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一句话：滚！这个家不留你！就是“滚”这一个字真让一个儿子伤心。他说，我写小说就要成名成家成腕，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王朔他不能回家，如果他们家能给他一点温暖，他都不会这样。所以那天我就特别震撼。为什么王朔拉着他妈到《心理访谈》？到了那个栏目组，他问了他妈一些很尖锐的问题，这都是我们共同想问的问题。他说：“妈你爱我吗？”他妈说：“当然爱你啦。”然后王朔又问了一句：“那如果现在我是通缉犯、###犯、反革命分子，你还爱我吗？”他妈一下子就哑然了。心理专家李子勋就对王朔妈妈说：“他其实是想问你，你对儿子的爱是无偿的爱吗？”（哽咽、流泪）
我们都一样，我们需要的是无偿的爱。他们真的是太忠于党和人民了。李子勋说得特别有道理，他说为什么很多人不理解王朔呢？我说他们都是傻B，王朔不是代表他自己和他一个家，他代表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我告诉你，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家里没有一个是幸福的。
封新城：老王他妈能接受这种方式吗？
叶京：那天李子勋说了，王朔一点病都没有，什么心理问题都没有，太正常了。王朔他妈的确有病，包括我妈，整整这一代都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但这种病不是来自生理的问题，而是来自这个戴着面纱活着的社会。搞什么孔老二？如果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那死了就死了。而且王朔的确经历过来世，他跟我讲过。他说他不能就这样走了，一定要跟他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崇拜的一个老大哥，你知道后来都惨到什么分上了吗？那时候他们还住在王府井的四合院。我到他们家去，他妈不让他进门，说要赶他出去。他们家几个孩子为了争这套房子和他父亲的遗产几乎打起来了，都到了互不相认的地步了。你说现在都什么社会了，人与人之间怎么都这样了？原来是我们这些人里最有文化的人，现在都变成什么了？我们家吃饭就没有一次愉快的时候，我们家就代表了这一代人的家庭状况。严重的扭曲。我不是说杞人忧天，这种包袱的东西，即使在我们这一代人故去了以后，还会留到百年之后，所以我们现在能洗清一点就洗一点。人与人之间就像王朔说的那样，要众生平等。谁也别把自己当救世主。
王朔的信仰早就拧过来了，我还没有完全扭过来，所以他一见我就说，叶京你现在是我五六年前的状态。王朔女儿心态特别好，她说中国人教育就是不对。她劝他爸说，你没必要做这样的名人啊。所以王朔说，他一看到她女儿回来，心里就特别宁静。
我一直都挺悲观的，一直是性情中人。我以前也不是干这个的，只是###年前才开始干这个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是自己写自己开机，不到外面找人？我不需要钱吗？需要。我六七年前就可以接很多烂的剧本，现在大部分人都是这么干的。可即使我接了一部戏挣了两三百万，我也会抽我自己大嘴巴，我会很痛苦的。我不是自视清高，我真干不了这活。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创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觉得只有那时我才能摆脱所有的烦恼。回到我创作的状态下，我觉得那是最幸福的。
（录音整理/陈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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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我就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女儿的妈妈（1）
一年前（2007年）开设这个栏目时，于丹就在名单上。但犹豫不决中，还是划掉了。
我庆幸我的胆怯把采访拖到了时隔一年的今天。
我的意思是：一年前我只能采访到聪明的于丹，今天我采访到了率真、浪漫、大气甚至有时就是一小女子的于丹。
我不敢说这个访谈还原了于丹，但我的助手###整理完两万多字的录音后，喜爱之情一点也不掩饰。
她说：“真好看！真过瘾！”
封新城：你原来什么样儿啊？
于丹：说我现在涂脂抹粉了是吗？我告诉你，我原来就这样，我原来穿的衣服比这另类多了。
封新城：中午和中央台的人一起吃饭，他们说你现在和原来不一样了，过去你混迹于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当中，那时候可能你跟人家都不带笑的。
于丹：没那事儿！
封新城：你怎么老觉得我的问题是陷阱啊，哈哈。
于丹：你这种貌似忠厚的人，每句话都有陷阱。
封新城：他们的意思是，对于丹，他们还是很敬畏，很害怕的，现在他们觉得——
于丹：更可怕了！哈哈！
封新城：更景仰了。
于丹：那就让我在你们那儿还原一下我自己吧。
为什么是于丹？
于丹：我太喜欢海哥拍的照片了！真的，我觉得《新周刊》的照片是我看到的在静态下极具张力的那种照片。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特别喜欢《新周刊》吗？当时各种刊物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是机场里卖得比较贵的一种，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买，觉得拿在手里有一种质感。《新周刊》给我的感觉是，它给了我一种另类的视角去解读这个大家都已经读滥了的世界。它的那种新锐，那种边缘化，还有那种理性——《新周刊》貌似感性，但背后有一种冷冷的理性；表面上非常张扬，其实内里有一种很节制、很含蓄的品质。这是我特喜欢的东西。人喜欢一种东西就是喜欢它的一种质地，就像你有时候喜欢某一种材质，不管它是布料，还是家具。作为一个阅读的载体，它承载一个文本，一个故事，一个评价、观点，这是不难的；但它本身有一种不变的品质，这是很难的事情。
封新城：但是业界基本还是把我们当成一个比较调皮的孩子。我记得一些很老的人，他们愿意读我们的杂志，说里面有一种率性。
于丹：我老拿你们《新周刊》跟学生讲，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完成了很酷的一件事。我们教大众传播学的总说议程设置，就是你能够有一个很清晰的主题；《新周刊》一开始主体设置就非常明确，它能建立好多的榜，它老在这儿评价，它有它眼中排行榜的理由。所以我就觉得传递价值观、传递评价、传递态度，这是《新周刊》做得特别成功的。
封新城：谢谢！你看，“总编访谈录”这个栏目，去年（2007年）3月刚设的时候，第一批名单，你就摆在第一位。但是后来我想半天把你划掉了，你猜猜为什么。
于丹：那时候太喧嚣了。
封新城：这是一个原因。你设身处地为我想想，还有什么原因让我划掉你。
于丹：觉得我太主流了？
封新城：不对不对，仅仅是，我觉得你太能说了！我看到《鲁豫有约》里面，鲁豫号称平时跟人谈笑风生的人，可在你面前也就一乖乖女，一个倾听者。这样我哪敢找你聊，这不是疯了吗？我怕了，说这人我不碰。
于丹：你看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误读！对我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安静地还原一种真实。因为我的那种，像你说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我认为是一种职业状态，其实那不是生活里真实的我。可是我好像跟谁说谁都不信，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失语的孩子，可能现在就是小时候话憋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于丹：我就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女儿的妈妈（2）
封新城：这段时间国学热，出了一批人，而与孔庄同席的是于丹。你的出现让大家觉得很突然，但又很贴切。为什么是于丹？
于丹：我觉得就是被选择，一种各种机缘巧合的被选择。我觉得这件事情成于大众传媒这个平台。其实并不是说我的国学比谁的好，坦率地说就因为我是教传媒的，我特别了解大众需要什么样的信息。就是要求你永远生活在他们生活的语境之内，能够完成一种心灵的唤醒，而不是一个学理体系的灌输。
我讲《论语》，一个非常好的机缘巧合，因为我跟万卫老师特别熟。他在《夕阳红》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们科教文频道建立的时候我参与策划。后来他们有评审组，每一季度给人家审片子、打分，就你说的那个，我就一直混迹在一群老同志中间。我从来也没想过我会站到台前去。《百家讲坛》做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做得特别火，就有人说，你们得讲点儿经典啊，《论语》你们是绕不过去的了，怎么都得讲。他们说好吧，那就讲，然后就有很多专业的教授，作为主讲人的备选。剧组有时会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硕士时的专业方向恰好是先秦两汉，博士时又学传媒，后来十几年一直教这个学科，我考虑的是要传递有效信息，怎么完成激活，我就会特别强调传播策略；我一次一次老说这些，最后他们说你自己来试试吧，就这么着了。
封新城：是不是这之前你在学校里讲，就是这风格——叫什么呢？派头？
于丹：不太一样。比如说，讲《论语》，我更多的是要讲儒家的思想体系是什么，就一定要从先秦诸子这一块讲起，因为还是会有很多学理性和逻辑性在里面。在学校肯定不能讲这么些个故事，那就不是大学课堂了。
封新城：你的记性是不是特别好？
于丹：算是比较好吧，所以都没怎么用功。我也不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我只不过就是记性好点而已。
封新城：记性好还要表达好啊。我小时候也是，从不说话，有时候你看着我像调皮捣蛋的人，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却被评价为最让人省心的人。我只看书，只待在屋子里。
于丹：哎，那你蔫儿坏吗？你连蔫儿坏都不坏啊？后来长大才变坏的？
封新城：我觉得我坏是完全通过《新周刊》实现了，攻击别人啊、刻薄啊。
于丹：《新周刊》就成为你的一个心理宣泄的出口是吧？
封新城：差不多，那你呢？
于丹：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活得很沉重，没什么童年，所以长大以后不怎么着调儿，没什么正形，因为小时候太压抑了，真的！我小时候多郁闷啊，我和我姥姥在一个大院子里，没人跟我玩儿。
封新城：小时候是大人，等长成大人了又是小孩儿了。
于丹：我比较喜欢生命有时空错乱之感，就是我一天之内可以体会15岁的心情和50岁的心情，16岁的感受和60岁的感受。
封新城：那你不成神仙了？
于丹：那得看我和什么人在一块儿啊，你一会儿换一拨人呢？你一会儿换一环境呢？对吧？所以一天之内这人可以跳进跳出，换好多种身份。
封新城：你还是没有回答“为什么是于丹”这个问题。
于丹：我觉得现在就是，于丹这个人搁在这儿了，至于为什么，问题不能由她自己来解释。
封新城：你是一个解释者啊。
于丹：我不是解释者。
封新城：我的意思是说，你有传媒的特征，你有现在所谓的电视人特征，还有一个你不愿意听的词——明星，你当然有发言权，再说了，人要有自省嘛。。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于丹：我就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女儿的妈妈（3）
于丹：我就认真地跟你讲，我生命中过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太喜欢回顾、反省，对我来讲，只有当下和未来。过去的事情，已经形成了，就那样走过来了，过多地在里面寻求一种解释，或者说什么是遗憾、什么是庆幸，其实都已经不具备价值了。
“80年代是一个很奢侈的时代”
封新城：你大学是哪一级的？我是80级的。
于丹：你还是比我早点儿，比我早两届。
封新城：我们那时候80年代着迷的是萨特啊、波伏娃之类的。
于丹：你以为我不着迷吗？我们那时候看海德格尔，看萨特，看荣格，看弗洛伊德。
封新城：我的意思是说，怎么感觉好像你没喜欢过这些玩意儿似的。
于丹：我老跟学生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要是没有热爱过诗歌，那就像是没谈过恋爱一样。
回想起来，我觉得80年代真的是一个符号，一种情怀。80年代是一个很奢侈的时代，因为它没有60、70年代那种封闭和禁锢，但也没有90年代的拜金和迷茫。80年代的人传承了60、70年代人的那种理想主义，但他们又有西方思潮刚刚冲击你、洗礼你的那种激情。80年代是一个交融的时代。我是1980年上高中，1982年上大学，1986年读硕士，1989年硕士毕业。从1980年到1989年，是我精神成长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查建英，我们俩有一种特别的默契。我觉得她深刻地写出了80年代的一种特质，就是那种激情。80年代的奢华在哪儿呢？我有时候和学生聊天，说：“我带你们玩儿去吧！”学生本能地问：“有车吗？哪派车？”我说：“骑自行车不行吗？”他们说：“那不累死了？谁去啊。”可80年代的时候，我带着同学们，背着帐篷，骑车能骑四天四夜；走丢了，到河北境内，最后截卡车回来。那时候哪有说一天就玩完的呀，背着帐篷，骑车到一个荒郊野岗，大家躺在草地上，看着星空，在那儿背诗，古往今来的诗。
我觉得80年代对我的精神熔铸有特别重要的东西。我读硕士的时候是读中国古代文学的，但整个那个时代又是西方文学的一种冲撞，这种力量的交融在你的生命里其实是一种冲突、一种反差、一种特制的杂糅。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讲，它是能够把你的人格和胸怀气象塑造得很大的。
我读古代文学其实是很偶然的。本来我准备报文艺美学，80年代的时候，中文系学习好的孩子都想学文艺美学。我赶上了非常好的文艺美学老师，对我的影响力太大了！当时我们狂热地喜欢文艺美学，嫌师大图书馆的书老，我认识几个社科院的师兄，他们是学古典文学的，于是我们就换着看书。他们从八间房社科院研究生院那儿，给我运来西方文艺美学的译著，一摞一摞的，我就从师大图书馆借那些典籍给人家。那时候看文艺美学的书，就觉得那种精神的豪奢呀，就追求那种绝对理性。那时候喜欢康德，不喜欢黑格尔，觉得黑格尔的东西成体系，但是铁板一块；康德到处是漏洞，让你充满了质疑。还有荣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