数据，指出了近日来的哥在行驶途中猝死的悲剧并非偶然，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并切实地着手去解决。
他告诉我们：的哥基本没有节假日，平均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月工作时间427小时，比法定的252小时多168小时，一年工作585个工作日，是法定工作日220天的两倍半。这样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行业，几乎都很难出现的超负荷的工作量，的哥的生命怎么能够不受到残酷的伤害？
其实，对于的哥的工作条件和经济状况以及生命中亮起的红灯警示，我们大家都是多少知道一些的，任何一个乘坐过出租车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从的哥的嘴里听到过他们无可奈何的抱怨，几乎都知道一辆夏利出租车的一个月的车份钱就要4000多元，再加上油钱等各种费用，的哥每天早晨一睁眼先欠着出租车公司好几百块钱，不跑上8、9个小时，自己是挣不到一分钱的，不加班加点，他们有什么别的法子呢？这是尽日人皆知的事实，便似乎众口铄金般成为了合理的现实，很少再有人过问、改善和解决，使得的哥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新时代的“祥子”，拉车的一睁眼想的就是上缴给拴车老板的份子钱。问题是，是谁给了出租汽车公司一辆夏利出租车一个月4000多元车份钱的权力？又有什么样合法合情又合理的依据？是个傻子也能算得清这笔帐：购买一辆夏利要花多少钱，的哥上缴多少月的份钱就可以把车钱赚回来，而一辆夏利要跑多少年报废，出租汽车公司从每一个的哥身上能够榨取多少油水……为什么能够允许那么多大小出租汽车公司泛滥成灾又横行于世，去眼看着他们如此暴利肆意盘剥的哥而熟视无睹？
缺乏科学性的城市管理，已经变成了人们说的：领导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对出租汽车公司管理的放任与无序，是必然出现的表象；对如的哥这样弱势群体的漠视，便成为了我们盘剥的哥生命的共谋。如今的新儿歌云：你拍一，我拍一，大家都说GDP，资本时代里热衷的经济利润指标，并不能够完全代表着一个社会真正步入现代化和人性化。
我说我们成为盘剥的哥生命的共谋，不仅在于上述的经济立场上的膜拜利税和闲贫爱富，还在于我们社会文化的立场已经偏斜。在一个混乱了是非、混淆了道德的文化背景中，小资的情感成为了消费，明星的隐私成为了资源，中产阶级之梦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种转喻方式，我们便能够手到擒来一般随便在的小报刊和电视电台里，远从戴安娜克林顿、近从赵忠祥高峰那里得到秘密的分享和咀嚼，哪里还在意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的哥的生命每日都在受到缺乏人道的威胁。的哥猝死在开车道中的悲剧，远不如演员醉酒后开车车祸死于立交桥下的新闻，更有兴奋点，更让人津津乐道。正义、良心、悲悯、同情弱者，为底层奔走呼吁……这些自古以来值得崇尚的文化立场与品格，就这样远离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所以，强磊先生值得尊敬。越来越多的强磊出现，不仅是的哥之福，也是社会之福。强磊先生带有孤军奋战色彩的行动，不仅在揭示的哥猝死的原因并在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渠道和方法，同时让我们重新思考在资本时代人们如何不成为冷漠的经济动物。仇富和均贫富，当然都不是社会的良好心态，但拉大贫富的差距或视贫富差距而不顾，乃至把屁股都坐在富人的凳子上，把媚眼都施予富人的身上，也不是我们现代化社会的追求。强磊先生还以他的实际行动，启示我们如何让以人为本不仅仅成为一种动听的书面语，让正义、良心、悲悯、同情等许多美好的词汇不再在我们的生活中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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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不应是一台晚会秀
3·15不应是一台晚会秀
在我们中国，几乎没有人敢说自己没有买过假货的，假冒伪劣的盛行，已经不止一日，却是屡禁不止，见怪不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于是，诞生了一个3·15维权日，让人们生出一点希望，起码是一点安慰。但是，真正能够在3·15那一天伸张正义并获得赔偿而扬眉吐气的，毕竟是幸运的少数。面对那么大范围的假冒伪劣和深受其害的普遍消费者，一个3·15窄小的瓶口，如何装得下如此的伤悲与无奈？因此，如同虱子多不痒了一样，每年看央视的3·15晚会，很难再引起最初时的激动，而变得麻木起来，觉得3·15已经杯水车薪，仅仅沦为了一场晚会秀。
难道不是吗？仅仅看最近发生的事情，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致人于死命的双黄连注*，白元假钞在市面的流行因为仿真水平之高，令百姓无所措手足，北京城如东以来频频爆裂的地下水管，春节期间炸伤炸死人的山寨烟花、秀水街因售假而导致的商家不服的集体诉讼、甚至用高科技的手段造假炸出的肉丸人没有肉却可以畅销……还有跑出国外丢人现眼，因售假而导致匈牙利华商被骚扰事件，也不说那些正人君子的专家教授令人嗤之以鼻的论文造假案。各行各业如此之多的假冒伪劣，真的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让人防不胜防。怎一个3·15能够了得？纵使3·15是一支如来巨手，又如何能够一巴掌拍下去，按住如此之多活蹦乱跳地跳蚤？
按照*的观点，只要利润能够超过若干倍，就会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假冒伪劣之所以如此独步天下而所向披靡，形成了一个几乎集体无意识的网，有造假的，有贩假的，有买假的，形成了一个循环不止的生存链，成为颇具中国特色的痼疾沉疴。每年一次的3·15，只能沦为一种人们打假决心的象征，安抚人心的一贴伤湿止疼膏。
曾经有人说假冒伪劣是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必然出现的副产品，并举例说当年假冒伪劣最早最凶的福建石狮，如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不是假冒伪劣越来越少了吗？这种说法，将假冒伪劣和经济发展共生共灭联系一起，是将假冒伪劣仅仅视为了一种经济形象，而低估了假冒伪劣之中所蕴含的道德、文化，乃至一个民族性格塑造的因素。
其实，我们中国曾经是一个重信义为生命，轻黄金为粪土的国家，是一个曾经把“童叟无欺”高高书写在店堂门前旗子和招牌上的民族。早在《周易》中，就有“人之所助者，信也”的铮铮祖训。孔夫子在《论语》中所言“民无信不立”，也曾经家喻户晓的民族的一面高扬的旗帜。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记载有忠信义之侠士季布的列传，在这则列传中，司马迁深怀敬仰之心写道：“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从什么时候，这些曾经被我们奉为圭臬的古训，被我们淡忘，甚至被我们遗弃了呢？赚钱成为了我们唯此为大的唯一目标？甚至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大商人大骗，小商人小骗，乃至不骗就无法生存，而使得诸如添加三聚氰胺成为了奶粉业众所周知的潜规则可以在许多行业里畅行无阻？
假冒伪劣是一面触目惊心的镜子，面对假冒伪劣而呈现出来的不仅仅只是个别不良商家的唯利是图，而是麻木的国民心态，是沉沦的道德意识，是整体文化的滑坡和千疮百孔。经济最终的发展，不是耍小聪明，搞假冒伪劣发财，经济发展的基础，依赖于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明治维新时候花大钱先投入国民教育，方才使得日本经济复苏而强盛。而我们过于重视经济的GDP，对于教育的投入太少。所以 ，我们的儒商太少，而奸商日渐其多。
因此，尽管每年一次的3·15在史中起到了很多的作用，但时至今日，已经显得有些的势单力薄而勉为其难。对于猖獗的假冒伪劣，仅仅靠3·15是不够的，仅仅靠法律也是不够的，而只有全民族的道德文化意识和水平提高，才可以自觉的抵制、制止和根除。虽然，文化的力量不是唯一的，万能的，但文化的力量却是能够可持续的，能够支撑并重塑一个民族的性格和形象的。
如此，3·15才可以不只是一台晚会秀，而成为我们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我们还敢吃什么
我们还敢吃什么
食品安全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从前几年的南京冠生园的月饼、金华的火腿、太仓的肉松、重庆的火锅底料，相继被查出有问题之后，紧接着又查出来掺了化学添加剂的龙口粉丝、使用了工业盐和敌敌畏的四川的泡菜、以及河北的毒韭菜、果丹皮，和安徽阜阳致人于死命的劣质奶粉……近日，又出来了用火碱泡过的凤爪、含有苏丹红的红心鸭蛋、抗生素超标的多宝鱼……真的是前赴后继，按下葫芦起了瓢，令人瞠目结舌，让人防不胜防。这还只是曝光的一部分，没有曝光的，不知接下来还能够有什么。如今，什么东西是安全的？我们还敢再吃什么呢？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少数人心里潜藏的疑惑和担忧。普通百姓，谁能够不吃东西？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都要和这些东西打交道，关系着人们日常生活最密切的饮食，都频频告急，屡屡出了问题，人们当然有理由发出这种担心的疑问与质询。我们还敢再吃什么？当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与质询的时候，是社会某些本来恒定的标准、系统，乃至根基发生了失衡、动摇甚至坍塌的信号。可怕的便不仅仅在于上述已经曝光的东西，也不在于屡查屡犯、屡禁不止的这些现象的恶性循环，让造假者漫不经心，有恃无恐，让普通消费者见多不怪，麻木无奈，而在于人们心底的这种疑问如疑人偷斧一般的蔓延：什么东西能够是安全的，我们敢放心无误地吃呢？
是的，这种的疑问的蔓延，便是对社会公信度的质询。可怕，或者说值得我们忧虑的，正在于此。表面上看，所有这些造假者，都是利益的驱动，是惟利是图的结果。但是深层所掩盖的却的对社会整个公信度的蔑视、践踏和挑战。作为商业行为，追求利益，是无可厚非的，可到如今像我们如此置人生命于不顾的丧尽天良的做法，实在是前所未闻，令人深思。因为，童叟无欺，是我们自古以来做生意最直白易懂而且是家喻户晓的祖训，现在却被我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自孔子以来就有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的训诫，是将信义当成天下与生死一样重要的事情来对待的，如今这些我们民族传统的精华，却被我们自己无所在意地抛弃了，就像把我们自己祖传的价值连城的宝物弃之如履。这还不可怕吗？
我们还敢再吃什么？人们这样近乎普遍的疑问告诉我们，生活食物链的断裂，其实，更是社会信任链的断裂。
由此，我不禁想起我们在*中的表现。那时，在政治的高压和膨胀下，人人自危，各自在心里筑建起了一道壁垒，相互之间的信任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谁能够相信谁呢，就是一家子的亲人之间都可以相互揭发。那时，林立的造反战斗队的名字里就有一个时髦的，专门叫做“揭老底”战斗队，可以想象那时的情景是多么的可怕。那时，人们对社会公信度的挑战，还打着革命堂皇的旗帜，有一个自以为高尚的动机来支撑。如今，人们从政治社会走进经济社会，对于社会公信度公然的挑战，已经不需要任何理由，而是*裸地毫无顾及了。在电视里看到那些造假者搅拌着大锅里肮脏的食物，用含有苏丹红的饲料喂养鸭子的农民，用火碱浸泡凤爪的摊贩，他们坦白地告诉人们这样的东西就是掺假的，他们自己是不吃的时候，我明明知道，这些人只是社会信任链中最末梢的一环而已，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他们，心里总是为社会迅速的堕落感到触目惊心，因为这连起码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在近代社会里，如果有这样的从政治社会到商业社会两次社会信任链断裂的话，我们会从今天的断裂中找到历史的影子。因为在*之后的信仰坍塌与失望的现实面前，人们以为发展蓬勃的商品经济是救命的稻草，信仰的不堪一击，所必然导致的道德的动摇，把闪闪发亮的实惠实用的钱票子，替换了当年在手中高举的画满动人口号的旗子，就是再自然不过的是事情了。
面对人们“我们还敢再吃什么”的疑问，我们实在应该好好反思，社会公信度的缺失，现实的原因是什么，历史的渊源在哪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将这个对于我们民族发展至关重要的社会信任链重新建立起来。否则，今天出了红心鸭蛋，我们兴师动众去调查去处理，明天又冒出一个多宝鱼，我们又兴师动众去调查去处理，然后在没问题的多宝鱼身上挂牌明示出售，我们便总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处于疲于应付的局面。我们可能能够马后炮似的跟在问题的后面擦屁股，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却难以将在人们心里已经断裂锈蚀的信任链弯腰捡起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