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乍起，这是桃源最柔的风。
秦砖汉瓦下那七八户土著居民，坐下来畅饮当地特制的擂茶，浓浓的姜味驱去春日里的瘴气与一身的疲惫，让你通体舒泰！再来些五月桃吧，共产主义的春日何等悠闲。
关于天：冰火两极有韧性（4）
王昌龄、孟浩然、张旭、李白、刘禹锡、杜牧，还有柳宗元……一个个群贤毕至。
南岭是最梅的雨
唐永贞元年（805）深秋的一天，秋雨中，大唐原礼部员外郎柳宗元（773—819），怀揣着邵州（邵阳）刺史的委任状，从京都长安水陆并进，踏上湖南这片土地，整整走了43天。船靠泊洞庭湖武陵码头，上得岸来，顺路看一下桃源渔村。这里曾是陶渊明游过的那个渔村。
日近黄昏，渔人泊船收网，提着肥美的鳜鱼，在夕阳的晚祷中踏歌而行，悠然自得的样子着实让这个北方佬入了迷。“夕照渔村啊”，柳宗元自言自语。刚歇下脚，驿道传来了快件说，他改任永州司马，到更南更僻的永州当市长助理了。柳公在岸畔草草吃了碗辣椒拌饭，趁秋高月浩，乘一叶扁舟继续征程。
横无际涯的洞庭湖，银月如梳。不曾飘落任何尘迹的月光下，八百里湖面，风息浪静，碧水如镜，湖天相映，水月交融，泛舟湖上，叫人顿生此乐何极的感觉。人是贬谪了，职务一降再降，但一路上北国京城没得的景致，让他心境好了些许。
船入东洞庭芦林潭，拐进一条叫湘江的水道。又是一个落日黄昏，远山含黛，岸柳似烟，归帆点点，渔歌阵阵，期待船归的渔妇和企盼宿客的青楼女子，站在晚风斜阳中，温馨张望……“远浦归帆了，我却要往南蛮更南的腹地而去”。他喃喃自语，说罢，不禁泪洒衣襟。瘴气弥漫的永州，蛮荒夷族的永州，出产异蛇的永州等着他。这个壮年汉子，此时看起来却像个老头了。
湘水与潇水相汇处已是永州境界了，柳宗元在驿站一家旅店息下。这是个秋风瑟瑟，秋雨萧萧的夜晚。迷蒙的天雨，直往心里钻。“涔涔湘江树，荒荒楚天路。稳系渡头船，莫教流下去。”（元揭奚斯）。凄凉而无助的心境，就像这夜雨一样哀婉缠绵，不知是眼下荒蛮的永州夜雨，还是被贬人心灵的夜雨？市长助理茫然了。
这是岭南最梅的雨。
既来之则安之，还是把那“二王八司马事件”，以及被贬抛到脑后吧。柳宗元一家满眼荒凉，进了湖广交界的小城永州，碰上了一位古道心肠的老僧，让他全家寄住在龙兴寺，不然还真没他一家落脚的地方。
在永州，政治*的残酷与生活环境的艰辛还在继续着。柳助理满怀忧郁与悲愤，加上住地接连遭遇了三次火灾，身体遭受了极大的伤害，后来竟发展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朴质的永州民风，像湖南*两极的气候一样，深深入骨。永州之贬，一贬就是10年。他读屈原的《离骚》与《天问》，他读贾谊的《吊屈原赋》……同有的经历，共有的情怀，融和了一样的心境。湖南人与命运抗争的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奋斗精神，与民共患难的兰桂高洁情怀，这一切在他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柳宗元拿蛇说事，拿小石城山说事，拿雨拿雪说事……他仿效屈原《天问》写下了《天对》，士人被贬湖南蛮夷之地的那颗放逐流浪的心，与湖南特有的地理、气候以及水文所碰撞，折射他高洁的品格与狷狂的气度，寄予这块荒夷之地以物阜民丰的良好期待。
柳宗元游历永州山水，智识与思想于山水间深广开展，潇湘文人的过客心态经柳宗元对永州乡土与文人环境的认同，形成了正向的情感，由“潇湘客”转为“永州民”。在“潇湘夜雨”与“江天暮雪”等潇湘山水之美里，他不再充满对穷乡僻壤的哀怨，而是对避世乐土的向往。他在寄给朋友的信中明志，“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他没有动摇其变革的政治理想，在永州的10年内，不仅有游记《永州八记》的绝唱，还有《封建论》、《非〈国语〉》、《六逆论》等政治图解。
关于天：冰火两极有韧性（5）
10年过去了，柳宗元被召回京城，启程时已是白雪皑皑的寒冬。船快到潭州（长沙）时，可以听见冰与舟相互撞击的声响。湘江河滩渚洲差不多都藏在雪里，江面也快全封冻了。让船靠泊在一湾名叫橘州的江渚上，纷飞的六出雪花，已将江天浓妆素裹，一切都沉寂了，只有雪落江心的声息，商船落帆泊岸，田野坡坎，白原银腹，烟雾暮色……要归家了，要返京了，心情清冷，思绪随雪而舞，随梦而浮——“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真的不想走了吗？想自己是一钓雪老头了……他还是走了，船到洞庭自然直啊。
湖南的雪，谁说不是固态的潇湘雨。
洞庭湖是最深的忧
绿柳扶岸的长江大堤，将云梦泽切开，分为云梦湖和西湖（洞庭湖）。行政地域便形成了后来的湖北和湖南。云梦属湖北，洞庭属湖南。雨季的湖南雨水充盈，长江水涨，荆江南北两岸大堤便人工决口泄洪。柳宗元回京的第二年始，长江荆江河段泄洪口最多时达9个，分别流入洞庭湖与云梦湖。
地处云梦泽国的荆江南北两岸，气候相差无几，但两岸人性格异然。湖南或水或旱，自然灾害困扰不断。水灾是湖南地区最大的隐患。天下的洞庭，在天老爷面前，是个小跟班，只能观老天爷脸色行事，要你水漫“金山寺”，你不能说半个不字。争斗打拼在汤汤泽国的湖南人，内心滋长了一种特别强势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湖南“南蛮”与湖北“九头鸟”的争斗中已高涨到极致。
从宋朝开始，湖北人首先行动起来，在荆江北岸填堵泄洪口，阻水于云梦湖与江汉平原以外。南蛮的湖南人自然不甘示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效仿北岸的做法，将南边大堤泄洪口堵了个结实。于是，水满南北两岸大堤，双方劳民伤财，都沦为受害者。
洞庭湖曾出现过这样的湖市蜃楼。
“南蛮子”的湖南佬，吹着螺号，击着大鼓，气势磅礴地以赛龙舟的形式，拉出一种众志成城和踌躇满志的态势，抱成一团，将南边泄洪口填了个结实。火炮来了，自北岸而来，在炮火与夜色的掩护下，北岸派人来南岸决口了……
其实，这场互堵泄洪口岸以祈淹向对岸的争斗，并非湖市蜃楼。从南宋时起，原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填堵，只是，在湖北一方，首先发展到有地方政府参与其间，且手段阴损。清初南边藕池口溢漫，洞庭水域一片汪洋泽国。湖南老百姓认定清朝政府“舍南保北”屁股坐歪了。《南县乡土笔记》载：“荆州驻防的满族将军兼管堤务，在洪水高涨不退之际，拟向藕池方面消泄以杀水势，南岸百姓不肯决口，驻防将军用大炮对准南岸轰击，抢险人群纷纷逃命，南岸遂泄。”自然，这种堵口淹对岸的矛盾也使两岸人结下了难解的冤仇。“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种对湖北人不恭的说法便成立在这个时期。
抗洪抢险英雄们却倒在炮轰之下，让人匪夷所思。教训中的湖南人，就是流血也要保持自己的脸面。于是，民间自发组织起来，强力抵抗来自对岸的阴谋者，常常刀枪于荆江南岸，让对方的偷袭染成血色。洪水不断，这种极具湖南人个性的，因堵*发的较大规模的灾民闹事事件，便从没间断。火暴耿直的南蛮将一切付诸于“刀枪棒棍”，但终究还是解不开这个“死结”，而口子最终还是被权力强势洞开。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关于天：冰火两极有韧性（6）
作为母亲河的长江，在湖南连遭洪水劫难时，雪上加霜，以她一半的水量泄入洞庭湖。湖南境内受灾所淹面积比正常情况下扩大了两到三倍。灾民增加，湖匪出没，曾经的芙蓉国里，隐藏着极大的危机。湖南现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一些湖南有名望的人，像曾国荃，左宗棠等人也被社会推举出来向朝廷请愿谈判，他们甚至还亲自带兵到藕池监工堵口。自然，这种由地方官人谏诤的办法也不能解决洪水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反而使两湖的关系更加紧张恶化。
洞庭水走了，泥沙却留下了。这些泥沙成就了一个南县，还让安乡、汉寿、沅江、益阳、华容、湘阴、岳阳版图迅速扩大，到后来还有诸多农场与围垸的加入，使洞庭南靠50多公里，洞庭湖底以每年一个多厘米的沉积增高，从明朝嘉靖年虎口、调弦决口算起，已近500年，眼下的洞庭湖底已比江汉平原高出5—7米，洞庭成了个“天上湖”，这既是洞庭湖地区这些年水患不断的原因，也是日后江汉平原潜在的一大威胁。设若湖南人今天也学南宋荆湖北路安抚使方滋“夜使人决堤”，湖北面临的就不是简单的水患了，而是彻底的灭顶之灾。
洞庭是湖南最深的忧。
1998年大洪过后，长江上游拦筑了三峡大坝，湖南人疏通泄洪道，加固荆江、泄洪道与洞庭周边大堤，退耕还湖，保护湿地，整治生态环境……洞庭湖域再也不会看着老天爷的脸色行事了。湘江滔滔北去，长江滚滚东逝，水鸟翱翔，百舸争流，水天一色，这正是天下之水的浩浩洞庭湖。
忧乐是最隐的痛
历来自然灾害不断，处在“忧患意识”中的湖南人以及湖南旅人，无不充满极强的“忧乐”情怀。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到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都有着浓烈的忧患色彩，给湖南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忧患文化”底蕴。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湖南文化人才异军突起，有人说：“旧*主义革命时期大多是湖南人，新*主义革命时期又有几个不是湖南人？”湖南一直人才辈出。邵阳的魏源呼吁“师以夷技以制夷”。浏阳的谭嗣同变法殒身。新化的陈天华干脆在日本投海自杀，以此激烈的行为唤醒国民。还有辛亥革命功臣熊希龄与宋教仁，台湾现知名政治家宋楚瑜与马英九等。
表现在革命中，“忧患意识”让湖南有着浓浓的爱国传统与热情。湖南人有着“义无反顾”、“必达极端而后矣”的将革命斗争进行到底的韧性。有着“善变”，即与时俱进，走在革命的最前列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有着“知无不行”，即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这是革命的“正极”。
然而，往反地说，湖南人的性格就像湖南的天气，*两极。一旦过了头，一旦解了套，一旦失衡，便会走向极端。辛亥革命时期，这“两极”更是暴露无遗。盲从的“爱国热情”，让湖南人在“革命救亡”中有“闭关自守”之嫌。湖南人的“霸蛮”有时表现为“倔犟偏激”，这里除含有革命性与斗争性强外，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因简单急躁情绪而产生的激越行为，如自杀、暗杀以及其他的“不择手段”。
辛亥革命志士杨卓霖被捕后，在刑堂上义正词严地宣告：“白种害我黄种，卓霖立志保种救国。”禹之谟当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遇难后，慷慨地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依赖异族政府改行新法，等于与虎谋皮。”由此看来，湖南志士这种将爱国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力倡“革命救亡”的精神可敬可亲，但将吸外国（族）的先进科技之长，包括进步的政体等一票否决，这无疑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后来湖南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中，就是将*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取得新*主义革命成功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关于天：冰火两极有韧性（7）
蹈海投江自杀者，湖南辛亥革命前后有陈天华、姚洪业、杨敏麟、彭超和易白沙5人之多，这是全国绝无仅有的。他们以此悲壮的举动“励志”，以此唤醒国人，但这是湖南人性格极端的表现，他们的行动毕竟不够冷静，缺乏理智，其情可悲，其行不足为训。
辛亥革命志士杨敏麟等曾大力鼓吹的暗杀行动，与恐怖活动有些渊源。他们自制炸弹，并亲自鼓吹与参与暗杀活动。杨敏麟还是在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其团员有何海樵等6人，他们潜回北京后，伺机行刺顽固派首领慈禧太后，但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后因经费用完，不得已南下。何海樵到上海后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元培又介绍爱国女校懂化学的教师钟宪鬯、俞子夷二人入团，制造炸药。不久，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
1905年9月，杨敏麟与吴樾谋炸出洋考察宪政之五大臣。是年9月24日，吴樾只身怀揣炸弹进入北京车站，登上五大臣专车。正拟投弹时，机车与列车接轴，车身震动，引发炸弹自行爆炸，吴当场牺牲，五大臣中，载泽、绍英被炸伤。五大臣出洋考察被迫改期。孙中山对其“奋铁弹之一击”，以身报国的大无畏英勇气概十分赞赏。1912年3月1日孙在《祭革命死义诸烈士文》中称“吴弹姻于燕幽”，并令陆军部准建祠以祀烈士。著有《吴樾遗书》。
黄兴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度想躬行暗杀，以报死难者。到宋教仁被刺，黄兴还没放弃以暗杀报复暗杀主张。黄兴在给孙文的信中说：“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这种“恐怖”暗杀手段显然不足取。
劫难是最亮的疤
只要目标崇高，手段不在考虑之列。伟大的革命，目标一旦确定，即使路不在脚下也要走下去，对于以焦达峰为首的湖南革命党来说，对此是发过誓喝过雄鸡血酒的。
1910年4月，长沙抢米风潮被地方当局弹压后，焦达峰、黎先诚、周海文、沈仙舟、郭益吾和谢介僧6人出走醴陵，一住半年，生活清苦，衣物典当殆尽，6条汉子共一套衣服。1911年3月，广州起义事泄，他们遭遇通缉，避走武汉，一行人蛰居在俄租界一间破房里，两件长衫，见客轮着穿。其时革命党人已陷入“坐食山崩，资金不敷”的困境。
在这节骨眼上，湖北人居正出主意说，湖北广济县蕲州洗马畈有座达城庙，内供金菩萨一尊，所值甚巨，如�