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丁韪良翻译的，他后来当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相当于北大的副校长。严复当时就说译得不好，以霸译王，你看看，“权”多霸道，“利”多霸道，“right”那个词带着正义感，把这么一个正义的、正当的、应得的东西，译成权，还有利，这两种东西，把那正当的意思弄丢了。“right”本来不就是“正确”吗？我们打一个对勾，不就是“right”的简写吗？这全都给译丢了，严复说应该译成直，直截了当的直，对，理直气壮。或者译成“民直”。你说说看，这词多拗口啊，人们不接受，没流传开来，包括严复自己写文章都要用“权利”。但这个词又跟“权力”那个词，也就是“power”，在发音上完全一样。丁韪良自己也觉得“权利”这个译名不好，他为自己辩护说，新的学问进来，很难用一个老词对应上，不得不造一个新的。其实，他解释说，权利所指的就是个人应得之分。他在给自己辩护的时候用了“分”，可是译的时候却没用这个“分”字。如果咱们替他补救一下，换个译法，译做“权分”，这就具备正当性的感觉了。是该我得的，那就是我的分，你可以大喊：这是我的分！充满了正当性。
吴思：我发现这个词时，心中窃喜（6）
这么一来，这个“权分”的译法一改，你就发现中国的历史，完全可以看作权分的变迁史，你看《资治通鉴》的开篇，第一段，说的是三家分晋，然后周天子承认“犯分”的合法性，他用的就是“分”这个字。你发现，中国史学传统的核心原来是对“名分”变迁的分析。周天子承认三家分晋合法，封三家犯分的大夫为诸侯，这就意味着，与权分相关的意识形态，在那个时刻改了。司马光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最核心的利益变化，就是权分的重新划分。每个朝代都在做这个事情。你看，中国史学并不肤浅。一旦你意识到这个观察角度，二十四史就不是满本的帝王将相家谱了，而是权分变迁史，还有非常精妙的辨析。
封新城：你就专门写一本有关分的书，不是挺好吗？
吴思：我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做《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总之，我觉得接通道统或继承传统这个问题的关键环节就是，来自西方的观念体系跟中国的过去怎么对接。
“潜规则这种现象会逐步萎缩但不会消失”
封新城：在潜规则这个话题上你还会有进一步的文章出现吗？
吴思：在《潜规则》那本书出了以后，还有进一步的东西，一个是说，什么东西决定潜规则的面积扩张或者是缩小，我说的是合法伤害权。合法伤害权又来自哪里呢？来自暴力集团，暴力集团的成本和收益要用血酬定律来计算。暴力集团他们与规则有什么关系呢？暴力最强者可以立法定规，于是又说了个“元规则”。元规则就是决定规则的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元规则。
另外一步进展，又是一个新概念——抱歉，我老杜撰新词，杜撰新词很讨厌，你每次都得跟人家解释，你用起来人家都不懂，但是不杜撰你又没法办。我杜撰那个新词叫官家主义。从潜规则和元规则、血酬定律的角度看中国历史，可以看到一些新景象，官家主义就是我对这幅包含新景象的社会体系的称呼，我认为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就是官家主义社会。
这是我出完那本书之后，又往前走的几步，以后还能往哪儿走我不知道。
封新城：你做潜规则的解释时有一个限定——中国社会，那你这本书有没有翻译成英文呢？
吴思：没有，翻译成韩文了。
封新城：那最准确的英文译法呢？
吴思：他们有两种译法，经常看到有“Hidden Rules”就是藏起来的规矩。
封新城：藏起来的规矩，这翻译回汉语又没有那个味道了。西方有潜规则吗？
吴思：我看赫尔岑写的《往事与回想》，他生活那个时代，19世纪中的俄国社会，就跟中国明清差不多，比中国明清还野蛮一点，还###裸一点，但仍然是大规模的贪污，徇私枉法，充满这类的事。
封新城：3月1日（2008年）我们要做一个专题，想请教你们。现在网络在中国的作用不是很大吗？我们假设人大期间，人大代表是1000个，那我们想做一个“网民——第1001个人大代表”这么一个封面专题。
吴思：挺有想象力的，现在网民的影响也挺大的。这一个可能顶人家100个。
封新城：你是我们评的第二届知道分子，2007年我们评的是李子勋，他是一个心理学家，我在今年（2008年）第一期有一个他的访谈——怪了！本来是一个心理学家说心理的事儿，非常奇怪的是采访的过程中他一下把方向给转了，他谈国家，谈国家的运势，国家的心理。其中有一个言论，看你们怎么看——他说中国这几百年的落后，其实对全球而言隐藏了一种和谐，说总要有人来扮拖后腿的角色，而现在钟摆摆向了东方。
吴思：是这么说的吗？这种东西是难以证实的一个说法，我不会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这个太玄了。中国的命运真能这么研究吗？上帝或者是天道或者是时运决定中国来扮演一个拖后腿的角色，然后风水轮流转，现在该美国拖后腿了。历史不是这么走的。说着玩可以，但是你要讲清楚历史怎么走的，中国为什么拖后腿，就要详细说他内部怎么互相掐架。后来中国财富的迅速膨胀，和随之的国运上升，国势的上涨，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能计算出来的，都能把它变成一块一块的人民币，变成一个一个的美元，这都能算出来。美国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它要创新，要再往前走一步都很难，而反过来，中国的便宜劳动力的竞争把他们大量的就业机会夺过来，造成了那边一些失业的增加，当然这也把他们逼到更高科技的端口上去。这双方的对比和经济实力的转化，都是可以一分钱一分钱算的。但是，你如果说时运，那时运又该如何解释呢？这不是更复杂更玄虚了吗？所以我觉得，那个说法很好玩，但是搞历史的不会那么说。
（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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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我与他们格格不入又心心相印（1）
激荡30年，红黄企业史。
吴晓波在暗示什么？
把企业家当作改革开放30年“男一号”来写的是吴晓波，发现企业家只是中国历史与现实舞台上“男三号”的也是吴晓波。
这个“介入的旁观者”，诗人般地介入，记者般地旁观。
中国有企业家吗？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问吴晓波，或，跟吴晓波一起问吧。
“经济进步，你在历史书里是看不到的”
封新城：我要先谢谢你给我们贡献了这期的选题——“男三号”。你这个“男三号”的说法是灵光一闪，还是之前就有过这个说法？
吴晓波：之前没有这个说法。我不是一直在搞企业历史的梳理吗？前一段时间把《激荡三十年》写完，写到一大半的时候我就想把前面的百年史再捋一遍，因为我觉得这帮企业家的历史沿革并不是从1978年开始的。
2005年，王石来杭州，就在这边上，浙江宾馆，他们是开半年度会，把我和秦朔两个人拖过去了。聊着聊着王石就提出个想法，他说：“我们这帮企业家从哪来的？我爸爸是一个国家干部，我妈妈是一个锡伯族牧民，我现在变成一个企业家，我是从哪来的呢？”后来我去查资料，发现很多晋商啊、徽商啊，像胡雪岩啊这些，很多都是官商。王石后来也到上海、江浙一带看企业，他觉得晚清末年有一批民族资本家非常厉害。
封新城：他有点寻根的意思。
吴晓波：哎，对！寻根。洋务运动以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企业家，如盛宣怀、张謇、荣家兄弟等等，那帮人就搞的是现代工业了。我从去年（2007年）下半年开始写中国洋务运动以来的企业家，看了一大堆的材料，“男三号”的感慨，就是在这期间萌发出来的。譬如，我读史景迁的名著《追寻现代中国》，上中下三卷，从1600年写到1989年。史景迁被认为是费正清之后西方最好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的书在西方学界影响很大。可是，就在这三百多年的中国叙述中，我居然没有读到一个企业家。那么就变得很奇怪，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进步包括文化进步、政治进步、经济进步——是由这些标志来构成的，但“经济进步”，你在历史书里是看不到的。
在这些非常主流的历史学家眼中，你居然找不到企业家的影子——这是我看很多近当代历史图书时最最强烈的一个感触！那个时候我就有了“男三号”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历史就好像是一部电影，一般一部电影大家都会记住男一号，偶尔会记住男二号，很少有人会记住男三号，而企业家就是中国当代史中的男三号。我现在要用史料来颠覆掉很多传统的印象，比如说一些重大的历史节点上，像辛亥革命，企业家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7年的北伐战争，一直到1937年“九一八”的时候，企业家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我在找那些历史节点。然后我就发觉，在这些节点当中，企业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封新城：在你落笔的这30年里，你是把企业家当主角来写的，可是这么一场大地震，妖魔化企业家或是妖魔化商人又跟着重演了。
吴晓波：这是根深蒂固的。在根子里他是蔑视你的，从国民性的根子里，文化的根子里，他都认为这是不重要的。商人的力量被漠视，商人的形象被妖魔化，是中国向公民社会进步的一个文化障碍。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吴晓波：我与他们格格不入又心心相印（2）
封新城：是啊，就像王石，突然成了靶子。
吴晓波：王石这个事情发生后，我没想到公众的情绪会这么激烈而且绝对化，到后来为王石说话的人都变成了“资本家的乏走狗”了。其实骂他的人都知道，王石并不是他们所谩骂的那种人，如果王石真的是个小气鬼，那他不说话就完了嘛。很多骂他的人也知道王石这次被骂是误会，但他仍然被骂。这是一个很撕裂的事情。王石的企业家形象，从他1984年办企业到现在，还是挺干净、挺阳光的，大家都挺认可他；就因为这次这么一件事情，虽然大家都知道他是被误会的，但仍然有那么大的一个舆论聚集，那说明整个的国民心理对企业家这个阶层的不理解，根深蒂固的不理解。
封新城：有两个层面，第一，毫无疑问在中国做企业家是需要政治智慧的；另外，从老百姓来讲，你都做了30年的明星，显然是被宠坏了，既然我能把你捧出来，最后也会被我唾弃。
吴晓波：毁灭明星，是人类的一个共性。把你捧得很高，然后再把手放开，大家都很爽。我认为在这次地震中，对企业家的攻击是个民族性的问题。可怕的是，这个舆论是不均衡的。如果这个阶层被理性理解的话，会有人去骂他，但也应该有一批人去为他辩解或者捍卫他，而这个社会本身是不均衡的。
封新城：这是不是我们多年来对贫富均衡争论的一次爆发？我的意思是，这不是王石一句话的偶然。
吴晓波：这当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据我的观察，属于市民阶层的企业家现在却被有意无意地摆在了公众利益的对立面，成为唯一被###的对象。这是很危险的。当然，企业家阶层自己也对这一景象不知所措，他们一直不知道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与定位，都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封新城：找线索其实就是找现实中的地位嘛，就是说对他们现实的一个焦虑，一个地位上的焦虑。
吴晓波：中国企业现在就是找不到根，这是蛮糟糕的一件事。我写《激荡三十年》，副标题就是“中国企业1978～2008”。我认为这拨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确起了最主要的作用，因为你知道这30年主要的成就基本上是草民、是老百姓创造的成就，不是政治家规划好的，是一开始就没有蓝图的一个改革。这拨人被妖魔化是和30年有关系的，你看这30年来，那些最早做企业的人，他们的出身都很卑贱，很多那些体制外的边角料；但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就是这些稀奇古怪的人成了财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
“儒商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
封新城：我的一个采访对象这样跟我说：中国还没有成长企业家的土壤。虽然你这本书写了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史，但是一个企业家这样说还是让我感到悲凉。
吴晓波：这对中国的未来是个非常恐惧的事情。真正的文明社会和商业社会，最稳定的阶层一定是中产阶级。如果这一群人自我怀疑，然后逃避，然后整个社会对他们的看法是敌意的话，这是非常可怕的。我研究企业家的时候就很感慨，他们这帮人，只要是懂点历史的，在中国做企业，先天会有恐惧。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个阶层是不稳定的，而且本身又不被尊重、认同，那就把整个中产阶级最主要的阶层——企业家给挤出去了。
封新城：你采访企业家，一方面他们有那种创业的艰辛和激荡的激情，但可能更多的是跟你倒苦水吧？
吴晓波：我与他们格格不入又心心相印（3）
吴晓波：就是不安全感。中国商业社会的转型期之漫长，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而它的不断反复又让身处其中的企业家饱受其害。在一个有点扭曲的商业环境中，中国企业家的生态状态就是：当然会出一两朵奇葩，但它不会是一个正常的花园。
封新城：30年如何选三十人，你认为企业家能占到一半以上的席位吗？
吴晓波：这要看谁选，我估计占不到。也就是三号这样一个位置吧。第一拨是政治家，大量的政治家；第二拨可能就是你讲的，观念变革者；然后才可能是企业家。
封新城：回看30年，最大的变化是观念，企业家是观念的承载者吗？
吴晓波：我觉得这种体制下，企业家阶层本身并不能够创造观念，他基本上就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