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后炮似的跟在问题的后面擦屁股，去解决具体的问题，却难以将在人们心里已经断裂锈蚀的信任链弯腰捡起并重新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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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了姚明这碗卤水，我们还能不能成豆腐
文 化 篇
没了姚明这碗卤水，我们还能不能成豆腐
天津亚锦赛的决赛，中国对伊朗一战，看得让我失望。中国队打得风格尽失，进攻乏力，防守无策，外线受挫，对抗更是处于下风头，锋芒全无，钝如老木。特别是篮板球完全失控，而上半场竟然一次罚球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徒有王治郅和易建联两个大个儿，在伊朗的高中锋面前束手无策，内线作用基本没有得到发挥。中国队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彻底失去水准、章法和自信，最后以大比分将冠军拱手相送，尽管不妨碍世锦赛那张入场卷，但无奈之情，写满中国队队员汗水淋漓的脸上。
问题早就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只不过，这一场比赛让我们颜面全无，而使得问题更加残酷的摆在面前罢了。自从北京奥运会之后，特别是姚明脚伤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姚明恐怕难以再披上战袍为中国队出征了。在没有姚明的时代，亦即后姚明时代，中国男篮的路该怎么走？早就应该未雨绸缪摆在我们的面前了。
但是，在此次亚锦赛中，我们看到的依然心存幻想，依仗着王治郅和易建联两个大个儿，走的依然是没有姚明的姚明路线。纵使中国队已经没有了姚明，还是顽强的奢望以高中锋为中心，所谓“易核心”叫得震天的响，弄得此次亚锦赛中国男篮失去了姚明又失去 “易核心”之后，就像掉了魂儿一样找不着北，而被伊朗队打得落花流水。
中国男篮也曾经拥有过自己的风格的。在五六十年代，以杨伯镛、钱澄海、蔡集杰为首的中国队可以和欧洲队抗衡；在*十年代，钱澄海当教练时带领中国男篮曾经称霸亚洲。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迷信大个儿，快速灵活多变的风格，渐渐消失或变得摇摆不定。我们开始如中国足球一样不大相信自己，而迷信外国的教练，在引进先进的篮球理念与篮球文化的同时，有些盲目相信欧洲打法，而没有敝帚自珍，挖掘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和风格，丧失掉不少杨伯镛、钱澄海、蔡集杰等前辈所开创的那个时代许多宝贵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此次亚锦赛中国对伊朗一役中，曾经是中国篮球快速反击，小个子突破分球，一条泥鳅搅动全池塘的鱼，从而打活全场的风格，或者说得分手段，竟然全都活灵活现的体现在伊朗队的身上，而我们则呆若木鸡，完全崩溃。这对于中国篮球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中国男篮此次亚锦赛最后一役惨败伊朗所暴露出的软肋，应该给我们敲一次警钟。如果我们找不到一条后姚明时代新的方略，我们在一年后的世界赛、三年后的伦敦奥运会，实在是前途堪忧，这恐怕是秃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比我们着急的人多得是。
其实，从某种程度而言，后姚明时代的到来，对于中国男篮，也许不见得就是坏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的篮球，和我们的生活现实一样，一直梦想并崇尚盖世英雄，觉得有了这样英雄的存在，就可以亮剑挺身，力拔山兮，就可以替我们闯荡江湖，除暴安良。长期以来，我们命悬一线，把希望和压力都寄托并压宝一样压在姚明一个人的身上，以为他能够就是最后帮我们点成豆腐的那一碗卤水。我们篮球文化的一元固守，致使多元的可能性，被挡在门外，所有人都几乎容易成为了陪衬，而姚明常常成为我们骄傲的同时，也容易成为我们的包袱。在突然没有了姚明的情况下，让我们更加容易有一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
后姚明时代，失去姚明，恐怕一时也再难以一下子找到如姚明一样的选手，让我们彻底断了念想和幻想，我们也许可以寻找到一条最适合中国男篮的发展的道路。所以，毛主席老人家教导我们说：丢掉幻想，放下包袱，至今并未过时，还是很有道理的。
后姚明时代，我们就应该调整我们的篮球策略和思路，首先不再迷信大个儿，不再一切围绕着大个为中心来打，重新拾取中国篮球灵活多变内外结合的传统，让速度重新提到面前，让王治郅和易建联（王治郅恐怕三年之后奥运会也已经老了）不仅仅是蛋糕上那一粒点缀的红樱桃，而只是全队的一员，才可以多点开花，调动全队的积极性，形成属于自己独特风格的制胜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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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是一碟三鲜馅的水饺
《潜伏》是一碟三鲜馅的水饺
《潜伏》热播，无疑成为了今年以来最受欢迎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作为谍战片，《潜伏》并非首创，为什么可以力挫群雄而创收视率的新高？看来，谍战不是其主要的杀手锏，观众也并非仅仅热衷谍战而身陷其中，必有其它奥妙才对。
除层峦叠嶂一般的悬念迭出，构成谍战片坚实的外壳，使其有了一套层层剥笋险象环生的结构依托，以及演员的到位而出色的演出托之外，我以为，《潜伏》的成功，有这样三点……
一是有意加强了纪实的真实感，国共双方特工的高级领导李克农、戴笠等悉数登场，为电视剧主要人物制造真实的时代背景，混淆真假界线，让历史与艺术彼此渗透。对于目前不少电视剧粗制滥造肆意编篡而漏洞百出，观众早已经失去耐心，极其厌烦。面对遥远而模糊的历史，观众一般对纪实情有独钟，探求历史之谜与之秘，是一般观众欣赏的心理。《潜伏》在这方面精心的构置与精良的制作，满足了观众这一好奇心和探知欲。
二是有极强的现代职场与官场的文化症候。电视剧演绎的是革命者余则成和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的周旋，却拔出萝卜带出泥，将其中不同派系不同背景不同人等，在政治影子下明铺暗盖之中，各自相关利益之间的勾心斗角，是那样的似曾相识，即使如今的观众对阶级之间谍战的生死斗争不熟悉，但心底波澜，利害纠葛，面前一套、背后又一套，嘴上抹蜜，脚下使绊，并不陌生。如今，职场与官场小说盛行，《潜伏》的编导者极其巧妙的将其借用和改写，让历史切换现实，让明争暗斗步入前台，自然让观众由此及彼，联想并共鸣，会心而沉迷。
三是将传统的三角之恋有力移植进谍战之中。将原来小说中的一个女人扩充为电视剧中的三个女人，是编导者的聪明之处。如今情爱剧泛滥，他们却能化腐朽为神奇。同样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情爱故事，同样是一个没有文化而粗俗、一个有文化而漂亮、一个不仅有文化而漂亮，同时还年轻而懂艺术，同样是一个初恋情人、一个后来者居上、一个是明媒正娶，却因为披戴上谍战的外衣，赋予一定意义的政治和道德价值，将传统通俗流行的情爱剧情模式，进行了改梁换柱的编排和整合，让余则成和左蓝、晚秋、翠萍三个女人的感情，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作为大众文化主力军的电视剧，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生产，从某种意义讲，大众也参与了如今电视剧的生产。美国学者莫雷（D·Morley）说过：“电视是人们可以随意使用的文化资源。”在收视率成为电视剧最终衡量标准的时下，大众更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电视内容和形式的隐性作者和制片人。大众的欣赏习惯、审美口味与消费模式，直接影响着电视剧的生产，精英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的进一步增容和改造而已。我们在不熟悉的谍战片中，和熟悉的情爱与职场、官场重逢，而获得某种情感与心理上的认同，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潜伏》的成功，是编导者的成功，也是大众的成功，聪明的编导者，懂得借力而顺水推舟，能够审时度势，而恰到好处的将如今观众最喜欢吃的三种馅，用一部谍战片做饺子皮，包成活色生香的一碟三鲜馅的水饺，是有足够的经验可以总结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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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沈阳为什么引起如此争议
小沈阳为什么引起如此争议
春晚最乐得人仰马翻的节目，无疑是《不差钱》。评它为春晚一等奖，实至名归。即使春节早已经落下帷幕，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不差钱》里的小沈阳和鸭蛋儿，特别是小沈阳走红全国而依然引起人们热议不止。
有意思的是，大众极其喜爱的，偏偏有些精英忧心忡忡。不是觉得小沈阳的表演有些俗，就是担心他的搞笑手段就那几样而且重复使用，便如当年“红旗到底小够打多久”一样，发出小沈阳到底能够红多久，能否取代赵本山诸多具有前瞻性的忧虑和思考？甚至有对小沈阳和支持小沈阳者的更为激烈的否定乃至鄙夷不屑，甚至被贬斥为俗不可耐。最近读报，方才知道一向支持新兴事务的魏明伦兄也在向《不差钱》发出了质疑和非议。
关于《不差钱》和小沈阳争论的价值与意义，便在这里，因有了如此的争议和反对特别是精英的反对的对比之中，方才格外凸现出来了。因为它已经超出了萝卜青菜各有一爱的简单的个人喜爱的范畴，而具有了社会转型期特定的文化内涵。
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一统天下具有不可动摇权威性的央视，放下了春晚一贯端着的架子，以一种宽容的姿态，包容了《不差钱》和小沈阳、鸭蛋儿这样来自草根的艺术与演员；当然，其实也是和姜昆黄宏等演员演出的政治歌颂题材小品的一种平衡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对于昂昂乎如庙堂之器哉的央视而言，这是一个可喜的突破。这种突破，不仅让小沈阳这样的俗演员和二人转这样的俗艺术，可以堂皇的登堂入室，有了一席之地，具有了俗对雅的冒犯与融合，以及草根对权威与精英对抗与相互的调和、平衡与妥协。
传统权威主流的艺术，从来具有引导作用，这样的作用其一便是对俗的艺术的规避与规范，如果俗的前面再加一个字：低或粗，便更成为了这种规避与规范的肉中刺、刀下鬼。特别是本来就属于俗的小品，便容易形成一种模式，便是如姜昆黄宏式的，也便使得才华横溢的赵本山的小品的路子越走越窄，以致最后瘦驴拉硬屎，痛苦不堪，让全国人民心疼得慌。这次的《不差钱》是对于以往赵式小品的突破，它不再主题先行，不再山丹丹式的搭配，不再仅凭语言的忽悠，而是以全新的组合和全新的形式，演绎全新的内容，创造出具有自身特点的欢笑，从中获得他们与我们亿万观众共同的*。这种欢笑与*，是冒犯式的也是平衡下的欢笑与*，冒犯的是一些传统的权威与精英，平衡的结果是让春晚达到高潮，全国人民尽情开怀。
《不差钱》和小沈阳的另一点价值与意义，在于群众对于大众文化多元化的需求上涨，和主流文化对于俗文化态度和姿势的调整和改变。记得在*之前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有过关于舞台演出有鬼无害论的讨论，现在其实是这样讨论的一种延续，即如小品演出的有益无害这类的俗文化，在全球经济危机压迫在很多人的身心疲惫的时候，群众对这样自我调侃开怀一笑以解压以放松的作品，需求增多，释放空间扩大；而在社会转型期，主流文化也能顺势利导，尊重大众的需求，重新认知大众文化的功能与作用，不再强求一元，不再以雅驱俗，不再仅仅强调意义而忽视欢笑，而能够屈尊纡贵，以包容之心平和之态，达到雅俗共赏的新境界，无形中增加了大众文化的居住面积和使用面积，和所谓的高雅文化有了并驾齐驱的行驶的双行道。民间潜在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如小沈阳这样才华横溢的草根演员，不知还有多少，我们只有不仅仅居庙堂之高重视高雅文化，同时也能够重视处江湖之远的大众文化特别是素文化，才能够满足不断高涨的大众对于艺术多元化的需求。
更何况《不差钱》还具有其自身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并非只是无厘头的单纯搞笑、插科打诨而没有一点意义。只不过，它的意义和《我有点晕》或《黄豆黄》之类的小品不一样，它并非只是浅表层的表现当下的生活，用狗子和孩子进行简单的对比置换，让大活人藏在箱子里装疯卖傻，用的只是一些小儿科的包袱和笑料，而表达既定而规定的即时意义的而已。相反，它触及了生活真实的一部分，展示了演员真功夫的一部分。尽管表现的匆促，而且“婉约”，只是点到为止，但草根梦想进入艺术殿堂，底层百姓梦想进入城市生活新天地，所蕴含的艰难和苦恼，以致不得不走后门套姥爷之类的关系，甚至请客送礼等时下成风却见怪不怪的钱规则和潜规则，都还是点到了生活的脉上和现实的腰眼上，让我们会心，让我们联想，让我们开怀，让我们更加看不上那些隔靴搔痒甚至穿靴戴帽来附庸风雅和追风赶潮而故意嘎咯吱你胳肢窝去制造笑声的小品。
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为春晚孜孜奋斗二十年的赵本山这次别开蹊径又提携后人的新努力叫好和致敬呢？至于以后小沈阳会不会扬长避短有新的改进和突破，我们更不必怀疑和忧心忡忡，赵本山每年春晚的节目背后都有一个团队，有这样的后盾作支持，只要有新的节目，还小沈阳没有新的发挥吗？面对如此对于小沈阳的争议，我以为还是应该给予小沈阳更多的宽容和支持更好。
刘老根大舞台为啥进军阳平戏楼
刘老根大舞台为啥进军阳平戏楼
看到《刘老根大舞台5月阳平会馆开锣》（新京报4月21日）的消息，心里有些恍惚和惶惑。从商业角度出发，赵本山看中阳平戏楼，作为刘老根大舞台在北京的第一个剧场，可谓独具慧眼；而阳平戏楼的辖管者，翻修并养活阳平会馆和戏楼，都需要一笔持续的费用，应该说也无可厚非。问题是，让荒芜了那么多年，好容易重新亮相的阳平老戏楼，掀起盖头来，立刻变身刘老根大舞台，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
上述那则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