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几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柴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吧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柴油点着了。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部带回去。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有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部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A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里过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顶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她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改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都搬到兰州来了。谈话中她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你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他说，我还真有机会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我站住想了想，还真想起来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沟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时对我说过，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店名叫伊丽莎白。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幢小楼房里。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
心头突发的兴奋一阵兴奋，我走进了西装店。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进去问问，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不是很好嘛？
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顾客拥挤。我思考了一下，走进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实际他也就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样子——耐心地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才说，请问师傅，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营业员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说，什么老板？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她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什么？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我说怎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的说，不会的不会的，上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白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的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楼。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了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他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握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的找了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 最好的txt下载网
反右斗争之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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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卷长思，思绪有些紊乱。一九五七年，虽然国家连续遭受了几十年的战争创伤，百废待兴，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反革命、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等运动，国民经济总值几乎是直线上升的。国际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个英明的、正确的、伟大的、成功的政党。毛泽东主席的个人威望很高，人们不仅把他视为自己的英明领袖，而且把他比作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位“好皇帝”（中国在刚刚摆脱封建皇帝制统治几乎同时即陷入了战乱中——连续遭到封建割据、军阀混战、党同伐异、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四十多年战争的损害，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但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国家主席就是“皇帝”。）因此，《东方红》唱响了全中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交通运输、铁路、公路、海运、航空、外交等等诸多领域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各党派支持、信赖共产党，举国上下信赖、歌颂共产党。特别对毛泽东主席，认为他是共产党的代表、共产党的化身、共产党的灵魂，有些人把他比作神，是菩萨，不，是释迦牟尼的化身。四分五裂的华夏人民，出现了空前的统一，空前的团结！人民寄希望于共产党和毛泽东。正如《东方红》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在执政过程中感到：“党执政后，面临着更繁重的任务，更复杂的环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核心领导看到党内存在的问题，决定开门整风，听取各方面的批评，探索‘*新路’。”人们都以为这是执政党谦虚谨慎、集思广益的明智之举，是又一个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战略措施。大家都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双百”运动中去。尽管一九五五年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潘杨案件”惊天动地、震惊中外，余恐未尽——（该案是建国以来惊天大案——1955年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一共触及了2100余人，其中被扑的92人，被隔离审查的62人，被停职反省的73人。___在这些人员中，被正式定为“胡风分子”的78人，其中定为骨干分子的23人。在这78名“胡风分子”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在被逮扑关押的92人中，于1965年、1966年先后被判刑的3人，他们是胡风、天津的阿垅、上海的贾植芳。——另一起是同时发生在北京的“潘杨案件”——1955年4月，中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市代表团副团长潘汉年——这位曾被称为“红色特工”的神秘人物。此时已担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在会议休会的时间，应朋友夏衍、董青、吴祖光之邀，在东单一家小餐馆吃完饭后回到驻地，刚刚躺下，桌上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潘汉年拿起电话。电话里说道：“喂，潘汉年吗？楼下大厅有人相侯，，请你赶快下来一下。”在党的会议期间有人来找，不是老熟人就是老朋友，不然就是中央有什么急事。潘汉年连皮鞋都未来得及换，穿着一双拖鞋急匆匆地走下楼去。——大厅里公安部长罗瑞卿与几位便衣站在那里。罗瑞卿神情严肃地说：“根据*中央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现在审查你的问题。”——便衣们立刻给这位*八大的代表戴上了铮亮的手铐。——极富传奇色彩的潘汉年，从此也就传奇色彩地失踪了。——潘汉年的夫人董慧，此时只有37岁，是一位风韵犹存的少妇。丈夫的突然失踪使她如五雷轰顶，这位当年曾陪同潘汉年从事白区工作的“大小姐”，便为潘汉年的事情四处奔波。谁知不久，她就被以“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而被扑”。——在潘汉年被扑前的1954年12月，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扬帆在上海被扑，关押几天后，被送往北京，与后来被扑的潘汉年一同关押。——这就是建国初期曾引以轰动的“潘杨案件”。——这个莫名的“案件”在*以后，与胡风案件一同获得了*，但潘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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