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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扫冰场，一名男队员用脚一碰我脚，我哧溜一声摔倒了。我刚要爬起来，他用脚又一碰，我又摔倒了……他接连弄了我七八个跟头，搞得全冰场的人都看着我哈哈大笑。还有一次登山，我一个人趟着没膝深的大雪正往山下走，有人忽然从背后抱起我，把我一下子扔出好几米远……我回头一看，又是那个男队员正若无其事地向山下走去，而我却掉进一米多深的雪坑里半天才爬出来。没想到，这个总爱“欺负”我的队友，后来竟成了我的丈夫。
我曾问过他：“那时候，你为什么总爱欺负我？”
“看你傻乎乎的小样，觉得可爱呗！”
“你就不怕我跟你急？”
“你不敢，你就知道嘿嘿地傻笑。”
“你要把我扔到树碴儿上扎坏了咋办？”
“那我就养你一辈子！”
“瞎说，我才不信呢！”
人在年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记忆最深的是各队搞联欢，没电，这帮年轻人就在礼堂里点起蜡烛，在幽幽的烛光下，尽情地放声歌唱，那种浪漫情调太美了，令人终生难忘。运动员个个都是能歌善舞。大家让我也唱一个。我很害羞，但还是唱了一首《小看戏》。唱完，大家让我再来一个，我又唱了一首《沙依罗汗》。
后来，运动员们一见到我就说：“小家伙，你选错行了。瞧你像黄花菜似的，不应该跑到冰场上来拉磨，痛快改行去搞文艺吧！别在这浪费你的大好青春了！”
我听了只是笑笑，并不往心里去。
一个月的集训很快就结束了。临走，运动员下山和大海林歌舞团搞联欢，我负责报幕和独唱，穿的是哈体院运动员赵峰借给我的毛衣。
分手时，不少运动员对我说：“雅文，回去多学点歌，秋天见面好唱给我们听！”
在我的滑冰生涯中，没有留下任何成绩，只留给大家一些歌声。几十年后，偶尔遇到当年的冰友，他们第一句话就会问我：“雅文还唱歌吗？来，给我们唱一个。”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十六节（1）
1960年10月初，我随队来到北安早期上冰。
经过一夏天的训练，我的体能有了很大长进。可是，人生无常，上冰不久，一场灾难突然降临到我头上……
这天上午，我和队友来到北安郊外的庆华水库，发现变天了，冷风呼呼地吹着空旷的湖面，冰面上落满了灰尘，而且裂出了许多冰缝。上冰不久，许多运动员的冰刀就打了。我们几个队员按照训练计划，一圈一圈地滑着。可是，就在我做二百米加速时，我右脚的冰刀突然插进冰缝里，身体猛地弹了起来……
我挣扎着爬起来，觉得右膝盖剧烈地疼痛。教练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咬着牙继续训练。
下冰以后，我拖着瘸腿来找省队队医孙大夫，他看到我的右膝盖摔得又青又肿，给我开一些外贴中药，让我卧床休息。可我没告诉教练，仍然坚持训练。第三天，我的右膝盖肿得像馒头似的。而且，我对跌打损伤中药过敏，膝盖上起满水灵灵的大泡，水泡受冻后奇痒无比，被我挠破感染了，直淌黄水。
文质彬彬的孙大夫冲我发火了：“雅文，你还要不要你的腿了？把你的教练给我找来！”
我急忙说：“孙大夫，求你千万别告诉教练，教练知道该不让我上冰了。那我这一年就白干了！”
“可我是医生，我必须为你的腿负责！你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你不知道这样拼下去的后果……孩子，你还是听我的吧！”
他叫我孩子，也的确是个孩子。十六岁的少年，我想的只是眼前的训练啊、成绩啊，根本不考虑后果。
临出门，孙大夫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小家伙，别难过！你年龄小，训练的日子还长着哪。”
不久，我只好忍受着悲伤的心情，离开队友，住进了佳木斯市中医院。
医生确诊我右膝膑骨骨裂，给我打上石膏，让我卧床休息。我的右膝膑骨至今还留下一道很深的裂痕呢。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不仅要忍受伤痛和饥饿的折磨，而且要忍受近在咫尺的想家之苦。我没有告诉父母我腿骨折，怕他们为我担心，更怕父亲不让我干了。我每天躺在床上望着窗外的蓝天，心里盼望着，腿快点好吧，腿好了我好回去训练。
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体委领导决定，不训练就不能享受运动员的粮食定量，把我每月四十五斤的粮食降到二十七斤。而且医院的伙食极差。我整天饿得饥肠辘辘，两眼直冒金星。其实，我的床头柜里就放着队里发的二斤白糖和两瓶炼乳，可我却舍不得吃。
那时，看到父母吃着豆腐渣拌菜叶，瘦成了皮包骨，父亲走路都打晃了，干不动瓦工活，只好到一家小卖店去卖菜，我就把队里发给我补充营养的白糖和炼乳，全部偷偷地拿回家去，一口都舍不得吃。每次母亲都问我：“你自己留了吗？”
“留了。”我要说没留，母亲就不会留了。
像我这样从小在苦水里泡大、对父母有着强烈报恩思想的苦孩子，自己吃不吃，加不加营养都觉得无所谓，拿回家给父母吃，觉得终于报答了一份父母的养育之恩。
一天下午，我正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发呆，门开了，瘦弱不堪的父母忽然走了进来。我不禁大吃一惊……
母亲急忙来到床边，哆哆嗦嗦地抚摸着我打着石膏的腿……
我急忙说：“妈，没事，很快就会好了。”
父亲却嗔怪我：“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家里一声？要不是你装错了信，我和你妈现在还不知道呢！”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这个糊涂虫把给冉桂兰的信寄给父母了。
“我说不让你干那玩意儿，你偏要干，这回可倒好，”父亲又开始埋怨我了，“我告诉你，这回不许干了！那哪是人干的差事？死冷寒天的，整天在冰场上转悠，能转悠出啥名堂？这腿还说不定落下……”
“哎呀，你别说了！”母亲打断了父亲，急忙安慰我，“别听你爸瞎说，没事！你岁数小，骨头嫩，很快就会长好的！”
母亲从来都是这样，当我遇到挫折时，她从来不说泄气话，总是鼓励我：“别像霜打似的，没有过不去的山！”
临走，父母给我留下一瓶黄豆炒咸菜，还有两个掺着豆腐渣的玉米面饼子。母亲还给我留下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两条红绸子，我顿时有一种预感，急忙问母亲：“妈，二姐她……”
“你二姐享福去了。”母亲低头嗫嚅道。
我却一下子扑到母亲怀里哭起来……
母亲摸着我的头，又重复着那句话：“别哭了，你二姐的罪遭到头儿了，到那边享福去了。”
二姐活到二十四岁，从未享过一天福。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十六节（2）
几个月前，我回家最后一次见到生命垂危的二姐，她用那双大得吓人的眼睛看着我，声音颤颤地问我：“你穿那点儿不冷啊？”
我说：“不冷。”
她又说：“老妹越长越好看了。”
我说：“那也赶不上二姐好看。”
二姐却转过头去，用爱怜的目光看着身边不到一周岁的男孩儿，渐渐红了眼圈，嗫嚅道：“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像我……”
几年前，大姨给二姐找了一个比她大十五岁的铁路巡道员。二姐出嫁那天一直在哭，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儿，小名叫铁子，跟二姐长得一模一样，大眼睛，小嘴，非常可爱。
我抱起孩子逗他：“小东西，你长得跟你妈一模一样……”
二姐却说了一句：“但愿这孩子别像他妈这么命苦……”
临走，二姐伸出毫无血色的手，拉着我，声音抖抖地说：“老妹，我最不放心这孩子，我死了以后……”
“二姐，你别瞎说！”
没想到这是我和二姐的最后诀别。
二姐去世后，铁子一直由母亲抚养。七岁那年，老实巴交的姐夫又找了一个山东黄县的麻脸女人，带来一个二十岁的儿子。继母对铁子不好，七岁的铁子每天早晨起来生火、挑水、劈子、捡煤渣儿，什么活都干。继母一不高兴就把铁子的被子从窗户扔出去，让他滚。可怜的孩子抱着被子站在院子里哭。铁子的父亲去世后，十七岁的铁子接了父亲的班，当了铁路巡道工，后来又转到车站行李房当搬运工。他干得很出色，年年被评为先进，是出席铁路系统的省劳模。不久，继母的儿子因强奸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铁子一直抚养着继母和她的孙子。可是，儿子刑满释放后却不赡养他亲生母亲和抚养儿子。这使继母大为伤心，抱住铁子放声大哭：“铁子，娘对不起你呀！这都是报应啊！”
我没有忘记二姐的嘱托，一直视铁子为己出。铁子对我也像对母亲一样，到我家什么活都干。可惜，这孩子赶上“文化大革命”，没读多少书，一辈子都过得很艰难。
一连许多天，我都沉浸在失去二姐的悲痛之中。我一直珍藏着那副红绸子，也珍藏着我和二姐那份心底的秘密，看到红绸子，我仿佛看到了二姐那颗向往爱情、向往美好的心灵……
一个半月后，我出院了。
出院前一天，医院食堂给每个患者供应一盒鸡肉罐头。这是一个半月以来供应的唯一一次肉食。我舍不得吃，把这盒商标上印着大红公鸡的高筒罐头连同白糖和炼乳一起带回家去。父母看我带回来这么多好吃的，不禁又惊又喜。
父亲烫了一壶酒，起开罐头，夹起一块鸡肉送到我嘴里，我觉得那罐头真香，香极了！从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候能吃上一口鸡肉罐头，比现在吃一顿满汉全席都珍贵。
“老儿子，爸没白养活你！”父亲一边斟酒，一边又感叹起来，“你爸活到五十多岁，第一次吃到这么香的鸡肉罐头……老婆子，快来尝尝你老儿子给你带回来的鸡肉罐头！”
“妈，你快进来吃啊！”我也催促母亲快进来。
母亲从厨房里走进来，张嘴接过父亲夹起的一块鸡肉，边嚼边说：“嗯，真香！”
看到父母的高兴劲儿，我觉得比自己吃了都香。
临走，我把一个六十二元的存折交给母亲，这是我每月十二元的工资攒的。母亲接过存折，惊讶得半天没说出话来。要知道，那时候的六十二元钱比现在六千二百元钱都值钱。从此，我每月开工资都全部交给母亲。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十七节
翻开我的训练日记，1961年12月4日这天，只写了一句话：“今年一年，又在意外中白白地过去了。”
1961年，伤好之后，我又开始训练了，整个夏天又是在拼搏的汗水中度过的。10月初，我怀着对新一年的憧憬，又满怀希望地来到北安早期上冰。
可是，一场生死大劫又在悄悄地等待着我……
我的两场灾难都发生在北安，北安成了我人生路上真正的黑色驿站。
记得那是一个灰色的早晨，天灰蒙蒙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煤烟味儿。早晨起床，我好像感冒了，浑身发烫，一点力气都没有。教练让我休息一天。我怕影响训练，在房间里自己活动。可是当我做滑进时，却一头摔倒在地……
第二天，高烧四十二度，头痛得像要裂开似的。省队孙队医给我打针、吃药都不管用，高烧一直不退。教练带我跑遍了北安所有的医院，却始终查不出病因。
北安当时是县城，医疗技术较差。几天后，我连走路都很困难了。
我躺在旅馆里，被高烧折磨得昏昏沉沉的，脑海里出现可怕的幻觉，一会儿是龇牙咧嘴的怪兽，一会儿又是黑咕隆咚的深渊……
这天上午，教练请来五六位医生给我会诊，可是，查了半天仍然查不出高烧原因。
医生问我有什么感觉。我说头痛，记忆力不好，连《东方红》都不会唱了。这时，我无意中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我发现我身上有许多小红点……”
一听这话，医生急忙围上来查看我身上的红点儿。那些红点很怪，含在皮肤里，掀开被子一见光就看不见了，避开光，就看到身上一片一片全是红点。我看到医生们的脸色沉重起来，背着我，悄声议论着什么斑疹伤寒之类的话……
后来得知，黑龙江当时正流行斑疹伤寒。这批医生走后，又来了一位年轻医生。他问我那些医生说我是什么病。我说好像是什么斑疹伤寒。他一听，口罩上方的眼睛瞪得老大，问我：“你今年多大了？”
“十七。”
“小家伙，你这是捡条命啊！再晚发现几天，高烧连续不退，你不死也变成一个傻丫头了！”
我心想，尽胡说八道，我才不会变成傻丫头呢！我并不知道，当时，斑疹伤寒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即使不死，不少人因持续高烧而留下可怕的后遗症，变成了傻子。
他还说：“可能是旅馆卫生不好，有虱子，虱子是传染伤寒病的重要途径。”
教练考虑医院的条件和伙食不如旅馆，没让我去住院，让旅馆给我隔离出一个单间，每天医院派来一位护士来给我打针、送药。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白天，教练带运动员出去训练了，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听着走廊里运动员匆匆离去的脚步声及欢声笑语，内心充满了孤独和痛苦。而且，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一头秀发几乎掉光了。然而，比白天更难熬的是夜晚，发烧，浑身疼痛，梦里经常哭喊着母亲，醒来发现满脸是泪……
教练和队友们一边训练，一边照顾我，他们不顾伤寒病传染的危险，给我打饭、倒屎、倒尿……看着队友们端着痰盂出门的背影，我难过得几次掉下泪来，刚刚能下床走动，我就挣扎着去外面厕所了（旅馆没有室内厕所）。看着教练为我忙碌的身影，我开始原谅他过去那件事了。
二十天后，全省速滑运动员都转到齐齐哈尔训练，准备迎接全国一级、健将级比赛。我也随队来到这里，住进龙江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