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好好练习观察周遭不同的人；但请务必留意，绝对别让你观察的对象发现，因为那会让人觉得你很没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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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自己的记忆太自信
如同前述，为了避免让情况一发不可收拾，有时即使我们明知对方说了谎，也必须要懂得保护自己、步步为营，不要急着拆穿对方。当然，要能这么谨慎，需要极大的忍耐力。
不过如果情况刚好相反，对方真的是出于“一时记错”，而且没有任何恶意，那么你就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不是吗？无论任何人，对于那些“一时记错了”的人，可能有的反应，应该只是心生同情吧，反而不会产生任何愤怒的情绪。试着想象一下，面对这样的人，你是不是会在心里出现这样的对话：
“唉，可怜的家伙，怎么才一转眼的工夫，就什么都忘记了。真是的，不多体谅他一点还真不行！”
但是话又说回来，说不定此时，对方的心里其实也对你抱有相同的看法呢？对于这种可能，你或许会认为：
“才没那回事！我是真的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才敢这么肯定！”
就以我自己为例好了，过去的我，也曾经对自己的记忆力充满自信。举凡对过去的事情，如果有谁记得的跟我不一样，我肯定会认为，自己的记忆才是正确的，于是便带着同情的眼光看待对方，有时更因为一味地认定是对方在说谎，而发生争执。
但在处理过各式各样的案件，也好几次目睹有关记忆力的各种实验后，我不得不对自己的记忆力，抱持着“审慎”的态度。我相信，只要各位参考了以下的实验结果，你也一定会跟我一样，转而对自己的记忆力抱持保守的态度。
史威福特教授的实验
威尔曼在《交叉询问的艺术》一书中提及，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史威福特教授，曾经进行过以下实验。
史威福特教授的班级有三十二名学生，他让其中二十九名学生，作为这项实验中的目击证人。此外，史威福特教授事先找了四名“演员”，私底下排演了一出戏，接着，在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下，让这出戏在这二十九名同学的面前上演。剧情如下：
在教室里的二十九名学生，突然听见走廊上传来争吵的声音，紧接着，教室的门砰的一声被打开，四个学生鱼贯跑进教室（顺带一提，这二十九名同学的座位是呈半圆形排列，每个座位的视野良好）。
四个跑进教室中的女学生A，将装有砖块的茶色纸袋丢在地上，男学生 B不停挥舞着手中的大香蕉，其他演员则一边目睹这样的行为，一边横越教室，往教室另一边门的方向移动。
这时，史威福特教授突然起身，大声斥责道：“不要打扰我们上课！”他在斥责的同时，还偷偷把甩炮（如鞭炮般的烟火）往地上一扔，然后大喊：“啊！我被击中了！”紧接着往后连退好几步。
这时女学生D，将跌落在地的教授扶起来，其他演员见状则急忙跑向敞开的大门，飞快地逃出教室。在逃离教室的同时，学生C，很快地顺手将A丢在地上的纸袋捡起来带走。
前后不到三十秒钟，这出戏就结束了。接着教授向二十九名学生坦承，刚才发生的那一场混乱，全都是预先计划好的，然后要求学生将过程中所有记得的细节，逐一写下来。
闯进教室的暴民
那么，这二十九名学生记录这场戏码的结果如何呢？
在这出戏中，突然冲进课堂的演员总共有四人，然而在这二十九名目击学生当中，记得这件事的只有三个人。
但接下来的事实更加惊人。
在这四位演员当中，有三位原本就是那个班级的学生，第四名演员，则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全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粗略估算一下，在做这项实验之前，这二十九名目击学生与那三名演员学生，足足有八个月的时间，大伙儿是平均每周至少会碰上三次面的。
然而在目睹教授遭到攻击这一幕，二十九名学生当中，居然没有半个人能够将整个事件，完完整整记得清楚；并且这四名演员中，还有三位是自己的同班同学，而另一位，则是校园风云人物。（再重复一次，这些同学有长达八个月的时间，一个星期至少会碰面三次。简单来说，就是从四月到十二月这段期间，他们待在人数不多的班级里，一同上课。）
几乎所有学生都将这件事描写成是，（没见过或不认识的）“暴民”或是“群众”闹事。就算演员中的同班同学，在横越教室、往另一扇门移动时，曾经近距离经过自己的身边，也一样记不得看见的是哪些人。
这二十九名学生的聪明才智，都是在一般水准之上。虽然说，他们面对的是突发事件，不过再怎么说，引发事件的几个主角，都是这些目击学生相处了八个月之久的同班同学，要不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连他们都无法确切地辨认出来，这一点实在令我相当惊讶。
况且，整个实验过程中，并没有任何会危及学生安全的状况（A同学丢的不过是只茶色纸袋，B同学挥舞的也只是一根大香蕉）。你看，就算是刻意安排的特定状况，人类的记忆力仍然显得非常不牢靠；你的记忆也是一样，我的记忆当然也不例外。
因此，我们对于自己的记忆力，最好能够抱持审慎的态度，且随时提醒自己，“虽然看到的都是别人的记忆出错，但我自己的记忆力，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如此一来，就能更有效地减少人际关系上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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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记忆不靠谱（1）
以前的我，在法庭上聆听对方证人的证词时，多半会在心里暗自呐喊：“你这个说谎的家伙！”不过，让我常常感觉对方在说谎的那个阶段，恰好是在我当律师经验相对不足的时期。随着出庭经验不断增加，我渐渐发现，大部分的证人说谎并非别有意图；即使他的证词跟事实存在多处出入，也是一样。要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大多是因为，证人会在有意识或下意识的情况下，按照“虚构的记忆”，“主观地”描述事实。
《交叉询问的艺术》一书中曾经提及约翰？罗曼利（John Romilly）爵士，他在某个判决里，提出以下的意见：
“千万别忘了，人类对于自己想要相信的事情，是会抱持多么坚信不移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将这种倾向谨记在心。人只要长期在脑海里思考，那些自己认定必然是发生过的事情，那么最后不论实情如何，也会将自己想象的事当成事实。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把凭空想象的产物，转化成自己的记忆罢了。”
罗曼利的这番言论十分精辟，并且清楚点出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证人会产生偏见，相信自己说的是事实，并将“自己的想法”转换成与事实有关的“记忆”。总的来说就是，自己的“想法”或“推测”，使实际发生的事物变了质，并将其转化为自己记忆中的一部分。
然而，这种偏见也可能是由他人造成的。本书所举的实例，大多引自《交叉询问的艺术》，该书的作者威尔曼，是一位相当知名的律师，他曾写道：
“我们脑海里对于过去事物所存在的概念，本质上其实已经遭到毁损或消灭，不只是变得不精确而已，而是掺杂了各种原先并不存在的要素，使这些概念确确实实变成了不正确的事实。比如说，有个男人弄丢了一只价值不菲的领针，结果他的太太暗示他说：‘该不会是被某个品行不好的女佣偷走了吧？’日后当这位男士再度回忆起这件事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将真正的事实与他太太臆测的暗示混淆在一起，于是在法庭上，他大概就会作出‘女佣偷了领针’这样的证词。”
受到暗示产生偏见
接下来回到正题，有很多证人，尤其是刑事案件的证人，经常要接受警方接二连三的讯问。原本证人是有权利选择要不要接受警方讯问的，只是一般实际的状况，警方都会强制讯问。如此一来，如果证人的证词，并没有顺从警方的预设想法，警方就很有可能会不断挑剔证人的语病，让证人难以脱身。一旦证人经过警方疲劳轰炸式的质问之后，脑袋会愈来愈混乱，作出的证词，便会开始受到警方问话的误导，诸如此类的状况，绝对不少。
由于多数的证人平时若不是得上班，就是得上学，在心态上，当然会明显希望任何的讯问，警方都能尽快放他们离开。在检察官进行最终诘问之前，证人通常已历经过不下数次的讯问，因而在法庭上作出证词时，证词往往都会偏离事实。再加上证人一心只想尽快从麻烦中脱身，因此随着时间流逝，证人再三确认自己的“认定”（或说“被强行灌输的想法”）无误之后，便会将这样的“认定”转化成自己记忆中的所见所闻。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断从外部与内部接收到偏离事实的讯息，一段时间过后，就会将一开始所接收到的“暗示”，在记忆中转换成“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为什么记忆不靠谱（2）
当然，一开始有很多人是因为觉得，“真麻烦，干脆顺着警方的话说好了”。只不过如前所述，我们在许多的案例都可以看到，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便会逐渐淡忘了，当初自己是因为他人的“暗示”才产生这样的偏见，进而又依据这些偏见提出证词，还一味地把那些偏见认定成：“我亲眼目睹了整件事，绝对错不了。”
疲劳轰炸之下创造新的记忆
虽然这好像完全偏离了主题，不过我还是想在此介绍几个案例，借以说明检警等搜查机关的调查，会对一般人造成多大压力。
由于律师有守密的义务，我稍微修改了以下案例，但案例的核心特质不变。我试图告诉各位的是，当检警一再对案情进行讯问时，会让一般人感到多大的压力。
某A女申请破产之后，有个放高利贷的家伙（手法不太专业），找上了A女的老家，死缠烂打地向A女的母亲追问：
“我希望你告诉我，你女儿在哪里？”完全没有离开的意思。
凌晨一点钟之后，对方好不容易才离去，并拿走了二十万日元。临走前还撂下狠话：“后天之前，最好把剩下的钱给我准备好！”
放高利贷的家伙留下这句话之后，便扬长而去。翌日，我从那A女的母亲那里得知了状况，立刻便与警方的民暴民暴，日本法律用语“暴力介入民事纠纷”的简称。指暴力集团介入民事纠纷中，以暴力从中索取金钱等。——译者注负责人联络，并进行讨论。然后，负责的警员在放高利贷的家伙说会再来的第三天，部署了更多的警力，在那家伙大摇大摆前来之际，立刻将他逮捕。
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那个放高利贷的家伙是暴力集团的成员，似乎不怎么清楚放高利贷的手法与知识。那家伙后来找了律师帮忙，提出了和解要求。由于对方提出的条件是，“返还强行取走的二十万日元，并支付补偿金”，在我与A女母亲讨论过后，也就接受了和解的提议。
然而，大约在完成和解后的一个月，当我前往检察署时，再次见到A女的母亲，她坐在检察官室前的长椅上，面容十分憔悴。
“您还好吗？照理说，事情应该解决了吧？”
听我这么一问之后，A女的母亲用疲惫不堪的声音对我说：
“荘司律师，已经不能再改变什么了吗？我都不知道被警方和检方叫去几次了，真的好累。早知道会变成这样的话，我就不和对方和解了。”
她以充满悔恨的声音，向我这么诉说。
人是现实的动物，如果大家知道，只要是恐吓罪的案件，不论双方有没有达成和解，被害人都必须面对警方或检察官不断讯问的疲劳轰炸，那么，对被害人而言，既然同样要遭受煎熬，且之后还可能必须上法庭打诉讼，那么与对方和解，并取得和解金，绝对是比较值得。
A女的母亲由于承受过大压力，已经失去一般判断能力，所以误解成，为了要达成和解，才得遭受不断被讯问的待遇。简单来说，通过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一般人在面对检警讯问案情时所承受的压力，确实超乎想象。
就连没遭到拘留的被害人，在面对检警没完没了的讯问时，都会感到不胜其扰，更别提那些被长期拘留的嫌疑犯，对于反复进行的讯问，会感到多大的压力。因此，迎合承办检警而扭曲了自己正确的记忆，也就不会是什么新鲜事了。
因此，像检警之类的搜查机关，会严重影响到证人（有时是嫌疑犯），让这些人很容易就产生各种偏见。例如秋田县那个年轻母亲杀害幼儿的案例也是如此。这个案例中，警方便是以“任意同行”“任意同行”系指，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同意作为借口，而强制移送至检察署的情形。的方式，要求被告到警局报到，结果被告就真的像是被拘留一样，在警局待了一整天。警方这种搜查行为其实明显违法，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警方必须先申请到正式的逮捕令，才能拘留嫌疑犯。这一点，大家应该特别注意。
为什么记忆不靠谱（3）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搜查机关在讯问案情时，处理的流程都这么不适当。不过在部分只有目击证人证词可以影响案情的案例中，证人受到检警影响而产生偏见的情况，通常很严重，恐怕连他们所记得的事实，都会因为检警的诱导，而遭到修正；至于原本不记得的部分，则会随着诱导“创造”新的记忆，这样的案例恐怕也不在少数。
此外，由于讯问次数过于频繁，讯问过程往往冗长费时，因此证人在斟酌利弊得失之后，总是会想尽快顺着检警的诱导，说出证词，好快快结束这些恼人的过程。所以证人自然会采取对自己立场有利的态度，因此而对案情产生了偏见，这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也不是所有的搜查机关，都是以诱导的方式进行讯问。推理名著《半自白》曾描述过，承办案件的警官，断然拒绝“诱导性讯问”的情形；很多承办案件的检警，其实会为了发现真相，而竭尽所能地进行调查。
我在司法官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