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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教我们文艺美学的老师，现在是一个文艺美学大家，王一川老师。他教我们的时候，可以说是用一种诗意的、非常华丽的语言风格来上课，他说：“什么是美？美是我们前一步地平线上的那轮太阳，你像夸父一样永远追逐，但你永远不可触达。”他讲到那种审美的天空、那种诗意的时候，你听课的那种状态是欣喜若狂的。所以我当时决定考文艺美学。 。 想看书来
于丹：我就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女儿的妈妈（4）
但就在考试前一星期，发生了一件事，我的中学老师王老师肺癌晚期。我进医院的时候，看到那薄薄的白床单，还以为底下没有躺着人。他就露一个蜡黄的脸在外面，人在床单里几乎找不着。师母说他已经一个星期说不出话了，这就是生命的弥留之际了。我拉着他的手，他的手完全是一层皮下面干枯的骨头，我在想，这是一个用生命提携我的老师，你让我劝他什么呢？我让他好好养着，我让他恢复健康，这都是谎言，我相信他活不过来了，我能和他说什么呢？我就和他说：“老师，我考古代文学研究生。”这时候他骨瘦如柴的手唰地把我的手抓起来，然后听见他的痰音里挤出来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一个字：“好！”后来我师母告诉我，那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说的最后一个字。他走的时候是我正式填报研究生志愿的时候，我就是这么上的古代文学。
封新城：这么看来他眼光极准啊。
于丹：不！人生是阴差阳错的，我如果学了文艺美学，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封新城：对，我们这代人有个特点，赶上那个时代了，我们都属于反叛者吧。
于丹：很反叛，我读书的时候就很反叛，那个时候我就想一诺千金。有的时候历史、生命，都是那种阴差阳错，如果真的错过那一个星期，我真的上文艺美学了。
封新城：这是一个线索。另外一个线索，我们的确担当了那个时代某种反叛的角色，但是文化的承接，又由这些反叛者来做，这挺有意思的。
于丹：我觉得，什么是文明的传承，就是你中规中矩把它传下来，另外一种是在里面加入一种你全新的阐释。
我觉得80年代，在我的精神成长中，很有意思。一方面受西方思想的冲击，让我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多元化的文化理念。就是文明一定不是一元化的，真正好的文明是一种生态，而不是说哪一元有多么强大。比如说中国儒家文化，在诸子百家的时候是健康的，但是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它强大了，但已经不健康了，就因为它被独尊了。我觉得80年代的教育，那种西方文论，那种自由的阐释，尤其像你说到的精神分析啊、心理学的东西，它给了我们一种诠释，就是人的心理并不一定可以用社会性完全解释，并不一定可以用道德去界定。比道德更深刻的，你要把人看成一个生物，有生理和心理上的结构；我们要有更多对生命的尊重，是要本着一种科学去解释，而不是靠道德去鼓励所有人。我觉得西方文艺美学，再加上我学的先秦诸子百家，这共同构成了我的一个精神源头。
其实聊这个话题我的感触很深，因为我们都是80年代读书的人，80年代的精神成长，生成的元素太庞杂了，有西方文化，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使命，同时还有朦胧诗和武侠小说，这些东西都对我构成非常大的冲击。但在今天我没有机会去谈西方文论对我的冲击和影响。
封新城：你应该谈，我看你以前的经历，就想：咦？你不知道北岛吗？你不知道顾城吗？
于丹：说实在的，那是一个时代的青年的密码，想想那个时代还有一大批诗人，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说起来谁会不知道啊。这是一个时代的符码，包括崔健，崔健的摇滚。
封新城：他是当代最好的诗人了。
于丹：80年代对我来讲，是一种挟风带雨、摧枯拉朽的记忆，就是那种澎湃的激情让你裹挟其中。那时候那种固执的理想主义，不像舒婷的诗歌里有更多的光明和天真，像童话一样；而是像顾城那个经典的句子，“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觉得这是真正经历过悲伤、绝望，有过心灵寂灭的人特有的对光明的执着，我们更需要这种心灵的态度。我小时候那么喜欢雪莱的那种热情，但是后来又觉得拜伦诗歌中那种激切，那种抨击，让你觉得震撼。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于丹：我就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女儿的妈妈（5）
80年代我们听崔健，听罗大佑，再晚的时候才听李宗盛，其实更重要的是崔健和罗大佑。以至于现在，有朋友跟我说，老崔出新歌了，你这么喜欢他，咱们去听他的演唱会吧，我说我不去；有人从网上给我发链接，我说我不听。对我来说，崔健是生命中一段不能重逢的初恋。有很多人说，十五六岁的时候特喜欢一个人，到了四十五六了，大家都有家有口了，终于能坐在一起聊一聊了。聪明的人就永远不要再见，你十五六岁的记忆会永远新鲜；你再见，见到一个苍老的中年人，所有的梦想都没有了。我不听现在的崔健，因为崔健对我们那个时间段的成长来讲，那种一无所有，那是怎么样的一种豪奢的精神气象啊：“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那里面有一种颠覆，但颠覆就是文化重建的前提，所以我觉得80年代一定是经历过一个精神上极其自由的、###的、恣纵的十年；80年代其实是一个风卷残云、野马奔驰的时代。
包括武侠小说。我那时候迷恋武侠小说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胁迫宿舍里所有的女生看武侠小说，要是哪个男孩子喜欢我们宿舍的女孩子，就得逼着他们也看。没看过武侠小说还能追我们吗？特受我们鄙夷。
“自由表达的前提必须是充满诚意”
封新城：哈哈，真的？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从不看，别人都说你看了这一页，你一定会看进去的，我就不看。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不否认它起到的作用。我现在想和你找这种链接，原来《百家讲坛》里讲孔庄的于丹，如果你说你喜欢《新周刊》，我觉得这简直是客气话啊。现在你谈了这些，我相信你是真的喜欢。
于丹：其实人永远都是被误读的。我对我被选择成什么样子，我都坦然接受，所以有人跟我说，有人叫你“学术明星”，有人叫你“文化超女”，所有这些东西你喜欢吗？你接受吗？我不能说我接受不接受，接受不接受是你自己的事情吗？谁上小学的时候没被起过外号啊？有些外号让你沾沾自喜，比如你的头发是自来卷儿，有人叫你小洋娃娃、小卷毛，哟，你觉得很漂亮；有人叫你小疯子，你的心里很愤怒，可你也不能追着那个叫你小疯子的跟他吵吧。你既然已经被媒介放大为一个公众的符号了，大家喜欢不喜欢都是人家的权力，你有什么资格去评价人家说你接受或不接受呢？
封新城：这是因为你又懂传媒，传媒呢是一言以蔽之，或者说是形象表达。
于丹：我们今天不经意聊到80年代，其实我们会去追溯一种精神成因。你说到写诗，我记得我写过那样的句子：“流浪也是一种归宿，离别也是一种爱情”。我喜欢的东西就是一种穿越。现在很多人可能觉得“穿越”这个词我用得很多，对我来讲没有哪里是栖息地、哪里是停泊地的，所以我喜欢的是“穿越”。我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荒原上的孩子》，我始终觉得自己是荒原上的孩子，在我的周围，虬枝、枯木这些离我很近。我从小不喜欢花花草草，很少有穿个小裙子花枝烂漫的照片。我整个80年代的装束，全是牛仔装，所以当时我的外号叫“大公子”，以至于男生宿舍的聚会每回都少不了我。当然，女生宿舍的聚会也少不了我。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荒原上的孩子，一直到现在。刚才海哥拍照的时候，一开始让我在一只雕塑羊旁边，我的状态怎么都调整不好。 。。
于丹：我就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女儿的妈妈（6）
封新城：当时你怎么想呢？
于丹：就是那只羊它长得不写意，角弯弯的，身上有绵羊的花纹；还有它的鼻子眼睛，太写实了，不是一个可以忘记形态的东西，我跟它之间就不来电，没感觉。而且它是羊，如果它是马，是虎，是狼，我都感觉会比羊强烈一些。羊啊、鹿啊这些东西就像花花草草一样，对我来讲没感觉。后来海哥终于饶了我了，就让我在石头上、在树旁边，我刚才说冒着毁容的危险钻到树枝子里。这是我有感觉的东西，是我从小就喜欢的东西。我刚才有几个危险的创意，后来被海哥否决了，我想爬树，上梯子，他说造型不好。我是见到危险的东西就想上，而且想跟荒败的东西连接在一起，而远离人造之物。这一直是我心里的一种愿望，所以我希望最后我跟羊的照片就算了，就算我们热身，练练手，我真的不喜欢那羊，我跟它没感觉。
封新城：对，那就让大家看看这只羊有多不好。
于丹：我这是被海大师强迫的。
封新城：哈哈。同出于80年代，用现在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是多棱柱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比如《新周刊》一直冒充自己是新锐者，创新者。
于丹：我觉得我很懂得《新周刊》。
封新城：你刚才多次提到知识分子，可能你的自我认知也是如此，《新周刊》评“知道分子”已经很多年了，假如有一年选的是你，你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吗？
于丹：不会，我刚才说了，人被怎么样评价，实际上都是他人的一种判断，我一概接受，因为这种接受不接受由不得你。
封新城：当时的确有相当多的专家学者说，这不讽刺吗？我甚至还安慰着说，知道分子就是“知而且道出来”。
于丹：你老干这种望文生义的事儿，哈哈！我看你们太多期专题都是你望文生义攒出来的。但这就是一种风格呀，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解释世界的权利，也都应该有解释经典的权利。
封新城：我知道我那是故意的。
于丹：今天这个世界的好处，就是允许自由表达，这种自由表达的前提必须是充满诚意，就是对自己的真诚，和对其他生命个体的尊重。如果你本乎诚意和尊重，那角度没有任何禁忌，你怎么解释都可以。
“我只是一个教传媒的老师”
封新城：我从“为什么是于丹”开始问，反正现在你已经是“与孔庄同席”了，这跟你是一个女性有没有关系？
于丹：我还是说，我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无法评价。我只是认为，它在我的一生中，是很短的阶段，不意味着全部。我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教传媒的老师，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个人爱好可能离孔庄很远。现在经常有人问我，一件什么什么事，假如孔子在的话，他会怎么评价；这句话拿来问庄子，他会怎么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我也不认识他们俩，你说你问我，我就找得着吗？我现在的无奈就是这个符号有的时候被夸大了。
封新城：哈哈哈，如果我们这一期做“给于丹###”，岂不是又搅起波澜了？
于丹：实实在在说，我就是一个教传媒的老师。如果说我自己再做什么努力，就是从现在这种过于喧嚣的热度中，让大家静下来，恢复我的身份。比如说今天上午，我一直在上本科生的课，昨天我也在给本科生上课。我大量的时间，只是在给本科生上课而已。
封新城：你觉得要恢复的话，有戏吗？
于丹：我就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女儿的妈妈（7）
于丹：起码我在努力。一个人自我的认同跟所做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会传递信息，最起码我自己不能再推波助澜了。现在有些活动介绍我的身份就是“知名学者”，我不能为这四个字再沾沾自喜，这对我来讲没什么可高兴的。我希望有明确的单位、明确的学科、明确的职业，“知名学者”其实是一个符号，我现在希望从符号中摆脱出来。我讲的是我的心得，我没有作整个《论语》的阐释，我也没有进行《庄子》的通解，我做不了那个，我也没必要做。我不就是读个心得吗？心有所得了就说出来，说完了这事就过去了，你要问我再深的东西，对不起，我过去不知道，以后更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研究这个的。
封新城：反正这么一件事，已经这样了，它带来了很多，包括钱，你怕谈钱吗？
于丹：不喜欢！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没多大意义。像你每个月要领工资，你写书一样会有版税、稿酬，它是你的劳动所得。我的生活就被改变了吗？没有变。
“我是我女儿的粮食！我女儿是我的老师”
封新城：你怎么孩子还那么小啊？
于丹：我贪玩啊，要孩子晚啊，我结婚13年才要孩子。
封新城：现在你看，你正忙着，小孩来了。
于丹：我现在觉得，等你有了一个孩子，就想着能有两个孩子多好啊。
封新城：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收养，对吧？你说咱们这政策真是要命啊，现在的孩子连兄弟姐妹都没有。
于丹：所以我现在就想，人这一辈子，你就永远做你这生命状态中最自然的情况下所愿意接受的那些事，这就是一种幸福。
其实我以前根本不想要孩子，对要孩子的事极其排斥。但是女人真过了三十五六岁以后，就开始希望有孩子。你会觉得孩子的到来，不是一个纯粹的生理现象，而是个心理现象，就是你觉得现在需要这样一种宁静，一种爱，需要生命的一种更新，使你的生活方式和结构得到改变。
孩子对我的价值观的改变非常大，以前我们俩的日子，那叫风花雪月啊。那时候我们一出去，都是一群没孩子的朋友，大家一起玩。我看到有很多人在小区里头，跟人聊天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